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贤亮散文集_散文在线,散文,中国散文网

张贤亮，男，国家一级作家，中共党员，大专学历。江苏盱眙县人，生于南京。曾被列为右派入狱，后平反。代表作品有《灵与肉》、《邢老汉和狗的故事》等
　　故乡行--张贤亮
　　一
　　除了爱情，故乡也应算是文学永恒的主题。当作者以自己的童年和家庭为素材创作的时候，总会把故乡作为背景，不论故乡山秀水美或穷山恶水，在作品中总是美丽的，使人留念的，而我自己的家乡在哪里却很懵懂，虽然在各种表格上的籍贯栏里，一直填的是“江苏盱眙”，可是“盱眙”究竟是什么样子我毫无印象。
　　到了成为一个所渭“公众人物”，我的籍贯被别人关注的时候，说来惭愧，故乡“江苏盱眙”对我的成长有什么影响仍说不清楚。可是我的“第二故乡”却不少：重庆、南京、上海、北京、银川都可算一份。银川不用说了，重庆南京上海北京的街道我仍相当熟悉，当地年轻人不知的旧街我都能如数家珍。1985年到南京领一个文学奖项时，与友人李国文、邓友梅等获奖者由张弦带路去寻找我的“故居”。虽然街市铺面变化很大，但车到“狮子桥”我马上就能认出我的山生地。原先偌大的“梅溪山庄”改建成了一座电机厂，只有儿时曾在下玩耍的一棵梧桐树依然繁茂。同样，在重庆、上海、北京等地我家曾住过的街巷胡同，我都一一去看过．站在早巳面目全非的庭院或楼宇前，不禁有一种浪迹天涯，不知何处是归宿的情愫油然而牛。
　　其实，真正促使我去故乡盱眙的，是近年每逢旧俗的祭日给先人烧纸的习俗又悄然兴起。届时．夜间常能看到萤光爝火四处闪烁，有的人家竟把纸钱烧到人行道上，纸灰飞扬，在华灯异彩中扶摇而上，神秘且又热闹。烧纸的人们表情虔诚，有的嘴里念念有词，在移动电话盛行的时代，仿佛正用耳机与死去的先人通话。这景象令我惆怅而羡慕。因为我不知在哪里祭祀我的父母为好。我当然不相信纸钱能供给死去的父母在阴间消费，但人死后是不是有灵魂，魂魄又归何处?都不是可以轻易下断语的人生终极问题。作为人子，父母活着时不能尽孝．他们死后又抱着“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死了就算了的态度，于心何忍?
　　为了找个适当的地方纪念父母，寄托我对他们的哀思，我以为最佳选择莫过自己填写的祖籍“江苏盱眙”了。上世纪80年代初，每到春节，盱眙县委曾把我当作在革命根据地战斗的老同志，给我发来过慰问信。由此我才知道祖籍原是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刘少奇、陈毅都在那一带活动过。借此，我就与盱眙县同志联系，请他们帮助我打听张氏家族还有没有人在那里。果然，很快就接到来信，感谢老家的地方干部，他们不但调查到张氏家族的后人。还找到了我祖坟所在地。
　　二
　　在与家乡政府干部书信往来时，盱眙县政府曾邀请我去参加他们举办的“龙虾节”。当时我很奇怪，盱眙在洪泽湖畔，并不临海，哪来的龙虾?那次因有其它事没有欣逢其盛．也没有把龙虾放在心上。而这次刚到南京，我告诉友人此行的目的，几乎每人都惊讶“你们盱眙的龙虾是出了名的呀!”据说南京城里大大小小竟有一、二百家“盱眙龙虾”馆，“盱眙龙虾”居然和“北京烤鸭”“青岛啤酒”一样成了著名品牌。以往．当我向读者、记者、编辑及朋友说我的祖籍是“盱眙”时，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这个地名，使我常为我老家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弹丸之地而赧愧。有的人还要我示意“吁眙”两字怎么写，连我自己都将“眙”错写成“胎”。而今天，龙虾居然大大提升了盱眙的知名度，不但再没人要我在桌上一笔一划地写“盱眙”二字，并且只要我一提盱眙马上如雷贯耳．这出乎我意料，也不由得令我因龙虾而感脸面有光起来。
　　盱眙距南京一小时车程，下午天凉时从南京出发，到盱眙已是黄昏，还没看见故乡的容貌就吃晚饭。在餐桌上，我告诉来迎接的家乡干部在南京听见的令家乡增辉的信息，他们笑我太孤陋寡闻了，带着自豪的神情说，“盱眙龙虾”不止风行沪宁一带，还打进了北京城，大有在全国要掀起一个“盱眙龙虾风暴”之势。因为盱眙龙虾烹熟前就是红色的，所以又称为“红色风暴”，好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势必要在中国饮食业掀起一场革命似的。
　　未见其形，龙虾已先声夺人，待端上桌，果然气度不凡。别处吃龙虾，虽然会有各式各样花色繁多品质高低的盘子。龙虾毕竟是孤伶伶一个，形单影只，而盱眙龙虾是用大号脸盆往上端的，火红的一脸盆龙虾成群结队地岸然而至，居于群肴中央，首先就取得轰动效应，叫人看着就热闹喜庆。主人教我丢开筷子用手抓，两手一掰，吮其壳中之肉，我一尝，确实名不虚传，鲜美异常。手上虽戴着塑料手套，但与大脸盆配在一起，仍不失粗犷豪放的野趣，让一桌人都撇开斯文，活跃起来。这种吃法是很重要的。各国各地都有特殊的风味饮食，而形成各国各地特殊的“食文化”的并不仅仅在于所食的动植物本身。怎样烹调它，怎样吃它，吃它的方式方法包括步骤气氛，都是构成“食文化”的主要元素。所以我建议千万别放弃大脸盆盛龙虾的方式，如果改为碟盘往上端，一大特色便丧失了。吃时与主人聊天，龙虾成了主要话题，仿佛吃龙虾是我此行的目的。
