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北京晚报》刚创刊的时候，我已经上中学了。不过，老师也让我们过了一把报童的瘾。我和许多孩子一样，唱着“卖报歌”“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上街卖过《北京晚报》。也曾经逞能要了十几份晚报，卖不出去，砸在手里，得自己掏钱把没有卖出去的晚报买下来。虽然只有２分钱一份儿，可两三毛钱是我们一家两天的菜钱呢！从此，我就和《北京晚报》结下了不解之缘——我当过《北京晚报》的报童、读者、作者、广告运作者、评论员等等，还得过《北京晚报》的“一分钟小说征文奖”、“微型评论征文奖”等奖励、我帮助两个公司在《北京晚报》上运作了几百万的硬软广告、我还得过晚报赠送的、当时最时尚的“诺基亚８２５０手机”......毫不夸张地说，我和《北京晚报》有着半个多世纪的情缘。
　　
　　我和夫人以及两个孩子，是文革以前的高中毕业生。1965年上山下乡去了宁夏生产建设兵团，１９７９年回的北京。刚回京到时候，因为无房可住，只能一家四口挤在岳母家一间两三平方米的小厨房内。即便如此艰苦，我的写作欲望没有丝毫减退。每天要到珠市口的“风雷京剧团”建筑工地当小工，推转瓦灰沙石。回到家里，还要趴在被子垛上面写写小说、散文。我想，我肯定会有作品发表的！
　　
　　１９８２年，《北京晚报》举办了一次“一分钟小说征文”比赛。我也想试试自己到底究竟有多大脓水儿，就冒着“你退十次稿、我投十一次”的蛮劲儿寄出了我给晚报的第一篇稿件，题目是“全国最小的官儿”。没成想，没几天，《北京晚报》竟然把这篇小说给发表了！还给这篇文章配了插图，不过文章的题目改成了“最小的官儿”。我是真没想到呀！
　　
　　后来，没想到的事儿更是接踵而来——先是中国作协的权威刊物之一的《小说选刊》把这篇小说给转载了——这可是很高的荣誉呀。听说，有的地方，只要你的作品能被中国作协的《人民文学》、《小说选刊》等文学刊物刊登，就会给予重奖。
　　
　　后来，这篇小说又被收入几本小说文集中，还被《世界语》杂志介绍到国外，有的外国朋友还给它打了不错的分数呢！
　　
　　我接着又在晚报发表了“一分钟小说”、“微型评论”、“人物专访”等不同类型的文章。这对于我以后报考编辑（我曾经担任过《旅游》杂志编辑部编辑、编辑部主任），直接起到了“敲门砖”的作用，同时，也让我对自己的习作有了更强的信心。
　　
　　与此同时，我也有了一些拥趸——用现在的话说，就叫“粉丝”吧。
　　
　　有一年，我的侄子在北医三院住院。我去探望他时，先得登记。我刚把姓名填上，一位护士小姐就说：“何君倬，我知道。经常在《北京晚报》上发表文章的作家。”喝，我这份美就甭提了！居然有人看我的文章，居然我还成了作家？从那儿以后，我就更加注意文章写作水平的提高了。后来，还在别的杂志和报纸上陆陆续续得过许多奖。
　　
　　我爱《北京晚报》。我现在是她的忠实读者，几十年如一日地订阅晚报。我爱她的人性化，我爱她的朴实无华，我更爱她的独立人格。她从不做墙头草，也从不阿谀奉承。我知道，她的百万份日发行量，不是靠吹出来的，也不是靠走关系得来的，大部分稿件都是记者跑出来的。因此，《北京晚报》读者的忠诚度最高。
　　
　　《北京晚报》已经创刊５５周年了。《北京晚报》半个世纪的英名，已经在千百万读者的心中竖起了一座无言的丰碑。我们还会一如既往地爱《北京晚报》，直到地老天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