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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童年
小时候的影像留在记忆里，越来越远了......那时，全家人都在，姥姥、爸、妈和兄妹4人。
大人告诉说：
小时候，我极爱吃肉，买来的猪蹄髈从开始下锅起就一直哭闹，直到烧熟了吃到嘴里才算心满意足。
还有一次，每人分到一瓶汽水，自己先喝了一口，发觉比我哥的少了，也要大哭一场。
所以大人说：小时候，我特别爱哭。
而这，也成了后来大人们逗乐儿、打趣儿我的段子。
于兰兰长得小模小样，精灵而快乐，现在想起来也还是那个样子。
在学前班，我们学了毛主席语录。
那时，我的世界只有两部分，家和家外面。
家，就是一排平瓦房当中的几间屋，和屋里的一家人；
家外面，就是沙土路、杨树林、无边的大地......
家里，整天都是姥姥忙碌的身影，抱柴禾、烧火做饭、压水洗衣服，从大屋磨悠到小屋，再从小屋磨悠到大屋。
家外面，我们疯跑疯玩，钻草堆、爬土岗，浑身上下卷裹着灰尘、脏污，空气里充斥着无知的嬉闹声......
记忆里，姥姥一年到头都是穿着深蓝，或深灰色的大襟儿衣服，冬天布料是厚实暖和些的“涤卡”，夏天布料是单薄凉快些的“的确良”。这衣服都是她自己做的，自己裁剪，用手工缝，扣儿、扣鼻儿自己盘，针脚细密整齐，功夫很深！后来兰小伟闹着要穿裙子，姥姥就买了一块绸子，给她做了一条。她还跟我们讲过：她年轻时，给姥爷做长衫，一个晚上就能做一件！
爸妈都是兵团正式职工，有单位，有固定的工资，在那时算是很骄傲的事情，也让我们幼小的心灵感觉到踏实、满足。他们每天上下班，辛苦地挣钱养家是最明确的任务。
或者在哥哥和弟弟犯错的时候狠狠地下手教训他们一顿，我和妹妹躲在一边或幸灾乐祸，或胆战心惊；
还有，他们也时不时地会吵得天翻地覆，我们无助地沉默、躲避，在心里留下阴影......
其他的，在成长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就靠你自己去解决了。
再比如说，在学校里被男生欺负，回家告诉我哥，第二天他就会和一群小痞子在操场上向那男生扔石头，以后就没人敢欺负我了。那时，大凡有个哥的女生都不太会被欺负，没有一个哥哥撑腰的小孩儿也是很孤独、很可怜的。更不要说我哥还是一个能把书包整个弄丢，整天东游西逛、惹是生非的小痞子。
还比如说，冬天的夜晚，又黑又冷。到屋外面院子里上厕所是很发怵的事情，就死命地缠着姥姥陪我一起去，姥姥会牵着我的手，嘴里念叨着：“领你到东边儿去......领你到东边儿去......”又温暖又恐怖的感觉啊！4个小孩儿的家里如果没有个姥姥那是相当孤独、相当可怜的。
再来看我们的娱乐活动——上学、放学的路上有一个大土堆。曹永娟和粮库的几个人为一伙，我、何春梅、刘建梅......车队的为一伙。一伙在山头上守，一伙在下面攻，硝烟弥漫，尘土飞扬，其乐无穷！
疑难杂症也要靠自己想办法治疗——我的手上长了一个“疣”，有越长越大的趋势，那阵子很为这件事担心。不知道谁说用西葫芦柄能擦好。于是，刘建梅每天都会给我带一个西葫芦柄，在上学的路上边走边擦，还真的擦好了！去除了那个讨厌的“疣”，又轻松又快乐！我很感激刘建梅！
农场里隔很多时候才做一次豆腐，而且一次只做一大板。头一天打听好，第二天一大早就拿着个大搪瓷盆、攥着5毛钱飞奔到豆腐房排队。如果去晚了，前边就放了好几只盆子，很可能就买不到。就算排在第一名，我也是不放心，不敢离开就待在一边看着人家做豆腐。泡豆子、磨豆子、煮豆浆、点卤、搅豆腐脑、压豆腐......直到拆开豆腐包，用明晃晃的刀片把豆腐切成一大块、一大块放到我的盆儿里，数够10块，才心里里踏踏实实地端着盆儿飞奔回家。买这一回豆腐，要花整整一个上午的时间！
房后小菜园里的黄瓜和西红柿在大人的心里记了数，如果忍不住偷偷摘一个吃，会被狠骂一顿！
大人们到地里顺手牵羊采两把青毛豆捎回来煮着吃，那时就算是占了公家很大的便宜。
那时没有很细的产业分工，都靠自给自足。为了改善北方蔬菜瓜果的贫乏，农场根据每户人口的多少分一块自留地，各家各户就可以统筹安排、辛勤耕耘，春种秋收了。我们会事先谋划好在自留地里种些什么，到春天的时候，全家人就一起动手，翻土、打垄沟、播种，场面热火朝天。
我家七口人，分到七分地，大多数时候都是种土豆、苞米、茄子、辣椒这些大路货，因为不需要太多的料理，不用浇水、不用施肥、不用打农药，顶多就是锄一下长疯了的草。一个夏天，饭桌上就会丰富多彩一些，秋天还可以有不错的收获。
那时我特别羡慕有的人家种葵花、高粱这些东西，秋天时，可以捧着一个大大的葵花盘，一个一个地抠瓜子儿磕。收了高粱，还可以吃一把一把的甜秫秸。