　　原来我想的不错，盱眙是不产龙虾的。此龙虾非“生猛海鲜”的龙虾，个头略小，大的也不超过10公分，学名叫克氏螯虾，原产于北美洲，俗称不雅，叫虫刺蛄，会让北方人联想到田野里常见的刺刺蛄，而外形却与海产龙虾相似，所以又叫“小龙虾”。一说是20世纪30年代由日本人引进的，一说是70年代从海外进口木材中带来的卵繁殖起来的。饭桌上因此而展开百家争鸣。我比较倾向后一说。上世纪30年代日本人正忙于侵略，只引进过细菌病毒，怎会在改良水产品上操心．何况我多次下日本餐馆，从未见过日本料理中有这道菜。他们自己都不吃，劳神费力地从美洲引到中国来干什么?总不至于是为了破坏洪泽湖的堤坝吧。
　　盱眙龙虾壳较厚，肉质虽细嫩，可是每只就那么一点点塞牙缝的实质性内容，一脸盆龙虾端上来，一脸盆虾壳端下去，酒足饭饱后好像脸盆里并没有少什么。所以，与其说是吃它的肉，不如说是因烹调它的调料使它的肉汁越吮越有味道。我是一贯不吃辣的，但此辣非干辣，此麻非干麻．辣得很温柔，麻得让人有陶醉之感。主人介绍：这种调料名曰“十三香”．其实不止“十三”，要数十种野生中草药来配制，原料只产于盱眙。我还不知道，我老家盱眙野生中药材达八百多种。至于配制调料的方法，是很“复杂，是别的地方“学不来”“做不出”的。
　　更让我有兴趣的是：盱眙龙虾和北方的刺刺蛄一样，原是一种害虫，它长有一对和海产龙虾钳子般的螯足，在堤坝田埂上打洞既快且深，常常造成决口，害人匪浅。和麻雀蚯蚓不同，麻雀是益鸟已得到平反，蚯蚓还能起到疏松土壤的作用，这种虫剌蛄只会搞破坏，而且繁殖能力、适应能力极强，不对它们大开吃戒简直没有办法。于是老百姓从上世纪70年代它出现时就开始把它当螃蟹的替代品吃，吃着吃着就吃出了水平，吃出了境界，吃出了特色，吃出了风格，形成了最佳烹调方法。现在我们吃的“盱眙龙虾”，原来是有个反复实践过程的．是经过不断尝试、选择、淘汰、优化的实验过程的。实验室就是各家各户的厨房，实验者就是各家各户的家庭主妇。因而，盱眙龙虾虽然不像徽菜、鲁菜、淮扬菜等等名菜系那样有悠久的历史，却具有深厚的民间性，表现了群众的创造性。而这种原产于民间的家常风味小菜，却受到了盱眙县党政领导的重视，运用行政手段将它提升为振兴盱眙经济的主力军．可见家乡十部们很有现代的商业头脑和市场意识。
　　陪同我大嚼盱眙龙虾的主人都是盱眙的地方干部，生与斯．长与斯，利我一样同产于盱眙。在餐桌上我听着他们意气风发地大谈如何包装盱眙龙虾，如何宣传盱眙龙虾，如何打开全国市场，如何形成产供销一条龙，如何办“龙虾节”唱招商戏时，听着听着就悟出了我之所以能成为“下海”最成功的中国作家的内在原因。尤其是主人说的这段话可说与我“心有灵犀一点通”，他说：“文化是商品的依托。商品是文化的载体，文化与商品的有机整合形成品牌，有了品牌没有卖不出去的商品，也没有卖不出去的文化。”过去，各种媒体的汜者总是问我何以能将宁夏荒凉残破的古堡废墟“卖”出去，变成中国西部最具规模最有知名度的影视城的?中国至少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国土是荒凉的，其它荒凉怎么“卖”不出去呢?这样的问题真叫我难说。我自己也并不觉得我有什么过人的经商本领，一切好像是那么自然。商场如战场，兵法云“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而“心”即头脑的活动过程怎能说得清楚呢?正如佛学说的：“言语道断”，真正的道理不是语言所能表达的。这次回乡听盱眙人聊商经。我才知道，原来，我是盱眙人这点，应该是经商成功的主要内因之一。虫剌蛄是害虫，是“废”，荒凉的古堡废墟也是“废”，两者有相通之处，而它们恰恰都是在盱眙人手中“热卖”出去的。我以为，盱眙人天生就有一个化腐朽为神奇的本领，这本领的要点就是文化的重视，擅长“有机地整合文化与商品”。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盱眙的水土虽然没有养育我，但盱眙人的基因，盱眙人的遗传密码肯定在我身上起了作用。这点，因我目前生活在西北感触尤深，一对比就可明显地看出，同样的一堆废物，在西北人眼里废物就是废物，再不是其它，可是在盱眙人眼里可能就会变出许多花样，就能变废为宝，产生出高附加值来。
　　三
　　因小小的龙虾我竟意外地找到了“根”之所在，找到了履历表上填写的“江苏盱眙”对我成长的影响，这也应算这次回乡的收获吧。吃完了龙虾到旅店休息。当晚却下起了滂沱大雨。陪同我的家乡干部懊恼地说真不巧，明天到我祖坟去的路会很难走。长江流域不像西北地区，那里下完雨后土壤很快就干．所以西北人即使生活在农村一般都不备胶鞋，而盱眙这地方下点雨土地就变得泥泞不堪。我也觉得很遗憾，但好在我走惯了难走的路，何况这次是为表孝心而来，再难的路也得走了。然而，当第二天一大早家乡政府派来陪我的朋友准备了塑料鞋套等等接我时，天空却格外晴朗，马路如水洗般洁净，田野中的阡陌湿润而滞涩，不但很好走，走在上面心情也格外舒畅。说到这里，我就必须要谈点和盱眙龙虾一样奇妙的事了。
　　回乡路过南京的时候．我和我妹夫、宁夏美术家协会主席张少山又到湖北路狮子桥“梅溪山庄”原址去“怀旧”。“旧”早已无可“怀”了，1985年与李同文、邓友梅一起去时那里已经成了电机厂，现在又在大兴土木建造一座宾馆，名字很怪，叫“微分”，像几何学的术语。儿时在下面玩耍的梧桐树，在高大的“微分”包围中显得小了许多，连记忆都萎缩了，过去的时光已全然找不到依托。梧桐树旁边是“微分”的附属建筑，里面正在装修，我俩进去一看，是一处“足部反射治疗室”，就是俗称的“洗脚屋”，也没有正式开业。反正闲来无事，我们说就洗个脚歇一歇吧。经理是位盲人，向我们道歉，请我们开业时再来。少山跟他说。这位先生就是出生在这个院子里的，我们又来自外地，能不能让我们在你这里坐一坐。盲经理一听很高兴，马上叫人给我们倒茶端洗脚水，安排服务员做“足部反射治疗”。他在一旁陪着说话，说我们是他的第一批客人，而我又恰恰在这里出生，开张就吉利。他将来的生意一定会很好云云。待我到盱眙后，与盱眙人聊天时，才得知故乡盱眙有个旧风俗：外出的家人回到家乡，进家门的第一件事就是洗脚。
