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仰望灿烂星空的时候，请不要忘记星空背后的冰冷和严寒。
　　——题记

　　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不仅属于自己，还属于他所在的民族和时代。其高贵的精神体质后面往往还隐藏着一种固有的虚弱和不容忽视的精神危机。
　　《随笔》2014年第二期刊载的王龙先生《天人交战的“盗火者”》一文不仅让我领略了近代著名思想家严复卓越的思想精华，而且更让我看到了一个鲜为人知的真实的严复。而这个严复是一个普通人，甚至连心智正常的普通人还要卑微。在一段时间内，他的身体似乎与思想完全分离，动物性的身体与精神的超理性相互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个矛盾的让人难以理解的“怪物”。
　　人们崇敬他，因为他是蜚声四海的栋梁之才，“其高才卓识不仅远超于当时的洋务领袖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之当朝大佬，连鼓吹西学的名流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后来也望其项背”。其一生的重要成就，一是首次翻译赫胥黎《天演论》，这在中国具有石破天荒的意义；二是在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积累巨大悲愤而作的被时人广为传颂的《论世变之亟》等诸多名篇，他站在其时代的制高点上，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思想创举，对当时的社会进步起到了极为重要的引领作用。可以说严复给迷茫黑暗的中国开出了一味亘古未有的医病良方。
　　然而，太阳下总会有阴影。阴影不可怕，可怕的是让这种阴影长久地遮蔽太阳的光辉。令后人无比痛惜的是，严复批判传统却深陷传统的泥沼而郁郁终身。他说“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多忌讳，而西人重讥评；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由此可看出，他对西方文明的推崇备至和对中国传统的贬抑之情是何等的强烈。胡适先生说，个人是社会上无数势力造成的。如果良好势力比不良势力多些，便生成“良好分子”，反之，就生成“恶劣分子”。一个在腐朽的社会势力中挣扎的严复未能让自己独善其身，走向了最初意志的对立面。满怀报国热情的他学成归国后，在传统势力面前屡屡碰壁，九年的打拼才当上“北洋水师学堂会办”一职，在讳莫如深的官场几被“边缘化”。而这一职，也是他勉强“走动一下”被李鸿章“重用”的结果。怀才不遇的他开始向残酷的现实低头，向腐朽的传统势力低头，思想家的高贵品质一点点被剥蚀。为博一举人头衔进而实现发达之愿望，连续多年参加曾被自己大声疾呼要废除的科举考试，结果却铩羽而归，空留笑柄。戊戌变法后，严复得到清廷重用，多年的失落和官场哲学已经彻底把他改造成了一个俯首帖耳的封建政客。他转而对垂暮的大清王朝燃起了浓厚的改良希望，“忠臣孝子”的封建思想左右了他的言行，自比伊尹，以图事君，还为大清写了第一首国歌《巩金甄》。武昌起义的一声炮响，清廷政权土崩瓦解。面对浩浩荡荡的革命洪流，严复却怀念皇恩，“蓄辫以明志”，“以示不主共和之意”。清朝的颓势和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让他转而向强人政治低头，甘昧良心，混淆黑白，为权倾一时的袁世凯充当“马前卒”，为袁奔走呼号，倒向人民的对立面，遭时人鄙夷唾骂。“栖守道德者，寂寞一时；依俄权势者，凄凉万古。”严复用自己争议的一生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认识历史、解析人性的鲜活标本。受时代的局限性，许多
　　历史人物或多或少会有严复的影子。开国元帅林彪、被授予上将军衔的谢富治前半生戎马生涯，身经百战，曾是叱咤风云的开国元勋。在文革那种极端的政治生态下，他们没能抵得住权力的诱惑，林叛国外逃命丧温都尔汗，谢成为江青反党集团的成员，被钉入了耻辱的历史绞刑架上。
　　另一点让人唏嘘纠结的是严复竟然染上鸦片，变成有严重毒品依赖症的“瘾君子”，吸食鸦片是他一生深邃难测的精神黑洞。西方有句谚语：意志再坚强，也拗不过肉体。毒品让曾经满怀报国之志的严复深陷痛苦的深渊而无法自拔。“大半生都被它折磨得苦不堪言”，在其辞世一年前，“原本威严高大的一个人，咳嗽厉害，面容枯黄，吓得小孩子们都躲得远远的。”早在1895年，他曾在报上撰文痛斥鸦片之害，大声疾呼“自爱而求进者必不吸食鸦片”，期待中国早日摆脱鸦片之害。可见，鸦片带给国人的伤痛严复体味得不可谓不深。然而，命运的捉弄还是让他的精神和肉体付出了惨痛代价，特别是其后半生，看不到他作为大思想家的任何影子。我冒昧的猜测，该是信仰的缺失、意志力的薄弱和社会的大环境毁了他吧。可以设想，在那样一个黑暗的专制年代，一个胸藏锦绣的知识分子报国无门，处处碰壁，长期得不到重用会产生怎样的心理？——自暴自弃？委曲求全？或者顽强抗争？
　　作为一个普通人，严复在痛苦的求索中，最终磨灭了他的意志，淡化了他的追求，原有的精神品质也逐渐失去了光泽。或许正是在那个时候，毒品趁虚而入改变了从前的严复。面对严峻的社会现实，面对困难和挫折，需要给社会、给自己找一条真正的出路，需要信仰和顽强的意志力去支撑。对已经被封建思想洗礼的严复来说，他缺乏谭嗣同等维新志士“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凛然豪迈，更没有孙中山先生“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百折不挠的抗争意志，保持自己思想的进步和独立成了一种渐行渐远的记忆，他所剩下的只有属于过去的声望和荣誉。权力的诱惑让他变了，变得迂腐麻木，不仅对社会变革失去了原有的耐心，而且还逐渐沦为强权的帮凶。当一个人遭受信仰危机的时候，也是他最为脆弱的时候，不管他处于人生的高地，还是处于事业的深渊。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历经千辛万苦，最终推翻了腐朽的大明王朝，在他和他并肩战斗的兄弟们攻入北京城，坐上梦寐以求的紫禁城金銮殿的一霎那，他违背了起义的初衷，忘记了自己的最求誓言，在京城为所欲为，到处烧杀奸淫，使刚建立四十二天的大顺政权灰飞烟灭。信仰如同人生的灯塔，没有信仰的人生犹如在黑暗中远征。丢却了信仰，热情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不仅会让人庸碌世俗，更会淹没才华横溢的英雄才俊，让人的梦想和抱负折戟沉沙。
　　诺贝尔奖获得者萧伯纳说：“人生有两大悲剧：一是得不到你心爱的东西，二是得到了你心爱的东西”。严复前半生郁郁而不得志，得不到他梦寐以求的功名爵位，但却尽显才华，成就了其精彩的人生；后半生时来运转，触到了他所向往的权力和官位，但却让其星光黯淡，蒙受羞耻。匪夷所思的命运给了人们无尽的嗟叹与思考。
　　严复之悲，实则是一个社会的悲剧，一个民族的悲剧。这种悲剧像幽灵一样始终盘旋笼罩在这片土地上，一旦环境适宜便伺机吞噬民族的魂魄，让生活其中的人们饱尝苦涩和泪水。
　　由此，我想到当前的反腐败斗争，许多落马的官员曾经是享誉一方或某一领域的优秀人才，考察贪官落马的原因固然取决于个人操守，但社会环境和体制却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如果过于迷信“改造自己就是改造社会”，不去或者怠于改造我们所处的政治现实，不知还会重演多少严复的悲剧。相信胡适说过的一句话：改造社会须从
　　改造这些造成社会，造成个人的种种势力做起，改造社会即改造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