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么兴高采烈的场面，一群年青人乘火车从城市来到美丽的边疆，如旅游般的兴奋！虽然乘的是闷罐子车厢，但那有什么呀，车厢紧张的时候，坐闷罐子是平常事。他们第一次脱离父母温暖的束缚走出家门，去创造自己的新生活，多么美好啊！何况还有爱情在朦胧中向这群少男少女招手。
　　
　　真不理解怎么还会有不少知青三天两天往家里跑，或者借故整月的滞留在家，或者小病装大病，就不再回乡下去了。实在找不出病来，就在化验的尿液里滴进一滴血，就患肾病了，留下来。
　　
　　前面一段说的是电视剧《知青》。
　　
　　后面一段说的是那个年代里屡见不鲜的真事。
　　
　　一个家庭成分不好的姑娘也坚决的来到美丽的边疆，“政审”没通过也千方百计“混”进来。神州大地那时处处都强调“家庭成分”，“成分”不好的越是要下乡，越是要去接受“再教育”。而她没通过“政审”还不能到这农场来。这个农场真是个美丽的世外桃源！难怪年青人那么向往！
　　
　　真不理解这么美好的一件事，居然大家都不愿意，几年后知青就走了不少，文革一结束，百分之百大返城。
　　
　　当然，前面还是电视剧《知青》，后面还是那个年代的真事。往下就不说明了。
　　
　　小伙子和姑娘们到达农场后，更是兴高采烈。那个家庭成分不好的姑娘也不用再担心会被驱逐出这个世外桃园，因为党组织非常好。在车站的时候老党员老站长听说她家庭成分是资本家，马上就问她“是民族资本家呢，还是买办资本家？”听说是民族资本家不是买办资本家，老党员老站长就坚定的表示把她留下来。分得多么清楚啊。
　　
　　中国的官僚买办资本家有多少？屈指可数。百分之九十九以上都是民族资本家，是国旗五星中的一颗星。可这颗“星”从1956年起就遭了殃：先是所谓“公私合营”把民族资本家的企业拿去了，付点定息，毛泽东还认为这是剥削，过几年后这少量定息也被取消了，民族资本家的企业成了国家的了。文革中，资本家更是被抄家被戴高帽子游街示众。
　　
　　依然是在文革中，而且是1968年至1969年，文革正如火如荼的进行，资本家被戴高帽子游街示众还是昨天的事，并且是全国性的行为。但在这个美丽的边疆，在这个老党员老站长这里，民族资本家受到了善待。这里的确是个世外桃源。到农场的第一天，女知青吴敏揭发资本家成分的姑娘“混”进来，就被连指导员当场制止，并吿之要慎用“揭发”。再一次说明党的政策真伟大。真不知道文革到底是谁号召谁发动的。
　　
　　毛泽东的语录在这个世外桃源里，也完全是善的美好的，知青们深情的朗诵着：“我们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而毛泽东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的著名语录，在这个文革中是听不到的，甚至根本没存在过。女知青吴敏斗志昂扬，大家都不喜欢，晚上她一边洗脚一边读《毛主席语录》，一个女知青故意惊叫一声，吴敏一惊时《语录》掉进脚盆里，她吓得跪下来向毛主席请罪，那个女知青向班长报告“这一严重政治事件”，但被班长按住，“她不是故意的”。多么人性化啊。
　　
　　当然，是应该讲人性。但问题恰恰是文革就是不讲人性。毛泽东从40年代《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批判“人性”。49年之后继续批判“人性”。认为“人性”是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而站稳“革命立场”，对敌人坚决斗争，才是“无产阶级的人性”。文革中多少人因为纯粹无意的言行，被扣上“污辱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罪名，而遭到厄运，甚至被剥夺生命，这样的实际例子真是太多了。而在这个农场里，“人性”化解了人的厄运。我们当然希望事情是这样，但文革的真实恰恰是事情往往是相反的。
　　
　　《知青》虽然刚播了两集，但一个作品开篇往往就显示其基调。在这个电视剧中，民族灾难的文革，充其量就是一个“真好玩”的岁月罢了。那个年月里并没有恶的横行，“恶”都被“人性”化解了。但真实的文革，无数的事实和史料表明，那是“恶”的大释放的年月，是人性低落的年月。
　　
　　《知青》的编剧梁晓声有知青文学著名作家的美称，他早年写的《今晚有暴风雪》描写知青下乡的慷慨激昂，表达一种“青春无悔”的情怀。这和大多数人对文革的批判性认识不一样。历史事实是毛泽东发动青年学生充当“红卫兵”，从而得以绕开宪法的框架，把刘少奇从国家主席的位置上拉下来，并批判他的“路线”和“党羽”。红卫兵在各地夺权后，权力很快又被毛泽东派出的“尊神”（军队）接管，当然也就是由毛泽东控制。青年学生完成了他们的“使命”后，也就出局了，被弄到乡下去了，既不能升学，也不能就业。这才是生活的真实，历史的真实。梁晓声早期的作品表现一种“青春无悔”的情怀，是他的认识，他当然可以有他的观点。但40年后，人们经历了对文革的反思，对毛泽东错误的批判，全国大多数人对文革有了清醒的认识和批判，而作为一个作家的梁晓声，依然还是当初的认识，甚至还有过之，是件奇怪的事。
　　
　　据报道，梁晓声在三十年后重操“知青题材”声称要这个题材的写作中“注入新元素”。什么“新元素”呢？就是“人性”的元素。在作品中注入“人性”的元素这很好啊，文学作品就是要写人性。我们可以在译制片《钢琴师〉中看到纳粹如何殘害犹太难民，影片揭露反人性的暴行，这是一种谴责，而对反人性的谴责也就是维护人性，这种艺术上的“反衬”是谁都不难理解的。影片在大量揭露反人性的暴行的前提下——这个前提是由客观存在的事实决定的，因为那时暴行客观上就是大量的——也写了一个本身就是人性的显示的情节：一个纳粹军官无意中在废墟中发现了逃难的钢琴家，于是救助他，请他食物和呢大衣。这样情节在影片中是仅有的一个，这也是由客观事实决定的，在那个疯狂的、人性被冺灭而衰微的岁月里，这样的事本来就是不多的。影片中的反衬和正面描写，真实的表现了人性——这一艺术作品的主题。反观《知青》，我们虽然不知道它后面的情节中有不有直接描写反人性行为并且得逞的场景，但从已播出的一、二集中我们已经感受到了这部电视剧的基本路数——它总是写“极左”被“人性”所消解，所以“极左”从来没有在“文革”中得逞。
　　
　　而这是违背文革的真实的。不难看出，《知青》是一部将文革“去恶”化的作品。这样的作品被当下的主流媒体隆重推出，就不难理解了。难以理解的是，《知青》所表现的“真好玩”的岁月真要再来一回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