　　虽不能说冥冥之中有天意，但不能不说是个有意思的巧合吧。
　　另一件事也很有意思。去我祖坟的路上，盱眙朋友让我和我妹夫顺路到盱眙的名胜、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明祖陵看看。朱元璋当皇帝后，将他父亲的陵墓建造在安徽风阳原址，他自己的陵墓在南京，是为明孝陵。明祖陵是朱元璋高祖朱百六、曾祖朱四九、祖父朱初一的衣冠冢，据说是他当了明太祖后找了十六年才找到他真正的“根”在盱眙的。于是，从明洪武十八年开始修祖陵，到明永乐十一年基本竣工，再持续改建、扩建、翻建，到万历二十六年方告完成，前后历时二百一十三年之久，可见其工程浩大，原貌一定宏伟壮观。尽管后来明朝皇帝的陵墓很多，北京就有十三座，但我们盱眙的明祖陵总是排行老大，号称“明代第一陵”，其它明代陵墓不论规模多么宏大，都是它的子子孙孙了。
　　明祖陵即使在水下浸泡了近三百年，出水后仍气势恢宏，残存的石雕石刻石人石马石道都表现出开国的马上皇帝的雄风。这些我都不想多描述，我要说的是，我们一行人走过石道，漫步到明祖陵正殿，即朱百六、朱四九、朱初一的衣冠冢时，我猛然感觉到这地方曾经来过。明祖陵是在清康熙十九年因黄河夺淮被洪水淹没的，直到公元1966年大旱才露出水面。现在别处都基本于了，墓穴的正殿因地基下陷成坑的原故，还时时有堤坝外的洪泽湖水浸透进来，形成一圈小小的池塘。堤坝外涨水时它就大一些，干旱时它就小一些，池水清澈，能隐隐约约看见水中三座墓门。我在池塘旁站了—会儿，才想起这池塘连同周围的景物是我梦中出现过的。这梦是最近才做的，我又是个不吃安眠药就不能入睡的人，睡着后极少有梦，做了这个景物清楚且又无情节的梦，醒来后还对人说过，所以明白无误，完全可以肯定。梦中的情景常会在现实中再现，弗洛伊德也曾有过阐释，我忘了他是怎么说的了，可是这种再现偏偏在我回故乡重修祖坟时发生，不能不让我感到诧异而值得—提。
　　愧对故乡的山水，我来亦匆匆，去亦匆匆，目的性很强，就为了重修祖坟以纪念父母，心无旁骛，盱眙其它的名胜也没时间和心情去游览了，只看到祖坟所在地古桑乡的一小片田野。其实，我觉得它和我曾居住过的南京、上海、重庆甚至北京郊区农村的田野并没有什么两样。而这一小块地却让我牵肠挂肚地非来不可，为什么?就因为那里面埋着的朽骨在血缘上在基同上与我还活着的肉体有牵连，不仅仅有心理上的还有物质上的了。站在上包似的祖坟前，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只微微感到幸运的是：经过那么多政治性与生产开垦性的人类活动，这三个土包居然安然无恙，没被铲除。联想到我在小说《绿化树》中写过“祖宗有德”的话，不禁凛然，好像冥冥中有人告诫我不可做坏事似的。想想人真是很奇异的东西，我们现在对大自然、对外太空知道得不少，而对人自身却了解得不多，所以一谈到“人”，不可避免就带有某种神秘性，可能这就是东方神秘主义的根源吧。
　　在盱眙朋友和张氏后人的帮助下，我终于如愿以偿，将荒冢整修一新，并从河北订做了一块大理石碑立在前面。
　　我从坟关抓了一把上带了回来，仿佛今后不管我走到哪里都有一根虚线连接着我和这里的土地。同时，我也比过去安心了一些，好像我为父母做了些让他们高兴的事似的。
　　(作者系江苏省盱眙籍著名作家，原宁夏回族自治区文联主席)
　　　
　　我失去了我的报晓鸡
　　“五一黄金周”期间，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出上海许多“老建筑”在节假日免费向市民开放。电视画面上那些“老建筑”前排起长队，游人络绎不绝；报道说市民们兴趣盎然，纷纷表示希望今后延长免费参观时间，而物业管理者又出面说明，为了营业需要，很抱歉不能满足人们的要求云云。而我实在对这些兴趣不大，即使那些是我儿时经常出入的地方，有可缅怀的往事。今天进出那些“老建筑”居然要买票，是我儿时绝对想不到的。每当我在西北黄土高原回忆儿时的上海，只是一首歌曲，歌词的开始竟是“粪车”！
　　就是这“粪车”令我惊讶，印象之深，至今念念不忘。我六岁以前，已经在重庆乡下受过两年私塾教育，启蒙就开讲《左传》的《郑伯克段于鄢》。那是《古文观止》的第一篇。牙牙学语、结结巴巴地念着“之乎也者矣焉哉”，读其音而不知其义。囫囵吞了一半，到了上学的年龄，母亲将我送进正规小学。一年级的课文是“来来来，大家都来上学堂”之类，从头到尾所有的字我早已认得了。看见同学们摇头晃脑如鲁迅先生描写的“放开喉咙”“人声鼎沸”地念我认得的字，颇有一种优越感，于是就找课外书来读。家中除箧藏的线装书，还有很多“闲书”，都是大人随手买的小说诗集。那些闲书启发了我幼稚的想象力，让我进入一个虚幻的世界。茨威格笔下赌徒苍白而纤长的手指，常在我眼前神经质地颤动；我也能听见《战争与和平》中小姐们的裙裾��作响；我记得那时就看过今天仍很畅销的《飘》，还有一本现在再也找不着的题为《琥珀》的英国小说，“非典”时期我曾想起它，那里面有十七世纪欧洲闹“黑死病”的可怕场面；当然还有基督山伯爵的快意恩仇和三剑客的潇洒。书里的字虽是印在薄薄的劣质黄草纸上，纸面凹凸不平，�出扎手的稻草秸杆，但一个一个字似乎都经过了过滤，没有一丝污秽，字字遗世独立，洁净挺拔。那种字堆砌成的人物，你不可能想象跟你一样也会吃喝拉撒的。而到了上海，听到了这首歌曲，一下子把文学拉到我身边，或说是开拓了我的文学视野：“粪车”居然可以入诗，并且在歌中让人感到那么活泼有趣而且亲切。这首歌的曲调我还能哼得出来。它是这样唱的：
