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到垃圾派是爱好诗歌造成的缘分，没有这个爱好，一说到垃圾，自然的反应当然是避之唯恐不及。可是，有了爱好诗歌这一层关系，做到有诗无类，到垃圾场中转转，找一找，搜一搜自己喜欢的东西就很好理解了。
　　
　　先是在网上读到徐乡愁的诗歌《走咱们坐牢去》，通俗化的言词，没有一句有诗意，但是读了下去，却感到心在不停的跳。
　　
　　“我实在是活得不耐烦了/好想堂堂正正地坐一回牢/好想明明白白地被/人民法院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这个开头实实在在的很垃圾，有哪一个正常人会有“活得不耐烦了”，就想“堂堂正正地坐一回牢”的诉求呢？坐牢不是好事情，即便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何敬平烈士有过“要把牢底坐穿”的诗句，可是它的前提不是“活得不耐烦了”，而是为了追求真理，“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正所谓“诗言志”，是有志者的心声。
　　
　　徐乡愁是垃圾派的教父，也就是垃圾派的样板楼了。他的形象如何，中国垃圾派的形象就应当如何了。学生高不过先生，这是耶稣的看法。
　　
　　垃圾派有“崇低、向下，非灵、非肉；离合、反常，无体、无用；粗糙、放浪，方死、方生”的原则性规定，徐乡愁做出解释说：“自1949年以来，中国的诗歌长期沦为政治的附庸，沦为阶级斗争和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唯独不能说人话，说真话，更谈不上丁点艺术。但1976年后中国诗坛经过‘朦胧诗’和‘第三代’和‘民间写作’几代诗人的努力，经历过很多的风险（被谩骂，被批判，被通缉、检讨，自杀、流亡、甚至坐牢），中国诗歌终于挣脱了体制的束缚，走上了艺术发展的正常道路，让诗歌回到了诗歌本身。当今的‘垃圾派’‘下半身’‘梨花体’就是沿着先锋诗歌的精神继续向前探索。‘垃圾派’‘下半身’‘梨花体’表面上‘肮脏龌龊下流’，背后却藏有很干净的东西，这是那些只唱赞歌、唱红歌的体制诗人永远无法理解的。所以我们一直认为，只有低俗才能救诗歌。”徐乡愁的解释其实是把垃圾倾倒在了“只唱赞歌、唱红歌的体制诗人”的头上，垃圾派成为了清洁垃圾的环卫工人了。
　　
　　清楚了徐乡愁的大立场之后，徐乡愁所说的“我实在是活得不耐烦了”就成为了一种对现实的揭露，不唱赞歌、不唱红歌的体制外诗人，为了他们不合作，爱批评，常揭露的坚持，在执政者眼里，口里，意识里，不是活得不耐烦了，还会是什么呢？徐乡愁与何敬平烈士的区别，大概仅在于前者把追求真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的高尚行为有意的崇低、向下“丑化”为垃圾，借以开拓自己的言论自由空间。而后者没有崇低、向下丑化自己高尚行为的必要，因为事实上，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言论自由的空间明显优于新中国后的60年。
　　
　　我们可以继续看看徐乡愁是怎么崇低、向下通过“丑化”自己，在垃圾场中为自己竭力开拓出了一方言论自由的空间的。不得不佩服徐乡愁的智慧和他极为娴熟、高明的驾驭语言的能力。
　　
　　“于是，我故意去践踏农民的庄稼/求他们把我告到官府/可这年头粮食值不了几个钱/悲苦的农民理都不理我//我又用石头去砸商店的橱窗/你使劲砸吧，店老板高兴地说/反正本店是亏损单位，/我们正愁找不到补偿的理由//最后，我干脆去抢警察的钱包/直接引诱警察同志来抓我/我是早已活得不耐烦了/可警察们反倒被吓得拔腿就跑//看来我这辈子是难以进监狱了/我只有去贿赂监狱长/让牢房反过来坐我/并把自己一点一点地坐穿”
　　
　　只要真正了解我们的现实，没有把屁股坐在统治者发给的板凳上，就必然会赞赏徐乡愁惊人的幽默才能，“这年头粮食值不了几个钱”，“警察们反倒被吓得拔腿就跑”都是有现实根据的艺术描述，不过他把黑暗的、令人不爽的东西，变成了十足的笑料，而最后收尾的诗句“让牢房反过来坐我/并把自己一点一点地坐穿”就是在何敬平烈士诗歌基础上的再加工，把不可能的事情，很艺术的再现为一种可能，牢房对人灵与肉的磨折可能会达到极致。
　　
　　好的诗歌说的简单点，就是能够叫人心跳，叫人与作者的感情发生了互动的诗歌。《走咱们坐牢去》应该就属于这一类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