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的男人们
　　
　　刨坑的镐，翻地的耙，开沟挖渠的锹，它们缩在猪圈的一角，锈迹斑斑，松松垮垮，一碰就脱了把。它们在这间黑暗的小屋呆了多久？缠着的蛛网，破了又补，补了又破，有的蜘蛛来了，走了，有的蜘蛛老了，死了，在网上，尸体风干了，成了脆壳。无所事事，昏昏沉沉，梦跑马似得，一个接着一个，想得尽是年轻的时候，想得尽是锃亮的岁月，满脑子的号子声，喘息声，说笑声，那些粗野的说笑，那些围绕男人的命根子，女人的奶子的说笑声，如今像这镐柄一样暗淡着，落满了尘埃。
　　
　　无数次使命的想要记起，插入泥土的那种感觉，那种迫不及待，那种满含快感的疼痛，撕裂，仰天长啸般的激荡。仿佛隔了好几座岁月的大山，看不见，又记不起。土地在哪里？哪些渴望被刨开的土地，有时坚硬，有时潮湿，有时刚烈，有时柔情，那些土地，那些渴望开花结果的土地，是否还记得镐？记得耙？记得锹？像女人老了是否还记得男人。
　　
　　猪圈很多年没有养猪了，倒了一次，修了一次，土坯换成了砖石。但不再养猪了，就堆放些农具，像镐，像耙，像锹，还有其他。但只是让它们堆在那里，静静的，无期的，不会像许多年前，隔些日子总会拿出来，用磨刀石磨磨，用干草擦擦。
　　
　　父亲已经老了，家里的地大半给圈进了农庄，剩下的交给了收割机，拖拉机。父亲只是站在田埂上看着麦子或是稻子成片成片的倒下，一亩地两根烟的功夫被收拾的干干净净，父亲每年都要计算每一块的产量。产量有增无减，那时一年种出来的粮食，现在只要用几圈麻将的时间。父亲不明白，因为父亲老了。不再是以前那个可以把肩头给我当船的父亲了，也不再是可以把碌轴拉得满场子跑、挑了一两百斤砖石可以爬三层楼的父亲了。在我一意孤行的时候，父亲不会再脱了鞋，拿鞋底子抽我的屁股，也不会朝我瞪眼睛怒吼，只会弱弱的说几句，微微的叹息着。
　　
　　在村里被父亲称为叔伯的人，所剩无几，他们弯成一把弓，手里拄着杖，他们的眼里长满了萝卜花，找不到出村的路，大部分时间里，他们都窝在床上，仿佛只有窝在床上，像一把干柴火的老骨头才不会散架，他们像挂在树梢的干瘪的枣子，在某个夜里，在某阵风后，在悄无声息中落进了尘埃。
　　
　　父亲的同辈人，那些夏日里打着赤膊，皮肤紫红，肌肉像是铁疙瘩，手掌和脚掌长满厚厚的茧子，抓在荆棘上，踩在茅草针尖上，都不觉疼痛的，那是些我称作叔伯的人。他们曾经可以就着一碟咸菜喝两大碗土烧酒，可以像牛一样拉着堆得小山似得板车在道上飞奔，可以在劳作了一天后和自己的女人把床板折磨的散了架。现在无可奈何的都被称为老人，三两酒便可以放倒，睡上一宿。碌轴被弃在墙角，连踢一脚的勇气都没有。见了门口交媾的狗，不会将棒槌扔过去，就是啐上一口的兴味也不再有。撒尿，常常滴滴答答的落在脚尖，让人脸红耳燥。
　　
　　村前的三贵，背地里被人喊作“长毛”，中风瘫在床上大半年了，兄弟四人曾经火拼了别村十几个壮小伙，在村里呼风唤雨，民兵营长、村民组长的位置一占七八年。村后的长明，从春天到秋天，总是打着赤膊，赤着脚，走路蹬蹬的响，在修运河时，一顿吃过七大碗米饭，一人可以挑起两台柴油机，如今佝偻的背像个问号。抬头看人，眼光不及人腰部。村东的红根，一手的好瓦工，上梁时，一人扛着大梁顺着梯子就能上到房顶，骑在梁上，向东南西北抛馒头粽子时，威风凛凛，而今满嘴假牙，用瓦刀劈断一块砖头的力气都没了。村西的长龙，父亲曾是民国初年村里的大刀会长，夹了碌轴尤能健步如飞，老子英雄儿好汉，长龙凭一身力气成了一个屠夫，年轻时，一人杀得三百斤重的大猪。六十岁时，伏地，两只手各用三根手指，可做俯卧撑数十个。可如今他在哪里？坟茔上衰草凄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