　　粪车是我们的报晓鸡多少的声音都跟着它起前门叫卖菜后门叫卖米“粪车是我们的报晓鸡”，妙不可言！我们举家“逃难”到重庆后，日本人还不放过“大后方”，天天有飞机来轰炸，那时叫做“躲警报”，全家又搬到重庆南岸的乡下。现在，重庆南岸已是一片繁华，尤其在夜晚，灯红酒绿，临江倒影，有“小香港”之称。
　　而在抗日战争时期，那里却是典型的村野风光，小学校也没有，所以我才上了私塾。重庆乡下一年四季都有绿色的植被覆盖，这个季节在这里，另个季节在那里，变换腾挪，多姿多彩。绿的庄稼菜蔬清新可人，褐色的泥土给人一种扎实的温暖。傍晚和清晨，炊烟四起，�留恋仄⒔窳趾驮砑允鞔灾校缤尤魃弦徊愕窳帧⒚┥帷②渎ぁ⑻镌埃艹梢环讲允麝浴⑺钍蟮耐蓟梦�永远神往。皂荚树结的皂荚，重庆人叫它“皂角”，当肥皂用来洗涤衣裳。那必须在一溪清流旁边，把灰黑色的皂角涂抹在衣裳上，拿根木棒将衣裳翻过来掉过去反复捶打，污垢便随水而去了。“秋夜捣衣声，飞度长门城”；“今夕秦天一雁来，梧桐坠叶捣衣催”，古人吟咏的“捣衣”，便是这种场景。杜甫也有“万户捣衣声”的诗句，但那集体的行动声势太浩大，应该是一个女子在一流小溪边“捣衣”，回荡于两岸之间呼呼的捣衣声，才有孤寂悠远的意境。除了“捣衣声”，乡间还有的就是鸡鸣了。“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是脍炙人口的楹联，更有“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及“鸡鸣戒旦”的雄豪。不论“风雨如晦”或是晴朗无云，在东方破晓之前，报晓鸡总会像现在的闹钟一样定时啼叫起来。报晓鸡是农家不可或缺的宠物，它就是家庭的发号施令者。不论家贫家富，各家的报晓鸡一律戴着彤红的高冠，披着绚丽斑斓的羽毛昂首阔步，每时每刻巡视它的领地，俨然是一家之主。在没有被《半夜鸡叫》这篇课文污染之前，报晓鸡在我心目中总是神圣庄严的。上小学后，因为路远必须早起，每天清晨都是它们将我从睡梦中唤醒。高亢的鸡鸣或近或远，或长或短，此起彼伏地四处响起。可以想象到它们伸长脖子，高昂着头，竭尽全力尽职尽责的英姿。我会赖在床上聆听它们的啼声，仿佛是梦的延续。自古以来，捣衣声和报晓鸡便是“户”与“家”的象征，是远行游子中的骚人墨客思乡的承载与寄托。听见这种声音，人便会荡气回肠，想蜕变成蛹蜷缩在里面。乡音不止是指人们的口语方言与曲调，还应包括故乡的一切声音才对。有捣衣声，有报晓鸡，有鸣禽及狗吠，有牛们的哞哞，有羊们的咩咩，有微风吹过豆棚瓜架，等等等等。
　　但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所有的乡音在耳边全消失了。我家的老宅因日本人糟踏需要修缮，一度我寄住在亲戚家的弄堂房子，充分体会到“粪车是我们的报晓鸡”的贴切。每天清晨，“粪车”便大摇大摆地招摇过市，进驻每条弄堂。不只整部车子从轮到顶都咯吱作响，并且还要喊。那也是命令式的，号召各家各户把马桶拎出来。其实，乡间的捣衣声有的还是比较沉闷的，在溪水的潺潺声中流露出捣衣人的哀愁和困顿，闻之令人同情。而倒马桶及刷马桶的声响是一种职业性的操作，竹篾在马桶里的涮刷与拍击，既清脆又响亮，娴熟的手法如行云流水一般。加上不论贫富贵贱都要听其指挥，闻之令人肃然起敬。然后，城市才敢于鼓噪，各种噪声好似听见粪车的发令腾空而起。“前门叫卖菜，后门叫卖米”，这个句子浓缩了市井的一切喧嚣；“卖菜”“卖米”是所有市场交易的起点，世界各大股票市场的股票包括纳斯达克股和概念股都要以此为基准。而从皇帝大臣国家首脑到流氓乞丐无家可归者都要吃饭，要吃饭就会拉屎撒尿；有人卖米卖菜就必须有人来处理饭菜转化的排泄物。这是城市之所以存在的理由，更是一个城市最基本的条件。
　　那时，只有这些“老建筑”里有我们现在所说的“卫生间”，有抽水马桶和浴缸，上海人叫“冲浴盆”或“汰浴缸”，还有“司门汀”即暖气。若干年后，我在斯德哥尔摩和巴黎参观了他们的城市史展览，才知道这两个我们今天看来是现代都市典范的城市，在二十世纪前期竟然不比当时的上海进步，或许还稍稍落后一点点。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斯德哥尔摩市民还养猪，整座城市就像我们今天的“城乡结合部”；巴黎则是直到二战结束后，“卫生间”才开始普及，二战前普通巴黎人也是要上公厕的。这有雷马克的《凯旋门》为证，拉维克医生住的是“国际饭店”，卫生间却要自己掏钱装备。再远些时就更不用说了，著名的凡尔赛宫里压根儿没有厕所。只有国王的起居室旁有个小间，当厕所用。排泄物掉在下面的一堆羽毛上，羽毛便会轻轻飘浮起将国王尊贵的粪便盖住。至于王公贵妇们，可以随意在花园里大小便，所以凡尔赛宫中的花木修剪的都高于人的腰部，到处都可作为人们下半部的屏障。
　　周游了西方列国，我才知道西方人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跑到上海，并不完全像我们早先被教导的那样是专门抢夺、专门剥削来的。当然，“剥削”还是会“剥削”的，但同时他们也把他们国家当时最文明的东西移植了过来。上海是他们的新天地，虽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毕竟还是“乐园”。他们在上海搞的东西包括建筑在内，全部是他们国家当时的尖端，在他们本国也算是精品。不会因为这仅仅是块具有不确定的临时性的殖民地而胡乱凑合，弄些“假冒伪劣”来搞“豆腐渣工程”。因此，上海才能在一个不长的时期内成为“远东第一大都市”。
