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在乡下呆久了，会不会呆出一身侠气？乡下人粗野，有着侠的生猛，头脑简单了，四肢却像蜘蛛一样异常地发达起来。
　　
　　农人真不斥于侠呢，打他们从娘胎儿生下来，便像一蛋土坷拉落了地，从此饱经风吹，雨打，日晒，他们的身上自然而然地就有了侠的那股韧劲儿，皮糙肉厚，格外禁得起磕打。他们从小到大都有师父相伴，纵横乡间的老农以及家中的老父都堪称是功夫把势，堪称是他的授业恩师，他们毫无保留地把通身的一十八般武艺传授给他，他因而习得了周身的武功，驰骋村庄和田野。随便手使着钩杆铁尺，亦或是一柄锄，一张锨，一把镰，在庄子里，于田间地头，便可豪无套路地作旋风舞。武林人言：无招胜有招嘛。个别，钳于指掌里的弹丸，乃暗器，盯准枝桠间的鸟雀足可百步穿杨。
　　
　　长到过了三十岁，我开始厌弃老守田园，我开始放马跨入城市，我开始目眩神迷。从而惊觉，曾经的民间原来乃处处江湖。江湖，有太多的诱惑，也有着更多的痛。我浪迹的江湖，被密密匝匝的雨雾弥漫，我纵马泥泞，步步须挑灯夜行，而我的天涯，不知何处。在天涯尽头，“醉里挑灯看剑”等着我的人，会是谁的一肩柔情，两卷诗书。
　　
　　江湖的远僻，注定了江湖从来陌生，侠们是惯享了寂寞的。他们总能在一生地安然居住，似一客，来去萍踪，因而那“侠”字后就多了一个“客”字，是为侠客。把自己活成一个貌似侠客的人，不知是我辈之幸，亦或是不幸。要想把这城住得像那个曾经的村庄一般谙熟是不大可能的，往往是城中这里的山没上过，那里的水没下过。而在那个村庄，我熟悉它的每一块巴掌大的土地，我深知它的每一股活泛的水，我了解庄子里的每一个人。我的足迹结成了一张网，笼络了整个乡间。
　　
　　从五六岁起，我就知道在它的南沟畔，有几丛野韭菜，在村西的西河边生着几墩子的野麦子。南山头上有火柴头花、鸡崽花、老头花，在北山上有毛骨朵花、野百合，也有和尚头和白芍。出村土路旁的壕沟里有成片散着幽香的打碗花。鸡崽花的花心里能扒出个小鸟形状的花柱呢；老头花的花心能折下来而由它里面的黏液粘在眉宇间，如此，小孩子都成了土佛；毛骨朵花的骨朵能用手指捏爆出脆响；野百合的根子从土里刨出来，像大蒜头般大，扔在灶底烧熟了，又甜又面；和尚头光溜溜鱼磷状的花头上面总是爬着几只蚂蚁。
　　
　　我还知道村里那个叫黄小眼儿的人有多么地滑，那个叫高大脑袋的人有多么地小气和委琐，那两个叫瞎猫和老公鸡的男人有多骚，那个叫大墩牛的胖女人有多么地拖沓。
　　
　　我也熟知，在村西有一块地叫偏脸子，村北的山里有一块地叫老山荒，在村东还有一块地叫做张勤地，是我已过世的叫张勤的大爷在生产队之前开荒的，在四架山那还有一块地叫做大弯垄。
　　
　　知道这些的，还有村里那个自称“皇上”的单身老男人，他一辈子在那村子里窝着。全村人都知道，他年轻时好喝大酒，烂醉后就耍酒疯，曾打跑了三四个老婆。一次，他打老婆，竟一路穷追到村民的家里，一只大手操起人家饭桌上的饭碗就要砸，并手举了一棵葵花杆在人的屋子里横挑竖撅，故意把人家高挂在墙上的一口石英钟打掉到地上，制造点动静。多年后，他还是贪酒，嗜酒如命，人骨瘦如柴。醉饮后，在村路上，逢人便自诩，他这辈子娶过几个几个老婆。其中有一黑脸的汉子听了就一翻了眼睛，抢白他一句：“哼！就是有十个老婆，你也得给人倒出来。”他便咽得哑了口。过了好一会儿，才反口说：“女人这东西要不得，跟猫似的。你行了，她跟着你，你不行了，她一夹包，去你！”说完，从石墙头上跳下来，丢下句“起驾回宫”，走了。回去他那个冷屋子了。据说，他家的狗连屎都不吃，常年和他一样的吃食待遇，他吃啥，狗吃啥。晚上，狗还在炕上和他一窝睡呢。这就是村里那个李二皇上，我知道他，家里一贫如洗，还牛得邪乎，扬言说什么他睡着也比别人醒着明白，他撒尿都六十度。还说，他要割村大队书记的生殖器。
　　
　　我承认对于女人和酒，我没他洞明，醉眼朦胧，雾里看花，花却更显清丽。然而我对乡村有了一种透悟，我像村子的一条手臂，即使闭着眼，我也可以轻易地摸到它的任何一个部位，扣到它的脉门，哪怕是月黑头的夜里，我一样可以穿过一条条土路，绕过一座座七扭八歪的房舍而摸回家去，身上连块皮都擦不到。
　　
　　而在异乡，我只能保持着一种客居的姿态，尽管几多回梦里不知了身是客，但那梦里里三层外三层却都是乡村，恍惚还是原来的那个泥土村子，又好象不是了。醒来，心纠纠缠缠，毛毛草草着。我感到我的世界，我的江湖，在大雨如注。可十年，二十年，哪怕是五十年，我的心灵深处都有着一盏灯，它挑起了夜雨的帘幕，伴我踯躅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