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原县城北4公里处的鲁桥镇东里堡有一处省重点文物保护园林——“李靖故居”，这里也称“唐园”、“东里花园”。 每年清明，我和家人们必来此处，因为，园子南部，是我的曾祖父——革命烈士史可轩的陵墓。

今年三月九日，是我的曾祖父史可轩烈士诞辰130周年。我的曾祖父史可轩的一生是好学慎思、公正严明、对革命真理孜孜以求，对革命事业矢志不渝的一生，他身先士卒，平易近人，能挑重担，无惧牺牲，回顾他的一生，是一个共产党人坚守初心、无私无畏、奋勇向前的一生。

130年前，他降生在陕西省兴平县马堪村的一个富裕家庭，从小爱好学习、关心时事的他， 16岁就开始接受新思想，追求革命真理，愤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他接受了同盟会的革命思想，剃掉发辫，立志革命。1907年夏，他不顾祖父承继祖业的封建家训，和同学一起奔赴太原寻找革命党人。他先在铁路上做苦工，两个月后应新军招募入伍，后加入了同盟会。1908年，因借传单揭发军中黑幕，被查入狱。经保释出狱，被祖父关在家里不准出门。1909年夏，他从家里跑出，再次奔赴太原，考入太原陆军学校，读了更多的革命书刊，结识了很多进步青年和革命志士。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山西新军起事响应，组织革命军。他在续范亭军中任游击营营长，参加了攻克大同府战役。后任晋南革命军第一混成旅团长，率部投向驻防同州的革命军陈树藩部，后经陈树藩推荐，被保送去日本，在孙中山为培养高级军事人才而创立的浩然军事学社学习。

 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他当即加入。不久，又和胡笠僧奉孙中山之命回国，到太原与续西峰等筹划革命。因被阎锡山通缉，同续西峰、邓宝珊、孙岳等避居于华山下的“共学园”。1916年陈树藩任陕西督军，创办承德中学，史可轩被聘为该校事务主任，积极支持了屈武等人领导的进步学生运动。

1918年初，陕西靖国军在三原成立。曾祖父史可轩先后任靖国军总指挥部副官长，靖国军四路军司令部副官长，陕西陆军暂编第一师第一混成旅副官长，又兼第一混成旅骑兵营营长。1924年10月，他参加了冯玉祥发动的反曹倒吴的“北京政变”，负责紫禁城的警戒，被任命为国民二军第三补充团团长。这时，冯玉祥接受中共联合孙中山反对北洋军阀的统一战线主张。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后，他主动会见了中共北方局负责人李大钊，并联合邓宝珊等通电全国，拥护孙中山北上宣言，欢迎孙中山主持国事，并声明国民党要站在工农这一边，决不被军阀利用。

1924年底，他被河南督军胡笠僧任命为郑州警备司令。在他的大力支持下，“二七”大罢工后遭到严重破坏了的京汉铁路总工会得以恢复，陇海铁路工会、道清铁路工会、焦作煤矿工会，六河沟煤矿工会以及郑州纱厂工会等也先后成立。这时他结识了中共豫陕区委书记王若飞，并结为好友，共产党的理论立即吸引着他，他对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极表赞成，并将王若飞送给他的革命书籍视如至宝，随身携带，抽空即读。后调升三旅旅长，移驻新乡整训部队，在王若飞的帮助下，增加了政治训练和文化教育内容，设置了学习时事和文化娱乐活动的俱乐部，使部队的风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26年4月，经王若飞和陈家珍介绍，他坚定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1926年9月，他在去苏联的路上，在乌丁斯克车站听到北伐的消息，并按照党组织安排立即返回，参加了冯玉祥的五原誓师，担任了冯玉祥国民联军总司令部的警卫师长，在联军国民党代表大会上当选为联军国民党监察委员。在此期间，他曾向党组织提出“在同冯玉祥合作时，要注意保持党的独立性，并尽可能建立了自己的军事组织基础。” 11月下旬，史可轩到达三原，任渭北清川司令，在农民自卫军的配合下一举围歼了镇嵩军残部，安定了社会秩序。他创办了农民讲习所，自任所长，培养了一批农运干部，壮大了农民自卫军。他还积极协助筹建统一战线性质的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部，于右任为总司令，邓宝珊为副总司令，他为政治保卫部部长兼警卫师师长。驻陕总司令部有力地推动了陕西革命形势的发展。他所掌握的武装力量，也成为陕西革命运动的有力支柱。

