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对自然宣战必　　
　　定伤害自己。
　　——卡森：《寂静的春天》
　　
　　1、艺术化、理想化的散步境界
　　
　　梭罗（1817—1862）是以《瓦尔登湖》名世的、杰出的美国自然文学作家。棱罗一生追随自然，崇尚自然，提倡简单生活，他的重要著作，都源于对大自然的心灵感应。
　　我手头有梭罗晚期写的薄薄的散文集《心灵散步》，有论者认为“总结了他一生的‘自然思维’”（郭定宇：《〈山·湖·海〉出版缘起》）。日间多事，入夜，在青灯下临窗展卷，对梭罗的“散步”艺术内涵，不觉有了新的体悟。在《心灵散步》里，梭罗多侧面地阐述了自己的“散步”观。
　　梭罗的散步以大地为背景，大地成了梭罗的天然圣地。“散步，无疑是直向田野和森林。如果只在花园或商场游玩几下的话，哪像什么话？”“人，是自然的居民，而不是社会的一员。……耐人寻味的是，真正到达圣地的，却往往是漫步者。另外一种对漫步的解释，有人认为出自圣地这个字，意即没有故乡、没有家园。因此，另一方面来说，这也意味着没有特定的住所，处处皆可为家，这就是漫步的深奥含义。”在梭罗心中，漫步、行走、散步等其实都是同义词，蕴含超然、脱俗的理想意味。
　　在梭罗眼里，“散步是一门高尚的艺术。我所谓的散步，跟运动完全无关，……当然，光是指挥我们的脚走向森林是没有用的，要是不把我们的灵魂也带去的话”。
　　梭罗认为，散步可以使人的身心充分地享受来自大自然的快乐。“步行所带来的悠闲、自由与自适，不是任何财富买得到的……房屋，关不住我，脚不出门踩踩泥土，我不会快乐。”梭罗散步的快乐，如原野辽阔，还犹同山荫道上的风景，层出不穷，处处新颖，“一个新景观便是一个新的心情，每一个午后，我都找得到这样的乐趣。你所看到的任何景物，都显现出某种难言的和谐，而随着四季的变换，路人的更换，你会感到时时刻刻都是新意。”
　　当然，梭罗是寂寞的，他深知“散步艺术”是“曲高和寡”的：“在我的生命中，除了少数一两个例外，我很少遇到有人懂得‘行走的艺术’，更精确地说，是‘散步的艺术’”（梭罗：《山·湖·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能鉴赏大地之美的人是如此稀少啊！”
　　在梭罗看来，倘若丧失了散步的快乐，人就会成为“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自然居民。散步，与梭罗理想化的、艺术化的生活方式已几乎划上了等号。
　　确实，借助散步，梭罗已把自己的欢乐与自然水乳交融了。
　　我以为，梭罗的散步境界与中国古代圣哲崇尚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理想模式“天人合一”是相近的。
　　只是梭罗并未提及，或者未能意识到，其实任何形式的“散步”都必定得有好的心境，需要有特定的好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
　　
　　2、环境恶化使理想化散步沦为世俗化走路
　　
　　书籍永远都是自然和社会的窗口。遗憾的是，环境类书籍，带给我们的感受，总是那么忧虑，那么多恨，那么揪心。
　　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在畅销书《濒临失衡的地球》中写道：“6500万年前白垩纪结束时期，恐龙及其无数物种灭绝。比较起过去6500万年之中的任何时期，地球上的动植物物种消失的速率现在至少要快上1000倍。”根据科学统计，这地球村，现在每天就有一种动物灭绝，每小时就有一种植物消失。美国人对地球环境污染的“伟大贡献”我们姑且不论，但“荒野文学”自上个世纪开始，的确成了美国的主流文学，忧患环境的著述更是风起云涌。作家、野生动物管理之父、被誉为美国先知的奥尔多·利奥波德在其不朽的著作《沙乡年鉴》中，提出了著名的“土地伦理”思想，他认为：个人是一个由各个相互影响的部分所组成的共同体的成员。土地伦理，只是扩大了这个共同体的界限，它包括土壤、水、植物和动物，或者把它们概括起来：土地。“简言之，土地伦理是要把人类在共同体中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中的平等的一员和公民。它暗含着对每个成员的尊敬，也包括对这个共同体本身的尊敬。”土地伦理自然是在特定的自然和社会背景下提出的。同为美国人和海洋学家的作家蕾切尔·卡逊在她不朽的《寂静的春天》中，则开篇就向世人描述出一个“没有声息的春天”，认为“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都可以很容易地找到上千个这种城镇的翻版。”她写这样一个“明天的寓言”，直接原因是当时的美国已遍施杀虫剂DDT，而发明DDT的人，已荣获诺贝尔奖。
