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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班每天都有半小时的“大字课”，所谓“大字课”，就是写毛笔字，每天晚自习前老师都要用十分钟作点评。那天，班主任刚走进教室，还没站到讲台上，就激动了，他边走边展开手上的一张写有毛笔字的《人民日报》：“都抬起头来，看看苏东坡的风范。”班主任是语文老师，矮个，短脖，脑袋好像就是摞在肩膀上的，他讲课有激情，每到激动处就情不自禁地翘下巴，走路也是急匆匆的，酷似列宁，所以，我们背地里都叫他“列宁”，也喜欢听他讲课。“列宁”把《人民日报》举得很高，我们看不到他的头，他的声音却像海涛一样从报纸后面传过来：“同学们，同学们，这就是书法啊！了不起！了不起！”我伸长脖子看过去，见上面写着两句诗，是鲁迅的“大地麦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那笔力真还有苏东坡书体的风范，一看就知道是长久地临过帖的。
写毛笔字不算正式的课业，老师并无特别的要求，只是教些基本功法后，由学生自己写。那时候，全班只有两个人临帖，我临的是柳公权的，还有一个后来成了蜚声海内外的版画、书法家的冯君，他临的是颜真卿的，其他人都是手随心走，信马由缰地写。因为“师出有宗”，字写得有些眉眼，我和冯君被誉为全校的“书法家”，我们还没来得及得意，就来了一个写得一手好字的“花魁”。我想，真是天外有天啊。
学校有个持续一个学期的体育活动，叫“象征性赛跑”，目标是北京，看谁最先跑完学校到北京的路程。我瞌睡少，天麻麻亮就开跑了。岳荫棠也在跑，辫子散开成了马尾，脑勺后面有一个用手绢扎了个蝴蝶结，粉红色的。风吹过来，马尾像一面飞扬的旗帜，“蝴蝶”也随着她的步伐，在潮湿的晨曦中一颠一颤，仿佛活体一般的满是灵性。
时间一长，有同学拿我们开玩笑。我难为情，她无事一般，也许她压根儿就没听说过，也许是她的识面大，不屑于他人嚼舌根。快放暑假了，我们跑完最后一圈，她气喘吁吁地说，我们跑了这么长时间，恐怕是到邯郸了。那时，对于河北，我只知道石家庄，经她一说，邯郸就成了我知道的河北的第二座城市。
冯画刊头，他用铅笔画骨架，再着色。她歪着头看，不说话，看得很专心。她画衬画，很麻利，宽宽窄窄的排笔、五颜六色的广告色交换着使，她笔下的河流、湖泊、杨柳一派灵动。有一张全开纸上，画的是一幅拥簇在一起的海棠花，她说是用作“刊后语”的......我都傻眼了。我第一次听人说“景深”，第一次看见有人像泼墨一样的画画，第一次看见海棠花，当然还有第一次知道邯郸。我心想，这家伙怎么恁能干。
有同学凑过来悄声问我，她的肉多吗？我不得不脸红，无法克制的难为情顷刻间化作一抹流云在我的脸上铺开。那时的我是班上年龄最小的，还不满十六岁，似乎是第一次知道这“肉”字背后的含义。
我羞愧极了，膝盖也疼。岳荫棠走过来扶我胳膊：“疼吗？”。我没有说话，一拐一拐地拐出了跑道。
快放暑假了，岳荫棠说，你们两个到我家吃饭吧。“你们两个”就是我和冯。
大约半个月后的一个雨天，天像筛子一样，豪雨如注，我听说岳荫棠要走了。她是回武汉看父亲，还是走了后不再回来，猜不出个结果。这时，突然想到我问过她、她问过我的“疼吗？”，想到近一个学期的伴跑，想到那“蜻蜓”、“蝴蝶”，想到海棠花，想到她忽闪忽闪的大眼睛......心里像有蚂蚁在爬，莫名地烦躁起来。我想去送，却又胆怯了，最后还是没去。我到底是出于何种原因不去送呢？或许真的是胆怯，胆怯心里不能确定那初次来访的懵懵懂懂的情愫，是光明正大的还是恶不可恕的。其实，我小学、初中的所谓同学，也就是玩伴，真正的同窗之谊是在读高中才有的，但我和岳荫棠的友谊似乎又像酒窖里刚刚开始发酵的米糟，味道都是不确切的，或酸或甜，还是涩了，真说不清。
有一段时间，总会在教室里往窗外看，只要邮差来学校，我都觉得那绿色邮包里一定有岳荫棠给我的信。可是没有。高二下学期开学不久，班主任递给我一封信，是岳荫棠的，我觉得心脏在上蹿下跳。信封很平常，笔迹却是烂熟于心。她说她转学到咸宁了，高中三个学期转了三次学，像一个乞丐四处乞讨，好在和父母在一起了。我给她回信，却再也没收到她的信，她消失在茫茫人海中了，从此杳无音讯。
说来也巧，本来一直对花草不感兴趣的我，几十年来好像再也没有看见过海棠花，或许，曾经也见到过，只是岁月的打磨，所有的青春往事都沉寂于心而归于尘土，心底不再有冲动和向往了，自己想起或者遗忘，并不关乎春天里所有鲜花的存在，比如匆匆那年的海棠花，我念或者不念，她都以自己的方式绽放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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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编辑：滴墨成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