1927年初，他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下和邓希贤（邓小平,任政治部主任）、许权中（任总队长）、李林（任副校长兼教务主任）等一起筹办了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并担任校长，学生七百多人，连、排以上干部多为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当时中山学校成绩卓著，颇具声誉，一时有“西北黄埔”之称，为党培养了一大批军事干部。

 正当革命胜利发展的时候，冯玉祥在徐州会议上与蒋介石合流，在豫陕进行清党反共。并电令他率部立即调赴洛阳，企图分而治之。他看穿了冯玉祥的诡计，率部行至交口驻扎等待陕西省委指示，1927年7月，时任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政治保卫部部长兼保卫师师长和西安中山军事学校校长的史可轩，接受中共陕西省委决定，率部北上，经富平县境与国民军二军田生春驻扎部遭遇，被其扣押，在敌严刑拷逼面前，大义凌然，坚贞不屈，惨遭杀害。时年37岁。

他遇害后，其部队由许全中带领，成为渭华起义的主力。他的灵柩由靖国军中的一些老战友们资助安葬于三原县东里堡的靖国公园，即现在的李靖故居内。

1957年陕西人民政府追认史可轩为革命烈士。曾经和史可轩一起在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工作过的邓小平也曾动情地说：“史可轩是个好同志，应确认为革命烈士”。

1982年胡耀邦为史可轩烈士重新题写了墓碑，因此现在墓地前有两座墓碑。

    曾祖父史可轩孜孜不倦地追求革命真理，当他接触到马列主义，确认只有马列主义才能救中国时，立即抛弃优厚待遇，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矢志不渝，襟怀坦白，对党的事业一片赤诚，为捍卫党的事业，最终壮烈牺牲。

他秉公执法，捍卫正义的豪气也一直为人称颂。1927年元月国民联军驻陕总部成立后，他担任政治保卫部部长兼师长，武功连续数十封信告发县长宁某私摊滥派，徇私舞弊，鱼肉百姓，他就决定亲自审讯，压一压官场恶俗。第二天，他亲自担任审判长，并邀请联军驻陕总部参谋长、政治保卫部长和群众数十人陪审，当被告和原告对证时，宁某将所派各款项的来龙去脉答得头头是道。原告却张口结舌，经查与上缴数目相符，宁某并未营私舞弊。他严厉斥责了诬告者，宣布宁某仍回武功担任县长，公众都称赞他秉公执法，是非分明。

他的秉公执法不仅体现在明辨是非上，还体现在他忌恶如仇，对违反军法的部下，不论功劳多大不讲情面以法惩处。1927年春夏之交，他的副官和手枪队队长奉命处理一件民事纠纷案，因受贿军用流通卷五万元，便敷衍了事结束了一场官司，事后一方不服，将状子亲自送到他手里，经军法处调查告状人反映情况完全属实，为了严肃军法，就把这两个人依法判处死刑。

对待自己他更是从严要求，家里除了一院住宅，别无财产，从不拿公家和别人的物品。1926年冬，他任渭北清乡司令时，一天下午教堂的外国主教给家里送来两大笼烤面包和小西红柿，硬放下就走了，那时这些都是少有的食品，他回来发现后气愤的说“这些外国人真是岂有此理，送到司令部来碰了钉子，又送到家里来！”立即叫人送回教堂。并叮咛说：“告诉外国人，必须遵守我们的法令，不胡说乱动，他们的安全就会得到保证。”

战场上，他身先士卒，英勇善战，指挥有方，性格顽强，因为他压倒敌人的勇猛气概，被同志们送他个绰号“黑狮子”。

他带的部队纪律严明，他要求队伍“吃老百姓的粮要给钱，不给我就扣饷！ ”深受部队官兵和老百姓爱戴。

对部下的生活他如对亲人般关心。一次政治处干部孙一君（解放后任三原县县长）因母亲有病请假回家，他知道后，立即把自己的坐骑马让他骑回去，孙一君母子非常感动。

1926年11月部队从内蒙五原出发，经草地、沙漠、和高山，长途行军，给养不足，解三原之围后，许多干部、战士负伤生病，他就让这些伤病号住在三原城内家中养伤、治病，并把平时省吃俭用节约的麦子拿出来给伤病员吃，要求家里人当好护士，把这些孩子照顾好，还让家人帮助战士写家书。他白天忙公务晚上回来，一定到每个伤病房子看看问他们有什么要求。在他的悉心照顾下，战士们很快恢复了身体，重返部队。

距我的曾祖父史可轩烈士牺牲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九十二年多了，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确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今天的我们只有继承烈士的遗志，传承红色基因，守初心，担使命，不息奋斗，才能去实现数辈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远大理想。（文/史佩璐 史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