自留地离家比较远，约莫着该有3、4里路吧？去自留地摘菜，掰苞米也是比较艰巨的任务，大人必须恶狠狠地下好几道命令我们才会背着个袋子晃荡过去。一路上，看见草地里的“黑星星”熟了，顺手摘几把吃，看见“酸么浆”长得好，也采几把吃，这些额外的收获带来的满足完全可以抵消干活的辛苦了。
后来，84年高考结束，回到家吃午饭，油豆角和苞米就是从自留地摘回来的！
清明节，姥姥会煮鸡蛋，每个人分到两个，热乎乎地放到口袋里带着上学去，课间还和小伙伴儿对顶着玩，看谁的鸡蛋先被顶破；
八月十五每人分到一块油滋滋的月饼，青红丝、果仁陷儿的，看在眼里是香甜、美味的，吃到嘴里变得油腻、倒胃口。
最快乐的是“六一”儿童节开运动会，很大方的家长会给我们每人一块钱，三天里你就是土豪，想买什么零食都管够。不过，零食也只有一毛钱一个的面包、五分钱一根的冰棍儿。
孰不知为了备足年货，并且给每个孩子做一套新衣裳，要提前多少时候做打算啊！
我妈会早早地联络回城探亲的知青，请他们捎回时兴的花布，上海的、北京的、天津的，漫长的路途，漫长的等待。然后便施展技艺，自己比量，自己裁剪，接连很多个晚上，我们在炕上睡梦香甜时，我妈踩着缝纫机“咔他、咔他”地操劳到深更半夜。姥姥陪在旁边，摸摸索索地帮着挖扣眼、锁扣眼、钉扣子，用火烧的铁熨斗烫平接缝和弯角儿。
我妈刚到杭州来的时候，就叨咕着要买一台上海产的“蝴蝶牌”缝纫机，我就给她买了一台，她又开始“咔他、咔他”地给王天雨和兰天晨缝缝补补起来。把一块一块成不了大用的零碎布头拼起来，做成小被面、小褥面又结实又好看！
那时，很多人家，舍不得买鞋，而要做双鞋都是从搓麻绳、纳鞋底，熬糨糊，做格板儿、铰鞋样......一步一步做起来，一家十几口人，挨到到最后一个人穿上新鞋的时候，那第一双鞋早已经寿终正寝了。所以到各家串门，都能看见“家属”们一边儿唠嗑，一边儿“蹭蹭”地纳鞋底，还不时地把针在头发上划拉一下，据说是抹点头油，可以让针滑溜儿一些。
小学的大部分时间是玩，游行，学习《毛泽东选集》，学习报纸上的文章，学着写批判稿，批林批孔。那时，政治挂帅，红卫兵、红小兵的呐喊声响彻云霄。听说张铁生在考试卷上写：毛主席万岁！就能得100分。这样豪情万丈的举动迷倒了不少人！只是我胆小不敢如此张扬，考试时，不会做的题目还是空着，让老师狠狠地打叉！
我曾和一个叫徐兴良的男生做同桌，他数学好，小小年纪就有梁山好汉的豪爽！考试的时候我总是心怀忐忑地朝他那边瞄呀瞄，他就慢慢地把卷子推到“三八”线处，让我能比较方便地瞄到，哈哈！两厢情愿，心照不宣。
我清楚地记得一天放学后，我和刘建梅、何春梅、戴军......在一个废弃的菜窖里玩，一个很深的、方方正正的大沙土坑，看谁敢把癞蛤蟆装进裤兜里，正恶心、膈应着，农场大广播喇叭里突然响起了嘹亮而沉重的哀乐声，一直不停地放，不停地放，我们听呆了......然后是播音员低沉、缓慢的声音：“......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几个小女孩儿吓傻了，爬出土坑，疯狂地跑回家。
农场虽然偏远，教学一点也不马虎，都是跟着国家、省市统一的步子走。不光开设主要课目，也有体育课和音乐课。
刚在军川小学感觉到他的存在，是他带着一副嫌恶的眼神远远地看我们，而我们一群小女生，正利用课间15分钟的时间坐在地上玩抓“噶啦哈”，抓“石子”，灰头土脸，双手乌黑，活像一个个“烧糊了的卷子”，不亦乐乎！
刘建梅梳着两条长长的辫子，人长得漂亮，嗓子也好，一直是我们班的文艺委员，赵老师首先选中了她。接着又莫名其妙地选中了我，还有其他......我们参加了一个组织叫“合唱团”。每天放学后留在教室里练唱歌，当时学的歌曲有《黑孩子》，《玛依拉》，《黄河之歌》......
小学块毕业的时候，来了一个新的同学——赵连香。
她从山东来，寄养在姑姑家，同时为姑姑家带孩子、做家务。
刚入学没多久，赵连香就代表学校到管局（总局？）参加数学竞赛，获得了好名次，奖品是一部半导体收音机，轰动了整个农场。
冥冥之中，我卑贱的“土兵”生涯也即将结束。
美丽的北方家乡留在童年的记忆里——清晨，那一轮喷薄而出的红日和草叶上翻滚的露珠；夜晚，那如水般泻下的月光和草边翻飞的萤火虫；上第一节课之前，刘建梅起头，大家敞开嗓子唱的一首首歌曲......头上只有天空，脚下只有土地，心里只有家和学校的一排排红墙红瓦的平房、和一群傻傻的小伙伴儿。
2016.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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