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高考我的痛 1 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到今年已经整整四十年了，说起这件往事，对于五十岁以下的人来说，就是讲古了，它是那么遥远。一九九七年，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做《高考二十年祭》，以纪念那次令我痛心莫名的高考，如今又过了二十年，我再重提往事，还是为了纪念那次令我痛心莫名的高考。 如今的年轻人不知道什么叫恢复高考，所谓恢复，那就是中断以后又回到原来状态。中国在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这十年内，在伟大领袖领导下，开展了长达十年的文革运动，从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六年这十年，中国便终止了高考。 当然，文革十年也不是完全终止了高等教育，在文革中后期，兴起了一个新鲜事物，叫做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这个“推荐”就成了当时权势者手中的一张王牌，谁握有这张王牌，谁就能呼风唤雨，他想让谁去读大学谁就去读大学，他想拿这张王牌换点钱物就可以换点钱物。这个新鲜事物无法保证高等学府的教育质量，只会给高等教育留下笑柄，只会成为永远无法复制的神话。 邓小平出山后，虽然他还不是党政军一把手，但是凭着他过去在党内、在政界军界的威望，力主恢复高考，凭分数择优录取学生，让高校录取学生回到原来的轨辙，这就是当时的大背景。 一九七七年高考是在十二月中旬举行的，当时参考的考生主要来自老三届毕业生和其他社会青年，没有在校学生参加，因为考试时间安排在冬季，初高中在校毕业生还没到毕业时间。全国参考考生一起有五百七十万人，最后录取二十七万人。 2 我就是这五百七十万考生中的一个，我为什么要参加这次高考？和千千万万的考生一样，完全是源于要改变身份的想法。 在全国五百七十万考生中，我应该属于一个特例，我没有读过初中，也没有读过高中，就是说，我没有进过中学的大门。在我的履历上，我只在青藜小学读过三年半初小，在秀水完小读过两年高小，在生产队做了十年副社员，当我参加第一次高考时，我刚满二十三岁。 我报考的是大学文科，一个十年前的小学毕业生报考大学文科，是不是胆子特别的大？的确，我那时候就是异想天开。 如今的时代，身份并不重要，金钱最为重要，谁有钱谁就是大爷。四十年前可不是这样，那时候，身份最为重要，人们称拿国家工资吃商品粮的人为吃皇粮的人，他们端的就是铁饭碗，打不破的。 四十年前，工人和农民、城市人和乡下人就是梁漱溟老先生说的有九天九地的差别，国家强制贯彻人口二元分裂意识，将工人和城市人捧到九天之上，将农民和乡下人贬到九地之下，以至于饥饿年代，种粮的人无饭吃，被活活饿死了几千万，而不种粮的工人和城市人却活得滋滋润润，无人饿死。 那时候，绝大多数的老三届都响应伟大领袖号召，来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以为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会大有作为的，他们在这里摸爬打滚几年后，发现这里就是人间地狱，不仅没有大有作为，反而让他们变成了偷鸡摸狗的小贼，变成了九地之人，于是，他们愈到后来，改变身份的要求就变得逾益强烈。 那时候，一个九地之人想要改变自己的身份，将自己变为一个九天之人，只有三条路可走：招工、招干、参军。能够往这三条路上走的人只有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子弟，而且还要他的老爸或者老妈都是我党的干部，才有可能。我们屋场里的笙祖大伯，他是个文盲，也是个土改根子，我党的老党员，当过十几年的老支书，他生养了五个儿子。