　　我说这句歌词贴切精确，就在于尽管当年上海市一边有高楼大厦，有现在被称为“老建筑”的西方国家的各式各样的洋房，有电灯电话和有轨电车四处乱跑，外表非常现代化，但骨子里并没有真正转型，还需人力粪车来处理粪便，原始的粪车还承担着城市非常重要的职能。而各家各户拎回马桶，即使主人穿的是西服旗袍，油头粉面，香风四溢，都必须在一天之内忍受自己及家人的排泄物薰莸，如《左传》中说的，“一薰一莸，十年尚犹有臭”也。
　　想呼吸一口清新空气，对不起，得等第二天的头班粪车。亏这位作者想得出来，他一定有不受时空转换而迷惘的高屋建瓴的视野，才能找到这种独特的视角，一下子把握住上海的城市特点。而且，这位可敬的作词家肯定也是刚从农村踏入城市的，“农转非”不久，不然，他决不会把报晓鸡与粪车联系在一起，比喻如此生动准确。
　　报晓鸡和报晓鸡的替代物“粪车”，在很多年中也是我思念往事的寄托和承载。离开上海，再没有听到过粪车的声响了。但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移民”到黄河岸边务农以后，又能听见久违了的报晓鸡鸣啼。特别是在我中了“阳谋”被劳改期间，劳改队周围农村的家鸡们不用“周扒皮”去捣，早于劳改队长的哨声就嘶叫起来，那真是“声如裂帛”，清厉而严峻。戴帽发配，荒村野屋，晨鸡早啼，霜冻气冽，冷炕孤灯，披被而起，茫然四顾，褴褛萧条，惶惶然不知今夕何夕，今日何日，重庆上海，捣衣粪车，如烟岁月，恍同隔世，常常不禁涌起彻骨的凄怆感。
　　现在，粪车绝迹了，“老建筑”却吃香了，这个世界真像上海人说的会“捣浆糊”。我到上海再听不见粪车的报晓，每次都怅然若失。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平反后第一次回上海时，曾到我家老宅去“寻根”。本来也应算是“老建筑”的法式洋房，早被改造成一所小学，花园成了水泥操场，建筑物从里到外都“灵魂深处闹革命”了，不但面目全非，并且显出一股失于维修打理的破败之象，后来到上海我再也不堪回首。上海朋友曾邀请我去一些“老建筑”吃饭喝咖啡，有几次我还在里面入住，也是物在情非。建筑虽还是那座建筑，但细节和感觉却不复当年，一踏上化纤地毯就令人扫兴。因为这种“老建筑”不只外观要给人以某种独特感，内部装修和陈设都要与其配套。每一座建筑物都和人一样，有自己的层次与个性，而化纤地毯马上降低了它的层次，破坏了它的个性。原先在里面居住活动的人，虽不能说都像安徒生童话里的公主，睡在七层床垫上还能感到床板上有颗豌豆，但至少隔着鞋袜能感觉出混纺与纯毛的不同。细腻的感觉是文明的一个重要内涵，文明不能光剩下一个空壳。
　　今天，我们终于懂得“革命”并不会增加社会财富，“剥夺剥削者”不过是通过暴力手段将财富的所有权转移，社会财富不会因“革命”增值。而恰恰是暴力革命者不珍惜爱护到手的财富，从项羽到洪秀全都把烧房毁书当作“推翻旧世界”。从历史上看，被革命者、被剥夺者却圾少在仓皇出逃时把自己的房子一把火烧掉，或许他们还幻想“变天”吧。但是，雨果的《九三年》中有这样的情节：一个贵族从革命者手里已经骑上马逃跑，回头一望，被愤怒的造反者点着火的谷仓里有个农民的小孩在挣扎，竟又返身回去救孩子再次被捕。这说明，有的贵族虽然失去了财富，但不会失去贵族的气度。其实，至少有部分“老建筑”是因贵族、被剥夺者、被革命者具有一定的文明气度才得以保存的。所以，每当我到上海进入这些“老建筑”，我会想当年究竟是谁建造的，是谁住在里面的？住在这样的建筑里，久而久之，是否不自觉地会被熏陶出一种雅量与气度呢？以暴力剥夺别人财富的革命者固然可敬，眼看着自己财富被别人剥夺而不加以毁坏的人也值得赞赏，因为有这样贵族气质的人，人类文明才得以传承下来。
　　只是，如今我再也找不到我的报晓鸡了。
　　
　　老照片
　　我与祖父、父亲三代人的合影，是1996年访问台湾时我姑母给我的。这张照片大约摄于我十二岁在南京上初中一年级的时候，1949年随她到了台湾。照片前左的中年人是我父亲。在大陆，我的家庭照片早已在一次次政治运动中一批批地暗中毁掉了。仅剩下一张我进劳改队都保存着的我父亲的单人相片，我在一篇散文中记述过：1971年“一打三反”运动在农场展开的第一天早晨，对我采取“突然袭击”，要把我再次关进“土牢”的时候，我乘看守不注意，从装我全部“财产”的一个破纸箱里抽出来偷偷地揣进衬衣，然后把它塞进一条水沟的泥底了。倘若当时被搜出来，那可是一份确凿的“资产阶级孝子贤孙”的证据，对“右派分子”兼“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我，凭这张照片就可以立即逮捕判决的。这次从姑母那里，总算我又有了父亲的遗像。
　　1971年那天早晨，我们这些“犯人”的工作是脱土坯。不知用这个“脱”字是否对，方言音是“tuo”，动词，“脱土坯”就是把搅拌了草秸的胶状泥浆捣进木模使它成型，晒干后当做砖盖房子，那土坏房就是被称为“干打垒”的了。为了就近取材，劳动场地设在水沟边，这样，把沟底的泥捞出来拌上草秸便可以捣进模子了。多少年后，我又一次到这条小水沟边凭吊。小沟早已干涸，成了公路旁的路沟，长满丛丛杂草。指向天空的根根芦苇，抽出白色羽毛般的长穗，像一条条招魂的灵幡在风中摇曳。人的肉体被消灭了，灵魂飞散了，印有躯体模样的那张被叫做“照片”的纸，被深埋在泥土中最终也化为泥土，也许还变成了“干打垒”的一部分，也许已与我后来住的“干打垒”的土房融为一体。这么说，父亲的阴魂始终没有离开我。长久地立在路边，似乎听见周围响起某种宗教在安葬仪式中吟诵的如怨如诉的祷文：
