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朔风暴哮着蹂躏我的脸时，我才不禁意间猛然发觉又是一年冬飘雪了！光阴如流水逝，时间似过隙马，蓦然回首，从湘江畔风光旖人的株洲家乡入伍到锦江边景色迷人的成都警营，一晃就是10年了。
　　
　　我还清晰地记得站台上泪潮暴涨的情景。空气里湿湿的鼻息泛滥，军列匍匐成绿色的长龙；一大群一大群的母亲或老泪涔涔或者嘴角嗫嚅，塞不完的叮咛和嘱咐像春蚕吐不尽的丝。
　　
　　这是初冬的时节，我们这群熟谙娇娟丽秀的南方小城就像熟悉自己的母亲一样的新兵，一路蜿蜒北上。衣服随着越来越沉的喟叹声不断地增添。我们不分东南西北，只知越走越冷。走得寂寞发慌时也打打扑克，玩玩“双扣”，斗斗地主，输了贴纸条笑得很勉强。当我们听到车厢的某个角落飘来几丝吉他的声音，细细嘤嘤的像《念亲恩》时，便忘了手中还攥着一把扑克。完全不坐火车的时候，彻底地臃肿成西北汉子，但没有西北汉子的豪放和粗犷，因为我们总是龟缩着脖子佝偻着腰。
　　
　　我们这些新兵们万万没有想到来部队的第一件事就是叠被子。我们还指望有一大群老兵敲锣打鼓张灯结彩迎接满身疲惫的我们，然后再安顿休息两天。可是除了草草挂了几条标语外，再没了接风的气氛。大黑个队长打雷般的吼声，震慑得我们的腿都有些发颤——这是第一次领教纪律的威严。于是，就蔫不唧地跪在通铺上，首次感到叠被子不比做学问简单，不管以前是怎样早上起床一脚踹开被子的懒少爷，还是在家中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公子哥儿，在这里都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班长俨然是很神圣说话很算数的大哥哥，在他面前自觉不自觉地乖成很驯良的小马驹。甚至吃喝拉撒都要请示允答之后，在极有限的时间内利索的完事。班长把在来回路上逗留的时间都算计得很苛刻，我们这些新兵们没有理由讨价还价。因为我们悄悄地把班长搁在与家长同起同坐的位置。再者班长的被子随手一折，都比我们动用吃奶之劲捏、挤、压、捋的被子方出好多个棱角，我们在惊叹之后自然佩服得五体投地。头两天还有点新奇，日子久了，就感到这是一项多余而又必须不折不扣完成的任务。
　　
　　新兵的我们开始跟着班长学走路、学吃饭、学穿衣、学睡觉。总之班长的每一言每一行都值得大家特学，甚至拜见队长的那种眼神，都让我们觉得这是很有水平很有胆量的。因为我们在队长面前只能看看脚跟并拢了没有，鞋带散开了没有，从不敢把目光往队长的眼睛和脸上撒野，偶尔也想正儿八经地看一看平时偷觑时瞄到的大眼，但总是被他直而硬的光剑折射得低下了头。于是，我们就联想到慈父严厉的目光。
　　
　　一个星期以后，我们娇白细嫩的脸显然一天比一天瘦，一天比一天黑了。风雨粗砺得很疯狂，很不留情。有的耳朵和手就由浅红、血红到紫红一层一层地发酵，不知冽风里是否揉进了碱，我们不知不觉地就被冬天发酵了，但还要站在北风呼啸、风紧雨迫的操场上走那别扭的齐步和正步。于是，我们的泪腺开始蠢蠢欲动，显得活跃起来，特别是在熄灯号后，班长强调完不准说话的时候，自己便不禁悠悠地想着心事，像中了邪似的翻涌。
　　
　　再过些日子，我们盼信就像盼中秋的月亮。我们的信像大把大把的雪片，可是我们的情感收藏袋式怎么也填不满的无底洞。我们对通信员总是特别地友善，尽管通信员被称为班长，但我们却敢很随和不拘束地跟通信员逗两句笑话，胆大的也敢放肆地摸一摸通信员的头。我们新兵连的通信员年纪跟我们差不多大，而且又长得白白嫩嫩活脱脱像一个女孩子的胚模。但他是老兵，按照部队的惯例管老兵都叫班长。于是我们便一口比一口甜地叫着班长，然后可以大大方方地查找有没有自己的信，信是我们维系故乡的情感纽带。我们从信里可以找到春天，听到故乡的声音。甚至在那冰天雪冻的世界里能用作取暖，我们就靠鸿雁穿飞的方式维持着渐渐堆积起来的思恋始终处于不外溢状态。
　　
　　新兵的我们也攀老乡，也喝酒，也唱歌，但不再是缠缠绵绵的情歌，而是那一首首腔调时常走样的《说句心里话》、《咱当兵的人》的军歌；我们也抽烟，不再是舒缓清香的好烟，而是每包二块五的“翠竹”；我们甚至还想痛痛快快地大吃一顿，最好能有一盘烧鸡；我们也想要队嘉奖、大队嘉奖，甚至支队嘉奖和三等功；我们也想找个姑娘聊聊天或者是更浪漫一层的交往；我们甚至还想扑到妈妈的怀里任性地流一回泪，妈妈的胸膛太温暖太温暖，是一个永远风平浪静的港湾。但是，我们每天要走正步，要喊破喉咙似的吼“一、二、三——四”，要叠豆腐块一样的被子……
　　
　　当我们戴上领花和帽徽的时候，我们都放肆地流了一回泪。几十天来灌注在心里的上千种上万种的味道的液体，今天终于不必躲躲闪闪捂捂遮遮地流。大家都纵一次情谁也不说谁懦弱、像个娘们。因为自从离开故乡，谁也没有这么激动过。看着脸上消瘦的笑容、粗黑的皮肤和渐渐宽厚的胸膛和肩膀，我们明白了这哭声里包含的全部内容，我们体会到军营中男子汉的队伍里原来也少不了泪的。
　　
　　从那天起，我们才纯粹成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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