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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食芝钱书樵书画合集》序
田秉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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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食芝钱书樵书画合集》在钱食芝先生远行九十年、钱书樵先生远行三十二年后面世，或让新世纪的读者触发隔世之感。好在笔墨、色彩皆有灵性，只要你稍释尘念、驻足凝神，每一帧画作、每一幅书作都会借其丹青形符，与你进行跨越世纪的对话；进而诉说它的主人曾有的抱负、曾经的磨难以及历经磨难、九死一生而终然不悔的艺术信仰。
世人对钱食芝先生陌生、对钱食芝先生的书、画陌生，并不奇怪；因为钱食芝先生的确与我们异代而立、百年相望。芸芸功利之徒，攀高结贵，叩门追尘，谁还知前朝旧事、谁还念先贤行谊？当今书界画坛，咸知有李可染、而李可染之启蒙老师为钱食芝，故钱食芝之名得以免逐忘川，或时在人口，或时入人耳。此幸也，抑不幸也？钱食芝先生诞生于1880年，书香门第，家学渊源，性耽诗咏，尤醉丹青，未及而立之岁，先生即与长其两三旬之徐州书画名家苗聚五、阎咏佰等人，创办了近现代徐州市第一个艺术团体“集益书画社”；1913年他又发起成立“东方书画社”，并主持社务。该社主要成员有李兰、章亚古、张伯英、张从仁、苗聚五等。人生际遇，决与电光石火之间，也就是这一历史时段，此后名扬天下的国画大师李可染岁在龆龄、即幸遇了他的第一位绘画启蒙老师钱食芝。
世人对钱书樵先生陌生、对钱书樵先生的书、画陌生，也不奇怪。三十年，一代人，“代沟”之外，再加人性健忘、关注转移、价值颠倒、物是人非，让“后钱食芝时代”、“后钱书樵时代”的后生小子不触数典忘祖之底线，诚为大难！
值得为钱食芝先生、钱书樵先生父子（亦师生）庆幸、或可告慰于钱氏父子在天之灵者，是他们有一位不忘祖业、父业、不忘祖德、父德的好女儿，有几位不忘师恩、不忘师艺的好弟子，又有一群看重德艺、漠视功利的好藏友，故而在钱氏父子神灭影息一段悠长的岁月后，其书画合集横空出世，给徐州艺术界、亦给当代艺术爱好者一个认识昨天、认识传统、认识非炒作艺术的机会。
画集之“序”，本不该由我弄笔。我生也晚，与钱食芝先生有参商之隔，与钱书樵先生无夙缘之定，至或因我游离艺术门墙之外，亦无缘一一拜读两位钱先生的丹青巨制，即便先生的教言懿行我也是从朋友那儿偶尔听得。彩云追月，望影莫及，人生亲疏，因缘遇合，这都不是人为改易的命数。尽管追陪无缘，我仍然将“小序”写作视为我命定的道义。
“山水画家钱书樵是徐州市著名画家钱食芝之子、我国著名画家李可染师兄，其一生虽举办过多次画展，但直至1978年病逝，却始终没有结集出版。为圆父亲遗愿，在钱书樵病逝31年后，已逾古稀之年的女儿钱云和父亲的弟子，近日决定通过媒体征集父亲遗墨，为父亲出版一本山水画集。”
“尘封”的“档案”一旦解密，日月轮回，年光倒流，有如上苍吹一口灵气，凡大德、大才、大功、大成、大美、大豪甚至大苦、大难、大冤、大悲者，便有了起死回生、一展风姿而让后人重新认识的机会。钱书樵先生活在亲人心中，活在他的绘画作品里，于是被人提起、被人怀念、被人感戴、被人敬仰、被人惋惜与同情；三十年如此，六十年如此，一百年、二百年亦会如此。衡其艺，思其成，缅其德，怀其功，比之前贤，方之后生，钱书樵先生可以无愧也！
近有“彭城画派”之说。吾非画者，不可置喙。私意以为这一说词起码晚了六十年——民国时代，徐州画家以画会友，同行相亲，以文会友，品行砥砺，若李兰階、李兰、钱食芝、苗聚五、阎咏佰辈，自发集结“怡情小集”，自由组织“集益画社”，或可称其为“彭城画派”。此后，孰见徐州再有此种自发之人文结合？钱食芝先生的幸运，是他幼承国学而赶上了世纪之交的维新变法；钱书樵先生的幸运，是他自承家教而赶上了二十世纪上半期的艺术启蒙与艺术自由。那个时代鋳就了他们的艺术品格，所以，就大势而言，他们是属于那个时代的。