　　泥土归泥土，魂魄归魂魄！
　　台湾的姑母翻箱倒柜地将我们祖孙三代的合影找出来给我。我曾在我选集的扉页上发表过，如今我一直把这张照片置于我的案头。前一阵子，被称为“老照片”的旧时代的摄影作品忽然流行起来，和“重复建设”一样，不少出版社竞相重复出版，还有什么“红镜头”、“金镜头”、“黑镜头”之分。其实，有很多照片谈不上是什么“摄影作品”，不过是乡间小照相摊点照的全家福、纪念照之类的留影。但从畅销的情况看，人们仍非常喜欢这些泛黄的黑白照片。出版单位把老照片说成是“文化”，那么，我家祖孙三代的这张合影也是“文化”了。可是，“文化”又是什么？为什么一些对“文化”并不感兴趣的人或说并不是在“老照片”中寻找“文化”的人，也很喜欢“老照片”呢？我以为不管将老照片当做文化也好，或只不过借此聊以怀旧也罢，人们对老照片的兴趣，总表示了人天生有对事物刨根问底的向往；“寻根”，是任何种生物内在的本能，树木“叶落归根”的自然现象，不也衍化成了一个政治性的感召吗？人们从来没有把任何人、任何生物、事物当做突如其来的个体，从来都是将每一个人、每一个具体事物与他或它的上代结合起来观察和考察的。社会有社会的历史，人和生物，也有各自的谱系。
　　重又见到这幅“老照片”之前，我就一直对寻找自己的根感兴趣。1995年我参加在武汉举办的图书览会，抽空请我的好友、湖北作协副主席刘富道领我“寻根”。我记得小时听母亲讲过，外祖父是清末最后一任江夏县知县，她老人家1908年就出生在江夏县衙门。近九十年过去了，江夏县衙门当然不复存在，但我想房屋建筑总还留下一点遗迹吧。清末的江夏县在现在的汉口，离武汉市区还有一段路程，两人下的车来，富道陪我穿街过巷，转了半天，问了好几位老年人，都不知道清代的江夏县衙门。最后一位守杂货店的老人依稀想起旧时的县衙大约是现在的造船厂。到了“武汉第×造船厂”，工厂好像是停工或者放假，厂区没有工人，而传达室却不放我们进去。富道又着急四处找熟悉的人，在烈日下挥汗如雨，可是一时哪里去找？恰巧迎面来了个年轻人又是位文学爱好者，知道来了两个作家，领会了来意，蛮热情地带我们到处转。厂区里居然有座辛亥革命烈士的纪念碑，看来我们找对了，然而再没有旧时的碎砖片瓦，江水汩汩，细浪舔岸，空落的厂房聒噪着鸦鸣雀啼。这就是当年处理江夏县政务的官衙吗？机器的轰鸣，工人的喧哗，早替代了琴棋声、吟哦声和大堂上的审案声。我外祖父是在哪里读书的呢？他老人家名震一时，是清末的一位鸿儒，曾做过湖广总督的总文案，比附起来，要比现在一个省的秘书长大得多。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某一期的《团结报》上还刊登过他任江夏县令时倾向革命党人的“进步事迹”。书房没有了，居室更无处可寻。即使厂房，今天也悄无声息；机器锈迹斑驳，厂内白草凄迷。县吏衙役执事巡捕等等在一次大革命后做鸟兽散，厂长科长主任工人等等又面临一次的革命将重新组合调整。但当年就在这一带的什么地方诞生了一个女婴，九十年后这个女婴的儿子又来到此处，儿子也两鬓斑白了。其他所有事物已随时光消逝得无踪无影。时迁事移，一切的一切都倒塌风化消失了，只有生命流传了下来。
　　是的，世界上还有什么比生命顽强的呢？
　　应该感谢富道仁弟，事后他写了篇短文记述陪我“寻根”的经过，登在《武汉晚报》上。不久，就接到湖北黄石我本家兄弟子侄的来信，不是我去“寻根”而是“根”寻到了我。
　　我一直认为我祖籍安徽省盱眙县，生于南京，说我是江苏南京人也可。因1958年盱眙县划归了江苏省，所以至今我在各种表格中籍贯一栏下都填写的是江苏。我记得很清楚，被毁掉的家庭照里，分明有几张我母亲和奶妈在日寇人侵南京前，携我逃到盱眙县老家拍的照片。当时我尚在襁褓之中，其他人物有男有女有老有少，都是我老家的亲戚，大大小小总在十位以上，衣着整齐光鲜，不像是落难的人，背景是一座小山头，大概那小山是盱眙县的一个风景名胜吧，而且，照片还是自带的相机拍摄的，这么说，盱眙县老家的人光景还过得去，我家在盱眙大概还算“殷实人家”，所以我一直对盱眙县的印象很深。
　　可是，湖北黄石西塞乡亲戚来信并且寄来照片，在黄石西塞乡竟还有我曾祖父曾祖母的坟茔。从照片上看，坟茔居然完好无损。这才给我解开了我在美国时产生的一个疑问。
　　1985年我在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中心，应邀出席芝加哥大学举办的一次文学座谈会，中午饭后趁便参观了大学图书馆。在中文书库的工具书部，陈列汗牛充栋的各类字典、词典、索引、年表、年鉴、百科全书等等，好像有关中国的资料都被图书馆囊括了。其中还有各个历史时代出版的中国名人录，放在架上任人翻阅。我随手抽出一本民国时期编的《中国名人录》，在张姓一栏里查到我祖父的辞条，我祖父张铭，号鼎丞，就是照片中靠右的年长者。但辞条下却注明他是湖北黄石人。我知道祖父曾在湖北黄石做过官，是辛亥革命后第一任大冶县县长（大冶即今天的黄石），但他并不能因此就算作湖北黄石人，是不是这部名人录搞错了？那天中午我一连翻阅了四五本不同的民国名人录，在祖父的辞条中，籍贯全注的是湖北，这么说来，我的祖籍应该是湖北了？
