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初次相识，是在一九六六年，串联回家，正碰见古镇的造反派开大会，斗走资派。我悄悄地站在台下观望，不想让造反派把我拉上去坐在主持席位上。台上，一个胖乎乎的人带着高帽子，个子不高，帽子一戴就高了。他站在台前，猛地听见一声呵斥：“还不老实？把头低下！”他假装没有听见，依然挺立着。一个带袖章的人疾步上前，用手按着他的头使劲往下压。迫不得已，他只好把头低下。那顶高帽直直的朝前撑着，就像一头象伸展着鼻子，僵硬在台上。

      “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无产阶级专政万岁！”“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激昂的口号一个接个，震荡着大礼堂。一个又一个的红卫兵跳上台批斗这个人，数说的所谓罪行大致一样：什么造反派啦，支持保守派啦......主持人见气氛不浓，情绪不高，火力不猛，就从台下抓出一个人，揪到台上，逼其跪着抱住戴高帽人的大腿，抱腿的人瘦瘦的，企业里的一个普通职工。这一招掀起了一个高潮，但是笑声。

       从旁人口中，得知戴高帽的人是古镇的书记，姓林，刚调来。据说，林书记是战争年代的红小鬼。

      第二次相识，是我代课的那年。星期天，我去学校拿课本，经过教工宿舍，见一人弓着身子发炉子火。炉子的柴火上跺着煤球，他拿着一柄旧巴扇呼呼地扇火，鼻尖黑黑的，定是煤球染的。他一扭头，原来是林书记。他怎么在这里？这时，兰老师端着盆子从屋里出来，递给林书记洗脸，看见我，说：“张老师，今天是星期天，怎么到学校来了？”我告诉她来拿课本。兰老师搬了把位叫我座坐坐。原来林书记的爱人和我是同事，这层关系把我俩拉近了。林书记洗好脸，也搬了把椅子，在我对面坐下，攀谈起来。“家里几个人？”“三个。”“爱人，孩子？”“不，祖母，父亲。”“哦！”“当年，你也是造反派？”“是的。”“头头？”“是的。”“哪个组织？”“战恶风！”“乐在天涯战恶风！”林书记站起来，情不自禁地吟诵：

         “问君何日喜相逢，笑指沙场火正熊。

          庭院岂生千里马，花盆难养万年松。

          志存胸内跃红日，乐在天涯战恶风。

          似水柔情何足道，堂堂铁打是英雄。”

         当他朗诵到最后一句，腰板挺得直直的，全然不像戴高帽的那个人。将近中午，我起身欲走，林书记留我吃饭，兰老师也出来挽留。我说有事，再说吧。林书记笑着说：“你不像个造反派！”我回了一句：“您也不像个走资派！”说罢，我们两个都哈哈大笑起来。

        不久，镇委决定在古镇新修一条大街，贯穿东西。可是，西头粮管所那里，有几口大堰，必须填起。于是，镇委动员古镇的人民行动起来。会战的那天，大堰岸上插着几面红旗，在朝霞里迎风招展。挑担子，独轮车，板板车，满满的土石，川流不息。林书记脖子上围了一条毛巾，挑着一担土，甩开膀子，大步流星地穿插在劳动大军里。如果不是认识，谁也不知他是镇委书记。

         那几年，经常汇演，不是县里，就是行署地区。镇委常常把我们召集起来，在镇委办公室讨论剧本，在大礼堂指导排演。书记，镇长，委员，轮番上阵督导。回数最多的还是林书记，因为他是一把手呀，如果汇演驱火叹，怎么向全镇人民交代？古镇可是全省，乃至全国有名的戏剧之乡镇呀！这个脸丢不起，必须拿第一！

         这天夜晚，古镇大礼堂四门紧闭，台上，灯火通明，弦乐，管乐，打击乐器，兢兢业业，不敢有半点闪失。不再走场，全都进入角色。排着排着，乐器突然不协调了，演员的唱腔和手势及台步也别扭起来。“怎么啦？”林书记从幕布边走出来，焦心地问。原来，林书记早就悄悄地进来了。队长说：“弦断了一根。”“还剩几根？”“一根！”“那就用一根拉到着！”宣传队的人全都傻眼了，一下子愣住，鸦雀无声。“怎么？不行？”林书记问。他接过断弦的胡琴，拉了拉，笑着说：“是不行！弦少一根不行，演员少一个也不行！”这时，大家才明白书记的良苦用心，纷纷鼓掌。

        其实，宣传队里有很多当年的造反派，林书记没有少挨过他们的批斗。可是林书记早已忘了那些往事，仿佛他们生来就是他的得力部下，舍不得责备，只知呵护。

       后来，古镇宣传队在县里演出，第一！又代表县里到行署地区演出，又是第一！林书记亲自到大河桥迎接宣传队凯旋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