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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由姥姥带大的，所以我和姥姥最亲。这一点，连我的妈妈有时也不能不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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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编辑：可儿)我这个人，天生的就是一个淘气鬼，不足月，非跳到人间，出生不久，又害得妈妈生了病，没有奶吃，只好把我丢给姥姥将养。听姥姥说，那里全屯子——我的姥姥本来和我的外祖父随军在广西南宁，但是外祖父殉职在岗位后，我的姥姥换得一张烈属证，就被以广西是边防重地，需要遣返为由，被送回了东北的农村——可怜的姥姥，她对东北的农村实在是太不适应了呀——举凡看过我的人几乎都是摇头，没人认为我能活下来。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的农村，虽然已不是灾荒之年，但养活一个不足月且无奶吃的孩子，困难是可想而知的。由于我不能吃饭，只能以米碾成粉熬糊糊为食。然姥姥又推不动农村的大碾盘，她只好用手推着别人用脚踩的轧中药的碾子，把米碾成粉，做成类似今天小孩子们常吃的营养米糊一样的给我充饥。我与姥姥在市场上看到米糊，笑嘻嘻对姥姥说，这可是您最先有的专利呀。 春寒料峭，破屋冷舍，姥姥就是以一个不识安的农村小脚老太太独有的方法，把我从生死两茫茫的线上拉了回来。现在姥姥有时拍着我的胖肚皮说：“都说我的外孙活不了，这如今不也是一个大胖子？” 在农村时的我远不像现在这样的娇贵----广茂的田野是我天然的游戏场，草甸边、小河旁，红褐色的蜻蜓和胖胖的绿蛙，就是童年的好朋友，鼓着肚皮拼命叫的知了和长长腿子善长跳的蚂蚱儿，就是学音乐的先生。春去冬来，我一天一天地长大了，水塘边，打谷场，都留下我和姥姥浅浅的足印，不是印在沙滩上，不是印在澎湖湾，是印在我幼小天真的心田。 三岁多一点的时候，我们上城了，此时我才与爸爸妈妈的生活在一起。但是我与姥姥，已从心灵上形成了一种默契，是她深深的母爱，代替了妈妈在我幼小的心中最深最初的位置。尽管我们住在城里，可是我最亲近的人，是把我从小养大的姥姥。 四五岁时，姥姥开始给我最早的启蒙教育。姥姥不太识字，只能断断续续地背诵一些《三字经》、《百家姓》之类的旧式蒙书，姥姥教我背书也不是象在学校那样一行行一句句地教，而是想到那就教到哪，即没有严格的教学计划，也没有完整的教学目的，我也是一句一锯地学，从没有过系统的幼教阶段。但就是这最简单的私塾式的教育，奠定了我扎实的古典文学的基础，现在我酷爱诗书，写文章，从某种意义上说，不能不归功于姥姥的这种最初的教育。 刚上小学时，我才六岁多一点，尚不够上学的足龄，时逢农业学大寨，大搞积肥造田，我们这些小学生无论大小，也一起学农民，每逢冬天，臂挎小筐，手执小铲，走上街头去拾粪。别人家里有哥哥有姐姐，都能帮上忙，我什么也没有，爸爸妈妈还是在接受监督改造的“老九”，不能出来，只有从小与我相依为命的姥姥，跺着三寸多一点的小脚，和我一道捡了一冬的粪，总算是完成了革命任务。 学校里现在可能都是集中取暖了，我们那时都是烧煤炉，每逢秋季，须得去郊区的农田里拨豆根，又是姥姥和我一起，顶着秋后正午的烈日傍晚的寒风，拨来一筐一筐的豆根，拿回家，帮我打掉土，码成垛，一起送到学校。现在我虽然是锦衣玉食，可是每每的，却总回想起儿时的时光，姥姥拉着我的手小，走在炊烟�留恋�夕阳中，红红的阳光，将我们的影子拉得好长好长…… 我在一日一日的长大，姥姥在一日一日地衰老。她虽然人居广州，繁华的都市对她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心里念念不忘的，仍是她亲手带大的外孙。每每来信，都在问我的身体，问我的学业。我考大学的时候，没能考上本科，姥姥流了泪，她感到了伤心。后来我就读于当时还不太有名的四平大学，她知足地说，不管什么，我外孙总是大学生呀。 姥姥对我的要求不太高，仅此而已。她并不是一定要我考上什么大学才了，她要的是我在一个好的大学里，能更好做人，不仅对我，对她的子女也是如此，我的爸爸和我的姨父都可谓高官显禄，可姥姥并没觉得有什么，孩子就是她的孩子，无论他们做什么。 姥姥今年八十三岁了，精神格外的健壮，每每的，提起过去的事，我们都沉浸在时而幸福而时辛酸的回忆中。 据说令人讨厌的乌鸦最让人钦佩的地方，就是乌鸦老了以后，都由小乌鸦反哺，以尽孝道。因此，虽然是它的叫声不令人喜欢，可是却是一种教人向善的鸟。姥姥老了，我还年轻，我会象小乌鸦一样，尽到我的孝心。（吉林蓝宇，于2002年07月24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