笙祖大伯亲手将二儿子送到一个国营茶场，又将三儿子、四儿子送去招工，并且是几次三番地送去招工，无奈他们读书太少，资质又差，没一次被录用，别的人只能在一边看着，即使你是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子女，你老爸老妈无权，也只能在一边歇菜。 那时候，九地之下的农村人还分了三六九等，国家将农村人划作雇农、贫农、下中农、中农、富裕中农、富农、地主，给农村人贴上政治标签。倘若是你祖父是地主分子，那么，你祖父就是国家的敌人。你父亲就是地主子女，也就是准阶级敌人。你呢，自然也是地主子女，也是将来的准阶级敌人。一句话，敌人是天生的，你还在你娘的肚子里，只要你老爸是个准敌人，你就一定是个准敌人。 这样荒唐的伦理，现在的年轻人听来自然不信，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我那时候是个农村人，就是个九地之人，我的父亲在中共鼎革之时，刚满二十二岁，被划作一个富农子女，成为国家的准敌人，我是在国家合作化时期出生的，因为父亲身份的缘故，我还在我娘肚子里的时候，也成为了国家的准敌人，那时候，我们就戏称自己为“副社员”。九地之下的副社员，你想要改变自己的身份，有何法子呢，我那时候哦嘴朝天，找不到答案。 3 一九七七年十月，平地一声惊雷，国家各大媒体公布了高考招生消息，大学招生恢复考试，这给千千万万想要改变自己身份的人提供了契机，社会开始转轨，由不平等开始转入平等。 我那时是在青藜小学的《湖南日报》上读到这则高考消息的，豆腐大一块文字，我横着读，竖着读，反反复复读了几十遍，我在文字里反复挑刺，就是挑不出政治歧视这样的刺来。这则消息没有规定谁可以参考，谁不可以参考，而是说只要是有志青年就可以参考，这对于我们这些被黥面的准敌人而言，不只是平地一声惊雷，简直就是一声霹雷，活了二十几年，做梦都没想过有这样的平等待遇啊！我再在消息里找刺，也没找到有学历限制的文字，不是说你初高中毕业了才可以参加高考，没有学历限制，只要你能考，你就可以去考。这两个无条件就给我指出了一条改变身份的出路：参加高考！ 那时候，新政虽说开始了一年，坚冰却还没被摧破，大地仍然冰封。我读到高考消息后的一个月内，一直在徘徊，在怀疑：我可不可以报名参加高考？我面子薄，总是害怕拒绝，总是害怕讥笑。直到离报名终止时间只有一周了，我才去笙祖书记家里怯怯地问他，我可不可以去报名参加高考，笙祖书记对我笑着说，你当然可以去呀，你为什么不能去呢？ 报名之后，离考试的时间只有一个月了，按理说，应该复习功课准备考试了。我却是不能够，一来我是队上的主要劳力，白天要参加冬修水利，只能晚上读读书。往往是晚上一搬起书，白天的劳累就会袭来，老是要瞌睡。二来呢，我没有中学课本，一本都没有，不知道要复习什么内容，也不认识一个中学老师，要书没有书，要指导老师没有指导老师。 这一个月，我就是在混沌中渡过的，不知道要做什么，也不知道能做什么，我后悔报名参考了，又盼望考试的时间快快来到，是好是坏，考了再说。 4 我没有读过中学，不等于我在文革十年中没读过书，恰恰相反，文革十年，正是我成长的青少年时期，也是我如饥似渴自学读书的时期，就像我没间断过在队上的生产一样，我也没间断过读书。 我是有家学渊源的，曾祖父是个教书先生，他学识宏博，写得一手好古文。我的祖父也是位教书先生，他的对联，他的书法在十里八乡是很有名气的。我的父亲虽说只读了几年私塾，却是绝顶的聪明，屋场里几百坵田块都像图画样印在他脑子里，他可以按顺序说出谁家的田名亩积，人说他的算盘可以顶在脑上打得。中共鼎革之初，他是一个积极分子，还加入了共青团，铁路上多次要将他招干，都被我祖母拒绝，他的准敌人身份是渐变的，不是突变的。 人说“聪明有种，富贵有根”，我在这样一个家庭内长大，智商自然差不到哪里去，换个说法，我是有读书资质的。 我是个爱惜字纸的人，一字一纸都舍不得浪费，便逐渐养成了爱书的习惯。那时候，由于文革的焚书，便很难见到书，我是若干年后，才知道城里有新华书店的，而书店里只有几个政治领袖的著作和鲁迅的书籍，再就是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之类小说。