　　从黄石亲戚寄来的照片看，曾祖父母的坟茔坐落在山坡上，背后一片苍柏翠竹，也许是因为拍摄的角度吧，远处一株高高耸立的塔形杉树特别引人注目。从堪舆学上说，确实一处好风水。原来，曾祖父是清末长江水师的一名军官，被封为“武功将军”，谢世后即葬于黄石西塞乡。我祖父出生于曾祖任职的黄石，1977年去世，享年九十四岁。他在美国读书时就参加了孙中山先生创建的同盟会，得到了芝加哥大学和华盛顿大学两个法学学士后回国，一直在民国政府做不小的官，病故时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那时我还戴着“帽子”在劳动改造，没能见最后一面。八十年代初在台湾的姑母返回大陆探亲，才遵他遗命将他的骨殖移葬到黄石西塞乡祖茔旁边。
　　肉身在世界上转来转去，起落沉浮，最终回到他（她）的出生地，“叶落归根”此言不虚。
　　接到黄石市本家兄弟来信不久，便又接到了盱眙县老家亲戚的信了，同样附有我家在盱眙县古桑乡张家庄祖茔的照片，并且还有一本家谱的复印件。家谱是宣统元年由在黄石做官的曾祖修订的，前有曾祖的题跋，开宗明义即注明我这一张姓家族是“盱眙支派”，世居“盱眙南乡古桑树张家庄”。也就是说，我曾祖尽管在黄石做官，但仍顽固地坚持自己家门是盱眙人氏。祖父生前希望回到他的出生地，曾祖何尝不想回到盱眙县？那么为何葬在黄石？我想是因为他去世时已是民国八年了，作为前清的官员，他已无力使自己的骨殖回到他梦魂萦绕的家乡。
　　葬在盱眙县古桑乡的高祖，即曾祖的父亲，也被清朝诰封为“武德骑尉”。祖茔好像是在一块较高的开阔地上，周围的景物看不太清楚，似乎是农田又仿佛是零散的村落建筑，但地势较高而平坦。顺便说一句，与高祖合葬于吁眙县的高祖母和与曾祖合葬于黄石的曾祖母都是“皇清诰封恭人”。
　　接到两地寄来的祖茔照片，不胜唏嘘。难得的是经历了一系列动乱，更有“劈山造田”、“学大寨”等等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而两处祖茔居然能一直保存到今天，不能不让我顶礼浩叹“祖宗有灵”了。
　　1995年在北京参加“两会”，在会上有幸结识了在安徽天长市挂职当副市长的陈源斌，即著名小说《万家诉讼》（后改编为电影《秋菊打官司》）的作者。他是那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承他关心，他知道我祖父是民初的天长县县长后，回到安徽他很快给我寄来我祖父任职时所建的图书馆的照片。图书馆在当时算是西洋式建筑，规模不大却很考究，门上的匾额至今仍然悬挂着我祖父所题的隶书，简捷明了的三个字――“图书馆”，前面没有标地名。照片上还有两个读者坐在树阴下读书。来信说，这座图书馆现在仍使用着。
　　读者也许会觉得我唠唠叨叨地拉扯这些家世没多大意思，诚然，任何人都能把自己的家世扯一大堆话出来。今天我不过是想说，每当我看这些“老照片”的时候，逝去的事物总如烟如风地吹拂着我的面颊，而且周身会感到氤氲的暖意。我想，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文化”的一种副作用吧。
　　祖茔和图书馆的照片不是“老照片”，但确定是古旧的事物，它们今天还耸立在那里。那应该是比“老照片”更有文化内涵的。我常想去两个家乡看看。尤其引诱我的是：黄石亲戚来电话说，我祖父当大冶县长时坐的轿子，至今还吊在他们家堂屋的梁上。去了，一则扫墓，二则也瞻仰一下遗物，在经历了乱世浩劫后，尽一个“孝子贤孙”的本分。去年，恰逢长江流域闹洪灾，我带了些钱和中国作家协会组织的采访团一齐去湖南，本想顺道到湖北黄石西塞乡，但看到湖南安乡县灾区的困难，一下子把两万块钱都给了安乡的一所残疾小学，致使囊空如洗。不过我想，若果真“祖宗有灵”的活，祖宗还是会谅解我此举不负先人所望的。
　　由于祖孙三代的合影放在案头，时常见到，不由得不想到同一血统、同一谱系的生物人，除了外形相似之外，内在的灵魂是否会有某种传承。佛教称为“阿赖耶识”的，是不是在生物学科学上就是种子的特定的“质”？灵魂如果也是一种带“质”的“物”，每一个灵魂个体就应是具有特定的“质”的，那么它也应该能与其他会遗传的生物分子譬如基因等等遗传给后代。灵魂不灭的形式，就是依附着一代代肉身的繁殖而传承下来。神灵意识占统治地位的早期的人类，对繁衍后代的关心（生殖崇拜），可能很大程度并不在于财产的继承，也不在于部族家族祠堂所谓的香火的延续，因为那时还没有私有财产制度，更没有出现包含宗族家族的奴隶制文化，远古时人们主要想的，就是使个体灵魂得到永生，即我们现在赠给死者的词：“永垂不朽”。
　　于是，我想，人不可能没有宗教情结。唯心主义干脆就公开宣称这样那样的宗教了；唯物主义以反对各种宗教自居，但最终也可能变相地成为这样那样的宗教。号称唯物主义者的理性知识如转为崇拜与信仰，其失去理智的狂热程度，比唯心主义的宗教狂人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已由一连串历史事实证明，不用再遮遮掩掩地否认的。所幸的是，历史命定的循环反复，好像逐渐使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两大哲学派别有“合二而一”的可能性，或者换种说法，是人们逐渐摆脱了机械唯物论的统治，开始承认唯心中有唯物的因素或唯物中有唯心的因素了。人类已经制造了一种仪器将它送上太空，寻找一种叫“反物质”的东西，其意义在哲学上将会引起不可估量的影响。再譬如，人们通过先进的科学仪器也已发现，人在临死亡那一刹那，躯体竟会猛然减轻少许重量。那么，失去的究竟是什么？躯体所有物质的部分都处于精密仪器的严密监视下，证明物质部分包括最后的那一口气体，并没有丝毫减少，而生死之间竟然会有一种有分量的东西逸出躯体！于是，令人不能不怀疑到虚无飘渺的灵魂真的是具有“质”的某种“物”了。
