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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他得益于祖父的恩宠在私塾里读了几个“麦黄学”,为解放后参加工作奠定了基础，但他又被祖父在保长派壮丁是拉伯父还是他时,决定让他去当了两年的伪兵,从而背上了沉重的枷锁，加之他在五七年又因说错了一句话被打成“右派”，以至于他在人生的后半辈子一直都是“夹着尾巴做人”。
小时候，我比较老实木讷，不大惹祸，挨打的次数是有限的。那是一个夏日的晚上,正好是星期六。夜风刚吹走了白天的暑气，我陪同父亲和伯父在场院里乘凉，有一句无一句地聊着。邻居元秀，是我们孙家的上门女婿，很霸道的一个家伙，突然闯到父亲跟前，恶恨恨地说，“你家老三为啥偷了我家香娃子的钢笔？”父亲一听“霍”地站了起来，大声地质问我：“你快说，你拿了人家的钢笔没有？”还没等我反应过来，父亲的巴掌已“呼”地打在了我的脸上。我直感到脑袋“嗡”地一响，脸上火辣辣的痛，边哭边争辩，“我没有拿，就是没有拿！”父亲就对元秀说，“这样吧，不管我家老三拿还是没拿，赶明儿我给你香娃子买一竿好的钢笔，行吧。”伯父也出来劝解，元秀才嘀嘀咕咕地走了。那以后，我在记恨了父亲很长一段时间，恨他软弱为什么不据理力争替我说话，还打我冤枉我。
再说到我家与元秀家屋场纠葛那桩子窝火的事。那年，我家准备撤了茅草屋盖瓦房。紧抵我家厢房后屋檐有一棵楸树，碗口粗细，有些碍事，父亲便找来元秀，想弄清楚楸树的归属并砍了它。结果，元秀一口咬定楸树是他家的，说啥也不让砍。父亲只好找来族里和队上有威望的人调停，刨开了过去作为屋场界限记号的石灰坑，用长绳拉直了反复进行测量，大家都公认那棵楸树在我家这边。可是，元秀横竖不卖账。父亲二话没说，把屋基往自家这边挪了一尺远作罢。过后，这让联想起六尺巷”的故事：相传当年宰相张英（1637~1708）的邻居建房，因宅基地和张家发生了争执，张英家人飞书京城，希望相爷打个招呼“摆平”邻家。张英看完家书淡淡一笑，在家书上回复：“千里家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看后甚感羞愧，便按相爷之意退让三尺宅基地，邻家见相爷家人如此豁达谦让，深受感动，亦退让三尺，遂成六尺巷。这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人与人相处,要多一分谦让，多一分宽容！父亲不正是这样做的吗？
父亲与伯父一直因为谁占便宜谁吃亏纠葛，因而受到祖父的不公与伯父的偏见，而父亲总是一再谦让，不予计较。原来祖父母在世的时候，我家和伯父家住在一个屋场上。按照我们乡里的规矩，分家后应该是大的搬出老屋，自立门户，而伯父别着性子不搬，祖父也偏袒伯父，两家的子女都已成人结婚生子，二十多人仍挤在一块。乡邻们都说伯父欺负人，父亲总是忍气吞声，直到祖父母去死后伯父家才在生产队的协调下划了新的宅基地搬了出去。
父亲被打成“右派”，是那场黑白混淆良莠不分运动的牺牲品，他就认栽了，运动过后很多人不停上访先后都平反了。可父亲一直认为党和政府不会冤枉好人的。直到七八年他到县落实政策办公室要求落实政策，工作人员说，早给你落实了，还落实什么？父亲不相信，人家就将文件翻给他看。他怎么也不相信，十九年前他就被摘了“帽”，可能是文件被公社给压在那里没有公开。天啦，就是这顶“帽子”，压迫了他几十年，也株连和害苦了我们几弟兄。父亲在以后的工作和生活中，风里来，雨里去，依然没有怨天尤人，愤世嫉俗，总是心平气和，谨小慎微，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大话，没有与人红过一次脸，不论是站在三尺讲台教书育人，还是被贬回乡里种田耙地，都默默无闻，勤勤恳恳。
直到现在，经历了人生跌宕蹉跎坎坷的我才慢慢地弄明白父亲那些年代为什么会如此软弱。其实，父亲冷淡的外表里装的是一颗真诚的心，一颗包容的心，一颗谦让的心。父亲的软弱里写满了人生的哲学，刻画着做人的大度，折射出理性的光芒，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和学习。
（樵夫写于2016年6月19日父亲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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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编辑：滴墨成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