下面是我在一九七四年春天读书的一份书单，抄录印证： 每天的《湖南日报》，每周的《湖南科技报》，每期的《红旗》杂志；《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列宁的《怎么办》、《论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的《论列宁》；周恩来的《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还有《列宁是怎样写作学习的》、《鲁迅杂文书信选》、《彷徨》、《红楼梦》、《把一切献给党》、《红旗插在大门岛》、《湘西歼匪记》、《风雨的黎明》、《沸腾的群山》、《艳阳天》、《边疆晓歌》、《虎子敲钟》、《高玉宝》、《数学家算账》、《郭亮外传》等等。 一九七四年，已经进入文革后期，读书界开始松动，小说界除开红得发紫的浩然外，也有其他人的小说开始面世了。 我那时候读书主要是读两个方面书籍，一个是政治领袖著作，一个红色经典小说。前一类书籍是国家提倡要读的，后一类书籍是当时的禁书，在地下流行。这两类书籍中的部分书，我读得滚瓜烂熟，像毛领袖的“老三篇”“五篇哲学著作”“毛诗词”“毛语录”“毛的雄文四卷文章题目”，我都基本背得下来。曲波的《林海雪原》三十八章，我都可以按顺序背下标题、讲述故事情节。我当时对于世界的认知和知识的获得，就是从这些书里来的。 一九七四年，我开始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到我第一次参加高考止，三年内，我把这部厚厚的三卷本经济学著作读了两遍，虽然是一知半解，却也打开了我的眼界，学到了不少的新知识。 这样的自学读书并不是专业读书，我从十三岁起就开始参加队里的集体生产，先是当牛倌看伴牛，后来是半劳力、全劳力，一直是队里的劳动骨干，每年的出勤都是队里最高的一个。我的读书主要是在夜间、雨天、年节以及一般日子里的三余时间进行。 尽管如此，我学到的知识不是全面的，一是没受到学校的正规训练，二是没有学到数学，那时候，高小的数学还叫算术，也只学到了加减乘除四则混合运算，至于有理数、平面几何、解析几何、函数之类的中学数学，我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 当年，我就是以这种身份参加高考的，它有着天然的缺憾！ 5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一日，我在秀水中学参加高考。 那一次，我们下荷塘所有的文科考生都坐在一个破旧的礼堂里参加大学文科招生考试，北风从窗棂里和瓦缝里灌了进来，又从领子里直往胸口背心钻，我咬着牙关，忍受着寒冷的侵袭，总算是考完了试。那时候，文科考生考试五门课程：语文、数学、历史、地理、政治。除开数学一门，其余四门，我自觉考得很不错。数学试题的程度大体相当于现在初二年级水平，这在当时，就已经是算是高水平了，因为文革十年，年轻人已经和数学拜拜了十年，不要说许许多多的考生得了“0”分，就是当时被录到大学的考生，也有许多人都是“0”分。 我不知道我的数学是不是“0”分，总之，那堂考试，我坐在礼堂里把考试题读了几十遍，就是不会动笔，直到最后，我才把最后一道难题的答案做出来，答案是对的，我不知道立方程式，就只把答案写了上去，不知道给分了没有。 考后不久，消息就传到了我屋场里，说我考取了大学，同我一起参加考试的两名好朋友，他们考的中专，也考取了。我们一同接到了体检的通知，一起去岳阳参加了体检，而且体检也没任何问题。 体检那天，大雪纷纷扬扬飘落了一天，还下着凌，我们一行三人从岳阳乘坐火车回来，在秀水车站下车，这时候，天完全黑了，雪映在路上，还是看得见地形和路面，走在路上，脚下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我们的心情快活极了，因为我们考上了，可以吃皇粮了，可以改变身份了，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情啊！ 这一年，在我们偌大的下荷塘，参加高考的就是两类人，一类是下放知青，一类是初高中毕业的回乡知青，我仅仅是个个案，几百名考生，只有十几人考取，而我和我的两个朋友一同考取了，这在我们屋场，在我们下荷塘，能不是个惊雷么！ 