　　我想，从人们喜欢“老照片”这种心情看，我们所谓的“文化”，说到底，大约应该是对灵魂的终极关怀吧。

　　发疯的钢琴
　　《中篇小说选刊》来信通知我，福建海峡出版社已将我的作品列入“新时期中篇小说名作丛书”的出版计划。除了要我“一张光面纸四寸个人半身照”之外，还要我数张“代表个人生活简历和文学活动的照片”。趁这个机会，我将我最珍贵的一张照片献了出来。这张照片就是读者看到的我年轻的母亲抱着仅有几个月大的我。地点在南京的祖宅。祖宅位于湖北路，原国民政府外交部后面，是一所很大的花园，名“梅溪山庄”，据说是我祖父和有名的“辫帅”张勋打麻将赢来的。1984年春天，我因《绿化树》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前往南京参加发奖会，和国文、骥才、友梅，在主人石言与张弦的陪伴下，去看了一趟这所祖宅。三十二年归故园，祖宅已荡然无存，变成了一座颇具规模的工厂。过去的记忆犹在，眼前的景物全非。即使记忆也是不准确的，原来印象中一直是粗可合抱的一株皂角树，现在看来，只不过水桶般的直径而已。
　　我经常端详仅有几个月大的我，奇怪这个傻乎乎的婴儿怎么会变成这样神情阴郁喜怒无常、连我自己都讨厌的中年人。对这张照片看着看着，我会游离出我之外，似乎我既不是这个婴儿，也不是现在的我，而是另一个什么人。是一个什么人呢？我也搞不清楚，我觉得那个人应该比现在的我好一点。可是做了这番忏悔之后，我并没有高尚起来，在现实中我仍然做着一个连自己都讨厌的人。
　　抱着我的母亲，在1967年元月去世了。她是被“红卫兵”吓死的。那时我正在《土牢情话》中描写过的“鬼门关”劳改。管我的队长截获了我大姨发来的电报，板着面孔说：“这个地主婆死得好！现在这个队长已调回他老家内蒙古的一个县，仍然当着什么干部，大概还管着一些人。
　　我母亲的笑容永远凝固在这张照片上。
　　翻翻我写的东西：长篇、中篇、短篇、散文、电影剧本和所谓的评论，我也常常会觉得这些文字不是出于我之手，而是一个别的什么人的作品。我不会写作。从拍了这张照片后我就没有长大。我没有躯体。我肉体感觉不到痛楚。我只是一大堆莫明其妙、杂乱无章、无可言状、瞬息即变的幻想、想象、印象、感觉……我感到的只是自己的感觉。我是一架发了疯的钢琴。总有一天，这架钢琴会因自己癫狂性的颤抖而散裂。于是声音也消失了，在空气中留不下任何痕迹。
　　就写到这里吧。我现在正在听理查德?克莱门特演奏的：
　　“不要为我哭泣，阿根廷！”
　　1986年8月15日

　　随风而去
　　现在当成经典电影的好莱坞影片《乱世佳人》，是根据一本中文译为《飘》的美国小说改编的。我也不去查那英文原名了，只说这部影片是我大约十岁时跟父母在重庆看的，在电影院，我父亲对母亲用英语说了它的原名，解释道：“它的意思是‘随风而去’。”不知为何，“随风而去”四个字从此深深印入我脑中，直至今天，直到将来，随我一生。
　　今年是我见我母亲最后一面的三十周年。1968年我第二次劳改释放到农场就业，世道很乱，也不知向谁请假，自己偷跑回北京看望母亲。母子俩相见泪洒衣襟，但还没互相叙述完离别十年中各自的遭遇感慨，没几天，说是西单商场发生了爆炸，我就被“小脚侦缉队”抓走，又押送回宁夏。第二年我母亲便在孤独中去世，尸骨无存。所以今年的清明节我按民间风俗备了些纸钱到我创办的华夏西部影视城的城墙上祭奠父母，因为华夏西部影视城展厅里有我母亲的照片。我虽不迷信，但可表达心意，也就是毛泽东说的，“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寄托我们的哀思”的意思。
　　城墙上夜风强劲，人都站不稳，而燃烧的纸却不散，圆圆地聚成一堆。第二天，我又上去看，却只留下一团黑迹，灰烬已随风而去了。烧的时候，冥冥中我母亲仿佛对我有所告诫：到我这岁数，做人要成熟一点了。当时我心中就决定：关闭在华夏西部影视城大展厅里陈列我文学活动的所谓“张贤亮的世界”的小展厅。回来后，一夜未眠，反省自己从1979年复出，可以总结为八个字：“成绩不小，毛病不少”，于是主动写了一份检查。恰恰第二天《中华英才》杂志的记者蒋先生来采访，我就将检查给他看，说你要写我最好写我的“毛病”。“自我检查”一词现在已很生疏了，尤其在没有任何外界压力的逼迫下，我这种行为可能很多人会认为“有病”。蒋先生倒很理解，说这毛病其实是社会的流行病，未必为你一人所患。我说，到我这个年龄，到我这种已再追求名利地位的份儿上，自己对自己严格一些何尝不可？人生在世，何必把是非分得那么清？我要张狂我便张狂，我要忏悔我便忏悔，张狂了再忏悔，忏悔了再张狂，一切随心所欲，最后，一切又都会随风而去。
　　成绩也好，毛病也罢，不都会随风而去吗？流芳百世，默默无闻，遗臭万年，碌碌无为，我的祖辈，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我自己，我的子孙，所有不同种类的人同消失于风中。随手拿起张报纸，看到一则消息说，美国大文学家发现，火星和金星上好像曾有过生物，但现在什么都没有，只有风……

赞　　　　　　　　　　　　　　　　　　　　　　　　　(散文编辑：江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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