　　不论是美国还是我们中国，自然环境依然在一天天恶化。纵然你发出再阔大、再高亢、再揪心的“绿色呼唤”又如何？
　　仅是污染都还罢了，而在地球村，就在我们的身边，还时见血光杀戮。在前不久，在可可西里国家自然保护区，又有上千只藏羚羊在大白天被人公开猎杀，还多是即将分娩的母藏羚。
　　在今天，数不尽的野生动物的鲜血淋淋漓漓，流在山上、水里、餐桌上和人类的嘴里。人类的双手已沾满了野生动物的鲜血，令人触目惊心的是有的，除了四只脚的櫈子竟然什么都还敢吃。
　　即便杀戮动物都还罢了，而研发贫铀弹、核武器、生化武器的竞赛，又如柄柄利刃高悬人类头上……
　　仅自然环境的恶化，就已让人类，总是走下坡路，滑入苍茫暮色……
　　自然环境何以会恶化？原因无疑得归咎于人类的堕落。人口爆炸是人类堕落的另类表现。人口依然在呈指数增长。意大利学者佩西在《地球的极限》中写道：假定你家门口有一口生长了一朵水百合的池塘。那么，这池塘水面上的其他生物就危险了。因为这水百合是一种每天按二倍速度递增的植物。你难于限制这种水百合的生长，到第二十九天时，池塘水面就将被覆盖去一半，而翌日，池塘便会被水百合完全挤满，而迫得池塘中的其他生命丧失水面空间。人口爆炸的指数增长过程，虽与此相似，却并没有水百合那般娉婷，那般闲静，那般洁白，呈现出的只能是美国诗人艾特略长诗——《荒原》所写的景象。
　　倘若我是画家，我一定要作一幅画，画题为《挤！》，画面主角为地球，而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全挤满人，到处都是人贴人，不留任何“空白”。
　　即使不是处于如此的自然和社会环境，而只要你仍有良知，有忧患之心，你就无法进入梭罗散步的诗化境界。因为人永远是依赖环境的生物，而反过来环境也永远在影响人、塑造人。
　　——怎么办？你只有、也只能甩开两条腿——走路！
　　说来凑巧，梭罗的《心灵散步》这本书，其实也是我在那个寒假暮日里“走来走去”时邂逅的。当时我正羁旅泸州。在扬子江畔走来走去之时，我想到，随风早逝的散文家苇岸在1991年8月也曾乘船到过泸州。8月正值长江汛期。苇岸说那时的江水还是“一种岩石的灰褐与泥土的赫黄的浅淡的混合色。这种颜色依然体现了江水固有的碧蓝背景。”而在他1997年9月写下的散文中，长江却已被写成为“第二条黄河”了。我想即便苇岸兄弟在扬子江边，即便在1991年夏天，他也绝不可能有梭罗那般的散步心境，也无法作梭罗式的散步了。
　　富于嘲讽意味的是，人们如此与“散步”不同的走路，不也可看作是人类在“返朴归真”么？
　　人类或许已经淡忘，当初自己也是从一棵棵古树上走下来的。只是当年下树落地行走，“生态方舟”是月白风清水纯土净的，连那时的月亮，也远比今日明白啊！
　　想想，人类两条腿的运动不多为走路吗？真是别无选择啊！
　　人类两条腿的可快可慢可有事可无事的走路，可雅致可世俗的走路，可东半球可西半球可南半球可北半球的走路，可风中雷中雨中雾中雪中的走路……种种姿态与心境，真是很好，而且越来越好！
　　只是由“散步”沦为“走路”，对于人，已成了日落西山般地无奈，成了难于啜饮而又不得不独吞的苦酒……
　　
　　3、走路也不是永恒的
　　
　　一位早逝的港星在影片里说：有一种无脚鸟，它无枝可依，为了生存，只能一直飞呀飞呀，飞累了就只能在茫茫的风里睡觉。无脚鸟自然是无法一步步走路的，终其一生只能下地一次，只是这一下地，就跌入死亡之谷。
　　如此伟大的无脚鸟，不已成为了沦落苦海的人类的绝妙象征了么？！
　　回顾已日渐遥远了的“萨斯”肆虐的岁月，作家郭小东说：“‘萨斯’真实地使人类进入了无脚鸟的时代，从地上被驱赶到风里，惘然地飞，他们不能再在坚实的土地上自由地游走，被隔离被限制被告知同时是自控在有限的空间里活动，自有人类以来，除了专制政治，还没有哪一种力量能使人类如此画地为牢。”(《四月绝响》)
　　人类变成无脚鸟，也能归结为是造物主的错吗？也是空穴来风吗？
　　“全世界的瘟疫都是地区性的。”（卡尔·萨根：《为地球呼吁》）瘟疫是由疫鬼或瘟神散播的，这些魑魅魍魉，来无影去无踪，在风中？抑或是水里？其实不管在屋里还是屋外，凡胎肉眼都看不见它，而它却有莫名的力量让人类涌入动荡的风里，惘然而飞，还能在飘泊中似睡非睡。这难道不荒诞吗？是“浪漫”的事吗？人类，还能够不检讨自己的所为吗？