人们在奔走相告，传统的观念一瞬间就一下子坍塌，一个准敌人考取了大学，一个只读过高小的人考取了大学，这能不是一个惊雷么！ 严寒的腊月到了，老天一老在下雪，体检之后，我们就猫在家里等大学的录取通知，一等不来，二等不来，直到要吃年夜饭了，我们的录取通知书还是没来，不光是我的没来，而且，我那两个朋友的通知也没来，别人的通知却是陆陆续续来了。 我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总之，我第一次和大学失之交臂。 6 那时候，我的心里并不懊恼，我原本就是考着玩玩的，能录我更好，不能录我也无所谓，我也不失去什么，我只是证明了我还行。 一九七八年的高考就恢复到了七月份考试，我第二次参加了高考，依然是在秀水中学那个破礼堂里考试，而且，我又考取了，同样也参加了体检，体检也合格。 两次高考，中间只隔了半年时间，这半年，我去了一个学校给一个中学语文老师代课，一边教书一边自学数学，其余几门课程，我几乎没花时间看过书，自认为凭着自己以往的知识还是能应付过去的。我把业余时间全花在自学数学上，半年时间里，我要将全部初高中数学学一遍，自然是学不全懂的，书上的内容看得懂，一遇到实际做题却不知道做了。而且，数学的考题一年难比一年，这一年的数学考题大体相当于现在高一的水平，我努力了半年的业余时间，数学只考了7分，心里总还是高兴的，因为我在数学起步了。 这一年考试的考生起了大变化，已经有高中毕业生参加高考，初中毕业生参加中考了。我的小弟就是这一年参加高考的，他在我的鼓励下，跳一级到高中毕业班参加高考，而且一举考中，论分数，他可以录到清华北大去，当时我们只选择了一所一般的重点大学，因为我们当时害怕政治阴霾未散尽，害怕从天上摔到地上。 同我第一次参加考试的两个朋友，这一年又参加了中考，也一起考取了，我们大队除开我们三个、我小弟一个外，还一个女子也考了中专，并且考取了。这样一来，我们大队一次考取了五个人，这在我们下荷塘是遥遥领先的成绩。 这一年的录取通知从八月一直下到十二月才结束，我一直等了五个月，也没等到我的录取通知书，直到我的朋友心寒十二月接到省公安干校的入学通知后，我才意识到自己是没希望了。 小弟去中山大学读书了，他每次来信就问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来了没有，我没法回答，甚至还有点无地自容一样，这时候的心情已经不是第一次没被录取时的心情了，可以说，心情很坏了！ 在等候通知的这五个月了，我放弃了自学数学，而且也差不多放弃了书本，一天到晚，除开在队上做工以外，其余时间就过得浑浑噩噩，不知所终。 7 我为什么又被淘汰出局，是我考得不好么，是我的分数不够么？ 怀着这个疑问，一九七九年春节，我送小弟去岳阳乘车，顺路访问了岳阳地区招生办，接待我们的是一位女士。 自报家门以后，这位女士麻利地从架子上取出一档案袋递给我说，你太可惜了，自己看看吧。 这档案袋装了我几门考试的试卷，我抽出来一看，只见我五门课程的分数是语文74分，数学7分，历史98分，地理95分，政治87·5分，总分361.5分。除数学一门外，其余四门我都考出了当时的最高分数。那位女士说，全岳阳地区去年的高考语文，只有四个人上了70分，你是74分，是最高分数。几乎每所大学的招生负责人都看过你的档案，都取舍难定，因为你的服从栏里，填写的是不服从。 当时，我是惊呆了，看了自己考试的成绩惊呆了，这一年，湖南的录取线是305分，我居然考了361.5分，居然没有大学录取我！听了那位女士的话，我也惊呆了，我的文科成绩（除开数学）至少在我们岳阳地区可排在第一名，竟然没一所大学录取我！ 我能怪谁？是我自己为自己设置了障碍！ 我傻傻地站在那里，那位女士鼓励我说，不要紧，今年再考一次，你一定会考取学校的，只是要吸取教训，不要乱填写档案。 把小弟送上车以后，我一个人默默无言地回到了家，把要不要再考一次这个问题想了一天一夜，总算是想明白了，我必须再考一次，而且要考中，因为到第二年，高考就要加考英语了，我从来就没学过英语，无疑，高考的大门会对我关闭起来。 8 一九七九年夏天，我第三次走进高考考场，这一年，高考考场以区为单位集中设置，我区的考场设置在凌云区高。 