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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城内有一个普通的小巷———金塔巷，这个曾经破旧不堪的小巷如今经过整治改造，面貌焕然一新，每天人来人往,热闹异常。可是人们并不知道,在100多年前，这里曾经走出了一位让大清国上下为之瞩目的人物———吴可读。
这位普通的大清官吏，用自己的生命给晚清黑暗的官场上写下了惊心动魄的明亮一笔。
耕读传家出英才吴可读（1812年－1879年），字柳堂，甘肃兰州人。吴氏祖先并不是兰州人，原籍在浙江。明朝初年跟随肃庄王来到甘肃，先在张掖居住后迁徙到兰州。
吴氏家族恪守“耕读传家”的古训。从小吴可读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不仅有很高的悟性，而且也善长诗文。道光十五年（1835年），吴可读考中举人，后进京参见会试，准备考取进士。当时，甘肃和北京之间交通不便，一些路段更是盗匪出没。吴可读到了北京之后，就在北京居住了下来读书，时间长达8年之久，他一心想博取功名。尽管他刻苦攻读，无奈天不遂人愿，却未能得偿心愿。最后以举人身份来到伏羌（今甘肃甘谷）担任县学训导，并被聘为山长，主讲朱圉书院。才华横溢妙手撰联道光三十年（1850年），吴可读准备再次进京赶考，这时距离道光十五年（1835年）他首次进京赶考已经过去了15年。在弟子们的资助下，筹集到了路费，再赴京城参加会试。这一次，终于如愿以偿考中庚戌科进士，随即被授予刑部主事，后晋员外郎，随后的10年间他的职务再也没有升迁过。1861年，吴可读的母亲去世了，他从北京扶柩归兰。在兰州期间，他主讲兰山书院，积极从事地方事业。
1865年春，吴可读再返北京，继续担任他原来的官职。过了不久就被调到吏部任郎中。1872年补河南道监察御史，冬因弹劾成禄降三级调用。1874年返故里重讲兰山书院，期间当过几年山长。
吴可读不仅正直而且才华横溢，尤其擅长撰写对联。
二百年草昧破天荒，继滇黔而踵湘鄂，迢迢绝域，问谁把秋色平分？看雄关四扇，雉堞千寻，燕厦两行，龙门数仞，外勿弃九边桢干，内勿遗八郡木便楠，画栋与雕梁，齐火昆耀于铁马金戈以后；抚今追昔，饮水思源，莫辜负我名相怜才，如许经营，几番结撰；
一万里文明培地脉，历井鬼而指斗牛，翼翼神州，知自古夏声必大。想积石南横，崆峒东矗，流沙北走，瀚海西来，淘不尽耳畔黄河，削不成眼前兰岭，群山兼众壑，都奔赴于风檐寸晷之中；叠嶂层峦，惊涛骇浪，无非为尔诸生下笔，展开气象，推助波澜。
这是他题写给兰州甘肃贡院的长联，达192字，至今仍是天下闻名的长联。在这副对联中充分表现了他的心胸和气度，更勉励人们努力攻读，求取功名，干一番大事业。
共仰孔门高，问颜曾七十之徒，何处最多佳士；
休言秦俗悍，自邹鲁三千而外，此间大有传人。
这是他主讲朱圉书院时题写在孔子的弟子伏羌石作蜀墓的对联，其目的就是鼓励学生，努力学习。
“诸生何处觅文宗，绝妙文章到处逢。”吴可读在教书育人循循善诱，同时注重塑造学生品行，强调学习知识和修养品德并重。后来以弹劾李鸿章而闻名的“陇上铁汉”安维峻，就是他主讲兰山书院时的得意弟子。筹集资金兴建贡院吴可读和陕甘总督左宗棠交往密切，先后参与了甘肃团练设立、宣传牛痘免疫等事务。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设立甘肃贡院。在1875年之前，陕甘没有分试，甘肃学生往往要赶赴陕西赶考，不仅费时费力，而且路途上也很不安全。还有大批甘肃学子因无力筹集路费，而放弃了考试。左宗棠奏准甘肃分闱乡试。然而却没有贡院，于是在左宗棠的支持下，吴可读等人的募集活动，从全省各地共募集资金50万两白银，完成了甘肃贡院的修建。
吴可读一生刚直不阿，在尸谏之前就因为弹劾成禄而被降三级。同治年间西北暴发农民起义，甘肃酒泉是当时起义中心地区之一。同治五年（1866年）三月，清政府任命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提督成禄总统西路军务，围剿农民起义军。然而成禄诬良为逆，肆意虐杀无辜肃州百姓，居然虚报战功，说自己打了一场大胜仗。这时，新疆的许多地方被阿古柏侵略军所占据，驻新疆清军急需增援。清廷命成禄进军新疆时，他却阳奉阴违，拥兵高台吃喝玩乐，畏敌如虎。吴可读对此义愤填膺，遂奏劾成禄的罪名“有可斩者十，不可斩者五。”于是成禄被革职拿问，定为斩立决，谁知最后却改为斩监候。吴可读再次上书，结果触怒同治帝，被判处死刑。幸亏大理寺少卿王家璧持正不阿，吴可读才保住了性命，改为充军。
以死谏言维护制度
同治死后，大赦天下，吴可读得以重回京师，被授官为吏部稽勋司主事。不久因为立嗣的事情同慈禧发生严重冲突。1875年1月初，同治皇帝病死。由于同治帝没有子嗣，皇位继承便成了问题。按照清代的祖宗家法，皇帝死后无子，应从皇族近支中选出一男性晚辈继承帝位。同治皇帝载淳是“载”字辈，其下是“溥”字辈，按祖制，应从“溥”字辈中选一人继承帝位。但立“溥”字辈的人继承帝位，慈禧将因其孙辈为帝而被晋尊为太皇太后，位虽尊却不能再垂帘听政，所以慈禧不惜违反众意，破坏祖制，置包括她自己在内的清王朝最高统治者一再强调不能更改的“家法”于不顾，坚持一定仍要从“载”字辈中选择嗣帝。最终慈禧太后把她妹妹的孩子、醇亲王之子载（即后来的光绪皇帝）接进宫来，这样她就可以以皇太后的身份垂帘听政。吴可读认为，光绪之立，又悖祖规，将来在皇权的继承上可能出问题，决定以死谏铮。
光绪元年三月二十六日，是同治皇帝、孝哲皇后的大葬日。吴可读在此日以死劝谏，使“大统有归”。吴可读死前，怕祸及家人，给儿子的遗书中，要他“速速出京”，然后把身上仅存的40多两银子存放枕下，怀揣遗折，在蓟州（今河北省蓟县）马申桥附近一座叫三义庙的废寺中上吊而死。
“欲识孤臣恋恩所，惠陵风雨蓟门东”。他是一心求死，自尽前恐庙宇经久失修，梁木衰朽，求死不成，又饮一碗毒药，才用白缯悬梁。
吴可读“死谏”，给腐败黑暗的清政府很大的刺激，所有的人都赞叹不已。有人作挽联一幅：“天意悯孤，三月长安忽飞雪；心完夙愿，五更萧寺尚吟诗。”兰州也曾立祠堂纪念其行，兰州金塔巷存有“吴柳堂先生故宅”。
今天看来，吴可读依然忠心可嘉。他维护的皇位承继程序、制度是当时社会的核心制度。但这时中国的问题不是皇帝的子嗣问题，而是体制、思想问题，尽管吴可读本身的所作所为也是为了维护制度，但可惜的是他在维护一个已经腐朽的制度。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腐朽制度，换了谁当皇帝其结果都一样，中国依旧面临落后挨打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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