　　不管人类以怎样的态度对待自然，都将得到回应，乃至惩罚。这惩罚，犹同卡夫卡小说《城堡》中所表现的现代荒诞，而在今天已拉开了帷幕。
　　想一想，在那“萨斯”肆虐的日子里，这天地人间，所飘荡着，叫喊着的，不都是这样一些词吗？——“隔离”、“口罩”、“消毒水”、“体温”、“恐慌”、“隐瞒”、“封关”……这些词难道不是苍茫风中的无脚鸟在大地上的黑色投影吗？
　　想一想，人类一旦成为无脚鸟，就意味着自己要将自己隔离、“禁闭”，自己要亲自对自己进行消毒。天地兮广阔，大路兮朝天，你还能自由地行走依旧吗？你能从“牢房”的窗口，飞向蓝天，飞向明天，飞向苍溟吗？
　　想一想，人类沦为无脚鸟的历史，其实早在第一台蒸汽机诞生时就开始了……
　　而人类集体成为无脚鸟的“机遇”，依然存在。
　　人类该怎样彻底摆脱沦为无脚鸟的命运，变成声鸣九天的凤凰呢？
　　
　　4、营建起梭罗式的散步境界
　　
　　梭罗在《心灵散步》中还说，能不能成为真正的散步者，绝不是依靠自己的追寻，“一个步行者，必须是得天独厚的，必须天生是步行者的家庭成员。我是个‘生命的步行者’”。的确，以生命而散步者，自然是本质的、天然的、本色的。
　　我对梭罗这种“天生散步者之说”，尽管欣赏，却不敢苟同。我将之视作是梭罗散步说的瑕疵。尽管梭罗之说肯定是真诚的。
　　一名作家是否真诚，主要是看他的文字。
　　梭罗的真诚，却全然展示在那不朽的与其行为也自然合一的长篇自然散文——《瓦尔登湖》里了。
　　1845年春天，梭罗在老家康科德城附近的瓦尔登湖畔建了一座小木屋，过起了自耕自食的生活，写出了《瓦尔登湖》这本“寂寞、恬静、智慧的书”（徐迟：《瓦尔登湖》译本序）。书中文字，摹景写人细致优美，见解独到，耐人寻味，还犹同湖水般纯洁、透明、自然、静谧。静静的文字，给予你一片清新、健康、向上的冲力，使你的心灵在不知不觉之中就得到了纯净和升华。能写出如此文字的梭罗，还能是不真诚的吗？
　　然而，假如梭罗能够活到今天，我以为，他肯定也会真诚地无法再坚持自己的“散步观”了。毕竟客观环境会影响乃至决定人的主观意识。当年，梭罗之所以具有那样的散步观，是由当时瓦尔登湖一类纯净、恬静、美丽的自然环境所决定的，起码也是与其密不可分的。不久前，我恰巧读了一篇中国作家朝圣瓦尔登湖后写的文字，才知瓦尔登湖也早已“旧貌变新颜”，环湖早已屋舍森然，喧嚣不绝于耳，而且湖泊早已凄惨地干涸了。
　　置身于今天如此的环境，梭罗，你还能“散步”依旧吗？你还会有旧日的散步心情吗？
　　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可以推断，可敬的梭罗也只能“改行”而走路了。
　　梭罗的“改行”，无疑是无奈的，可将之视作一则寓言。
　　嗟乎！深入地看，谁能否定，今天如此伟大可爱的人类，已再也无法自在地“散步”，而只能宿命地“走路”了呢？
　　悲观吗？自暴自弃吗？然却又有何用！我们需要的，依然是乐观主义。理想主义仍然是乐观主义的极致！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只能靠我们自己。”（《国际歌》）到了今天我们真是太需要国际歌的悲壮了。
　　自然和社会何以会出现如此的污染？怎么办？果真如《寂静的春天》前言中所说：“清除污染最重要的是澄清政治”吗？
　　人类的理想能够破灭吗？真的会破灭吗？人类真是宿命地要成为无脚鸟吗？
　　果真如歌手刘欢在《从头再来》中所唱：“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还有真爱”吗？
　　追寻或营建梭罗式的散步境界，能成为当今人类最重大、最恒久、最全球化的“真爱”。
　　梭罗式的散步境界，关山千重，云遮雾障，追寻或营建之，其艰难不亚于新的长征吗？
　　沐浴上世纪曙光的诗人郭沫若，屹立在地球的东方，以海洋般阔大的声音，唱出了憾天震地的伟大诗篇《凤凰涅槃》，呼唤新中国，如凤凰浴火而新生。为新生而浴火，因浴火而新生，尽管不易，然而，还存在别的道路吗？
　　人类若没有自身的涅槃，不先行涅槃，又何以能使自己与自然共同涅槃呢？！
　　能否营建成功梭罗的散步境界，在今天，难道不已全然取决于我们人类有无可能真正地涅槃了吗？
　
　　附言：
　　这篇科学随笔发表在2007年第4期《作品》文学杂志“发现”栏目。
　　文中多议论，我也写了一些人文意象，还用了象征。环境恶化的问题，在本质上难道不是人类自身的意识已恶化，而教行为也一并恶化了吗？
　　谁愿意连散步的资格也丧失——沦为“无脚鸟”呢？
　　而人类将要沦为无脚鸟的历史，早在第一台蒸汽机诞生时就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