考试的科目仍然是老五门，除开数学一门，其余四门我仍然考得很好，就是数学，虽然在一九七八年的基础上又加难了许多，我还是考了29分。 我又考取了，又去岳阳参加了体检。八月份等了一个月通知，就是没有我的。九月份，我就去青藜小学教书当老师了，一边教书一边等通知，直到十月份，通知才姗姗来迟。我扯开信封一看，录取我的学校居然是一所叫做湖滨师范的学校。 湖滨师范是当时中国一个最低级的师范学校，我的志愿里根本就没有填写过它，而且，它还不是大学，只是一所中等专业学校。拿着这纸通知书，我当时就想将它撕碎扬天，尽管我当时在教书，我从来就没想过，我将来要做一名教师。 高考录取，我一败再败。在现实面前，我只能低头认输，这湖滨师范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 可我心里不服气，去读书前，我在家里不服气。到了湖滨师范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还是不服气。尽管不服气，却只能忍气吞声，这是我的命，怨不得谁。 9 上面所写，即是我的高考之痛，准确地说，是我的高考录取之痛，许多事情我是后来才弄明白的。 以前，我总认为没被大学录取，是因为我的数学成绩太差的缘故。前几年看电视，听北大一位教授讲述他的高考，他那时候考数学，也是得的“0”分，居然被北大历史系录取了，后来他还成为了北大历史系一位教授。 薄熙来夫妻出事后，我看他二人履历，得知他们当年上清华北大，数学也是考的“0”分。不光是他们数学得“0”分，那几年数学得“0”分上大学文科的人多的是。著名演员孙海英1977年、1978年连续两年都参加了（高考）预考，其中有一年语文考59分、历史39分、政治19分；数学9分。 拿我和薄熙来的考分比，我肯定考得比他好，为什么他能上北大，我却不能上中国任何一所大学？ 我思来想去，这其中的缘故，是我们眼界和个性的差别。薄熙来他们生在官宦之家，皇城曾是他们的根，他们见多识广，人脉也广，这是他们优于我的地方。 我当时给自己设计的就是做个经济学人，三年高考，我报考的都是武汉大学、复旦大学政治经济学系，而且，在服从栏里，都填写的“不服从”。学经济学，恰巧要数学好，这就是我的死穴。我的愚顽不化，导致了我的大学梦破灭，这只能怪我自己。 我常常想，我要是不做那个梦该多好啊，从第一年起，我就把自己的志愿定在中文或者历史或者地理这些方面，我就会被录入大学的，即使是北大历史系，也是有可能的，那么毕业之后，我就可能省城以上的大城市生活了。 生活是不能假设的，反过来我又问自己：即使如此，那又如何？ 10 许多事情，仔细一想，就要发笑。 当年参加高考，一为改变自己的身份，二为证明自己的能力。我确实改变了自己的身份，由一个农民变为了一个教师，也就是说，我从这一个穷人变为了另一个穷人。八十年代还是一个讲身份的年代，从九十年代起，讲身份年代逐渐被讲金钱年代所代替，我的努力还有意义么？现在，任何一个农民，只要他愿意，随时都可以改变自己的身份。再说证明自己的能力更是可笑，用我们老家的话说，你高考考得好，就能扳破一块天呀！ 师范毕业后，我在三个学校教过书，青藜小学、秀水中学、县九中。我在秀水中学做过十五年校长，一边做校长也一边发笑，没进过中学门的人，居然在这里做了十五年校长。 我常想，要是没有那场高考，我将是什么？ 我会不会在开发深圳的最初时候就去了深圳，然后就把自己做成了一个房地产大亨？ 或者，我万事皆背，最终穷困潦倒，在县城的街道上做一名清洁工扫街？ 都有可能啊！我现在住在县城，每天一上街就看见清洁工在扫街，他们都是老人，和我一般年纪大，每个人清扫一段街面，分早中晚三段时间清扫，每个月也就一千来元工资。而我呢，每个月领着一份不菲的退休工资，赋闲在家，万事不做，凭什么啊？思来想去，还是凭那场高考。 上世纪七十年代那场高考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辙，它给我带来了后来的稳定安逸生活，我之所以说“痛”，是说我当时考出了高分，却录取到一个最差的学校去读书，是我的眼界和愚顽自造了这份“痛”，作为一份教训，说出来与大家分享。 赞 (散文编辑：可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