“文革”时代，得知北京在批判“黑山黑水黑画家”李可染，钱先生敏锐地感觉到此风将要席卷徐州，遂把一生心血（一大画箱的画作）中的绝大部分忍痛焚烧，一小部分则交于街道供造反派批判。斗胆留下的除钱食芝先生的十米长卷外，仅一两幅自作精品。我把钱先生的“文革”遭遇视为一种时代命运、文人劫难。钱先生没有彻底走出“文革”的文化阴霾，“曙光”初现，他已离去。抚今追昔，真让人“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我不敢以“假如”二字设想钱书樵先生熬过“文革”、经历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九十年代的文化宽容、以及跨世纪的和谐社会后，他会有何种建树、何种影响。其实，留下艺术遗憾，警醒后学，正是钱先生舍身求法的生命价值。
我为钱食芝先生和钱书樵先生算了一笔账，食芝先生生于1880年，逝于1921年；书樵先生生于1905年，逝于1978年；父子承续，九十九年，因而也可以说占了一个世纪。这个世纪，姑且名之为徐州美术史上的“钱氏世纪”。从钱食芝先生之“大钱”门下，逸出李可染一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艺播华夏而饮誉五洲；钱书樵先生除上承家教外，复受教于阎咏佰、李兰诸先生，故从“小钱”门下逸出之彭门弟子如任安义、杨正伟、张云霞、王德龙、臧寅华(其华)、纵晓林、周长海、何汉璞、杨德才、张荣基、侯伟华、胡朝斌、胡苒、孟庆龙、谢鹏诸君，虽现实影响弱于李可染一脉，但人才济济，方兴未艾，潜龙勿用，明日可期也！又何疑焉？有何惑焉？因而，我们完全有证据揭示这样一个事实：是钱食芝先生和钱书樵先生，父子承续，薪火相传，用他们的毕生心血滋润了徐州美术的“世纪繁荣”。当然，我也知道钱氏父子的师道拓展有其自然维度、而并无“普照”光环，但在徐州画坛若干条师承脉络中，二钱一脉最为奔劲，这则是毫无疑问的。
《钱食芝钱书樵书画合集》的出版，小而言之，具有缅怀作用和纪念价值；大而言之，则具有凝聚作用和醒世价值。超出一个家族、一个门派、一个族群的狭隘功利，《钱食芝钱书樵书画合集》将借助一种迟到的展示和阅读，引导读者反思历史、尊重民众、呵护艺术而珍爱人性。
我无权议论当今盛世艺术的作秀和艺术家的作伪。因为阅读《钱食芝钱书樵书画合集》的稿本，并延伸阅读到钱食芝先生的《怀微草堂诗集》，我于今昔对比中分明发现：钱食芝先生、钱书樵先生的艺术或可以再现、或可以超越，而其艺术人格、道德风范则决然是无可复制、无可企及的。
试问，山河沦陷，外寇蹂躏，谁能做到如钱书樵先生一样，画一幅《日暮归鸦》图送给日本侵略者、以示诅咒？试问，三年困难，饥寒交迫，谁能做到如钱书樵先生一样，收留有家不愿回的老佣人，直至弥留而为其披麻戴孝、送终尽哀？试问，年高德劭，名扬徐方，谁能做到如钱书樵先生一样，自称“小学生”，与贩夫走卒为友，与弟子同道相亲？又试问，名画昂值，名人耸位，谁能做到如钱书樵先生一样，拒传媒之鼓吹，谢大师之邀约，逍遥于“柳荫读书堂”，草庐蔬食，静心作画？
钱书樵先生留下了他的人生遗憾，这是毋庸讳言的。当先生实现了个人的艺术夙愿、完成了自己的人格塑造之后，他已经将有限的生命融入徐州绘画史的积墨重彩之中。哲人其萎，招魂无方；睹画思人，如在面前；大雅遗响，孰不肃然？
生命的短暂性让清醒者敬畏大自然的铁律。水满而溢，火旺而熄，日中而倾，月圆而削，天且如此，何况人乎？惟知此，吾面对大千世界亦不再惶惑。大伪风靡则大诚隐世，淫巧宣腾则厚拙缄默，逝波无情而大浪淘沙，江山有待而各领风华。
此次，《钱食芝钱书樵书画合集》收入钱书樵先生画作××幅，收入钱食芝先生画作××幅。仅从数量推断，散布民间者，定然亦不在少数。即此，已让后生之辈受益匪浅。循流溯源，一脉相承，各领风骚，海天无疆，捧读之间，我们是否醒悟了自己的使命、自己的道路呢？是为碎语，与同道诸君子相勉。
2010年1月11日 于益芳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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