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为严子陵修祠，记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我心中也有一座“山”，千峰万岭他最巍然，那就是我的父亲。远去的父亲始终就是我心中的山，他给我生命，给我阳光，给我品格，给我毅力。-

　　父亲1924年12月出生在一个极为贫苦的农民家庭，9岁就失去母亲。1939年，仅15岁的他毅然参加了当地的八路军，救国从戎，历尽烽火，1941年不满1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虽没有文化，却有坚定的信念：抗日寇，求解放，跟共产党走；不怕流血，勇敢作战，屡立战功。1947年农历2月2的凌晨2点，在与国民党96军作战已连续激战几天的情况下，他双臂先后受伤，仍顽强坚持不下火线。然而不几时他左胯再次被子弹击中，连累带伤的昏倒在战场。拂晓时分，他稍微清醒过来，战斗结束了，大部队已经转移，硝烟依旧弥漫，周围横七竖八的躺着许多尸体。突然他发现一个国民党士兵从死人堆站起来，慌慌张张地从他身边走过，就急忙用脚绊了那人一下，并朝天鸣枪。那人一楞就想跑，父亲对那人说：“你不用跑，把枪给你，你来打死我。”那人很惊讶的说，“你没打死我，我怎能打死你啊？”“你既然不打死我，就得背我送后方治疗。”就这样那人乖乖地把父亲背送到后方医院，得到及时治疗。经过交谈，父亲得知，那人是章丘的，刚被国民党抓丁当兵，名字叫滕子山（善？音记）。在父亲的劝说下，他也投入了解放军队伍。由于战事频仍，从那失去联系，可父亲始终没有忘记这个救命的恩人，多次打听未果，直到临终都感到遗憾。-

　　父亲伤势虽然痊愈，却留下了终生的伤残。尊照部队领导意见，他回家疗养，失去了跟随部队南下的机会。回村后，根据地方党组织的安排，他积极培养和发展中共党员，创建了本村第一个党支部，并担任党支部书记。斗地主，闹土改，带领广大劳苦农民翻身得解放，走进新中国；互助组，合作社，农业改造，一步一个脚印，迈在社会主义的大道上。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刮五风”运动期间，父亲的耿直脾气吃了“亏”。当时，浮夸、冒进极度泛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播下百斤种，能产万斤粮”等不切实际、不符合规律的口号和做法十分流行。可父亲不信邪、不跟风，我行我素。上级号召“深翻密植”，要求翻地1米多深，播种必须每亩百斤以上。他说，“那是劳民伤财，胡来的做法”，明顶暗抗，坚决不办。结果，被戴了一顶“反对大跃进、抗拒领导”的帽子，受到免职、警告处分。他尽管受到这种不公正的待遇，但他从没有过埋怨和消沉。总是说，“受点委屈没啥，我比牺牲的战友荣幸的多了，以后总会有个说法。只要信心在，一切会好起来。”“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父亲也正是因这次不公的处分，却躲过了“四清”和“文革”的灾难，不然也是首当其冲的“走资派对象”。文革结束后，他的冤案得到彻底平反，所预言的“说法”实现了。在新的时代里，年过半百的他，又先后担任过村队干部，与村民乡亲一道沐浴了改革春风，分享了党的富民阳光。

　　历史的年轮把社会推进了，也把人们的岁月推向夕阳。父亲到了晚年，战争年代留下的伤残致使他经常腿脚疼痛，双手打颤，加之其他疾病，身体每况愈下。可他老人却十分顽强，极少在孩子面前表现出来，能自理的就不让孩子们照顾，还时常说，“都不要耽误事，该忙啥的忙啥，有饭有药就行。”直到父亲临终前一个月，他才卧床未起，无奈地接受了孩子们的最后伺候。-

　　2008年7月4日(农历6月初2）上午9时，父亲走完84年的人生，安详的离开了我们。他没留下什么遗言更不要说什么遗产，但是他留给了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用他自己历尽沧桑、饱经风霜所凝结的人生感悟，教育我如何生活；用性耿志恒、豁达刚毅的风范，教诲我怎样工作。一年来，我时常想起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更怀念他毕生对党忠诚，热爱社会，虽无丰功伟业，足能算得上一个做过贡献的人；怀念他一生艰辛，不畏劳苦，用自己宽厚的肩膀和坦荡的心胸，支撑着我的全家乃至伯叔几家；怀念他对晚辈的慈祥关爱和训导，光明做人，勤奋做事。他67年的党龄，淡薄无名，从容过世，走的大度，走的无憾，除了自己的躯体和体上的弹片，什么也没带走，把所有的爱留了下来，-任凭晚辈自己去品味和体会，他再也不能指点，更不会求得回报。

　　七年了，父亲长眠于他曾经耕耘过的那片土地里，陪伴着我早年离去的母亲，追随着爷爷、奶奶，还有几个大伯大妈作伴。遵照父亲生前遗愿，没有立碑，没有坟头，连棵特别的树也没有，只有一片黄土和郁郁葱葱的五谷。这符合老人一生的信仰，唯物求实，不搞形式，不影响耕作和大地的奉献。我们晚辈祭奠，只靠记忆和心灵，在老人墓前摆上祭品，寄托我们的哀思，沟通人间与天堂的呼应。-

　　缅怀父亲，对于我来说，很少再是悲痛了，更多的是象读一本有益的书，不愿释手，每看一遍都是受益匪浅。父亲给予我的爱和风范，是我一生的财富，我将铭记在心，传承永远。

　　2015年7月于怡心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