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四十年。1978年，我被北京市重点高中——密云不老屯中学录取，第一次走出大山，外出求学，于今，也是四十年。 四十年发生了什么？ 我感同身受的当然是与大家息息相关的衣食住行用。 去百余里之遥的异乡去上学，我基本上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和一双新鞋子，一件知青大哥给的旧青蓝色褂子算是给了我一点尊严、后来在北京工作的堂哥给的一件天蓝色的衬衣很“时尚”，大大满足一个十六、七岁青年的虚荣心。而今呢，走上台怎么也会穿西服打领带、一双锃亮的皮鞋，有的衣服仅穿了数次或送人或捐出或压在箱底了，看到现在小伙儿姑娘穿露破洞的衣服，我就想起自己穿带补丁的裤子羞于见人的童年，也会想起自己穿着喇叭裤、花衬衫（港衫）、鸡腿裤、牛仔裤招摇过市的那份盲目的自鸣得意。 到不老屯中学去，我是转的粮食关系和带着有限的粮票，那时候，大部分是粗粮（玉米面），少部分大米和白面，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常常饿着肚子，而今每天为吃什么而发愁，见到满桌子饭菜被随意倒掉而麻木不仁。 我是高考失败后于1980年下半年来密云城区复读的，整个密云县城也仅有低矮的楼房，现在满目的高楼大厦鳞次栉比，特别是北京，站在高耸入云的钢筋水泥间，感到逼仄与压抑，时时晕头转向。 唯一值得我引为自豪的是，在高中复读时，我就能够就骑上令同学们羡慕的“飞鸽”牌自行车——那是从当大队书记的舅舅家买过来的，没有想到四十年过去了，我大多数选择了步行——除去非坐车不可的远途，看着路上街上车水马龙、道旁小区胡乱停车，又有了随处可见随手可取的共享单车，恍如隔世。 用的最深的体验当然是手机，历经书信往来、公共摇把电话、家装有线电话、BB呼机、大哥大、“掌中宝”、“大平板”，我们不得不惊羡“中国速度”——更不用提动车、高铁和“神舟N号”。 四十年，我和我的同龄人经历了洪水、地震、“非典”和挥之不去的“雾霾”；见证了在中国举办的亚运会、奥运会；见证了香港回归、APEC会议、“九·三”大阅兵和“一带一路”高峰论坛；还记得北京“五·一九”、学潮、“动乱”以及一些非法组织的活动…… 这是我的主观感觉，那么，以世界为视角，外国人怎么看今天的中国呢？ 一个叫托马斯·弗里德曼的美国著名专栏作家在他的《中美这七年》中写到： 当我坐在鸟巢的座位上，欣赏闭幕式上数千名中国舞蹈演员、鼓手、歌手以及踩着高跷的杂技演员魔幻般的精彩演出时，我不由得回想起过去这七年中美两国的不同经历：中国一直在忙于奥运会的准备工作，我们忙着对付“基地”组织，他们一直在建设更好的体育馆、地铁、机场、道路以及公园，而我们一直在建设更好的金属探测器、悍马军车和无人驾驶侦察机……差异已经开始呈现。 你可以比较一下纽约肮脏陈旧的拉瓜地亚机场和上海造型优美的国际机场。当你驱车前往曼哈顿时，你会发现一路上的基础设施有多么破败不堪。再体验一下上海时速220英里的磁悬浮列车，它应用的是电磁推进技术，而不是普通的钢轮和轨道，眨眼功夫，你已经抵达上海市区。然后扪心自问：究竟是谁生活在第三世界国家。 这还仅是十年前的光景，十年后的今天，每个真正关心中国的任何人都不会否认，中国正健步行走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的阳光路上。 中国改革开放的四十年，也是我人生丰满理想与骨感现实相博弈的四十年。像严冬里的一缕阳光，温暖着一颗逐梦的心，写作，成为我四十年的“常态”。不知何时，也不知什么诱因， “文学梦”像种子一样埋在了心里，初中写过“疑似”散文诗一类的东西，而正式动笔“写东西”是我三次高考落榜期间，那时，投稿无数，退稿无数，却无法浇灭我的热情摧毁我的斗志。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的一段时期，我一度迷恋上了外国文学，读弗洛伊德、读萨特、读巴尔扎克、读马克·吐温，常年订阅《外国译林》《苏联作品选》，不懈攀爬世界文学的奇峰异岭。 一个不经意的动议，把我拉了回来。一个我称为“老师”的人来京郊密云做“圆明三园复建”项目，他有意拉我去该项目做文化宣传工作，如果成行，于我可谓是千载难逢的机遇。我开始大量收集、整理圆明园有关的资料、图片，去探寻她的前世今生。但是，在密云溪翁庄，圆明园大宫门还没有建完，该项目因客观原因而流产，而我的大型历史散文《旷世名园圆明园》已经完稿。此文在2010年获得纪念圆明园罹难150周年大型征文优秀奖。 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促使我从小说、剧本创作转到了文化散文写作上。 2008年因北京奥运会名垂青史，对于我个人也是刻骨铭心。北京产业结构调整，县属企业重组转制改革，我所在的纺织厂关停、放假。这期间，我陆续完成了《中国散文》和《解读<红楼梦>》；正式下岗，我到一个哥们开的广告公司“找饭吃”，在他办公室的沙发上，我读了罗斯·特里尔著的《毛泽东传》，2天半的时间，《我读毛泽东诗词》有了基本构思；在《散文在线》连载发表后，于2013年——毛泽东诞辰120周年，《我读毛泽东诗词》由三联出版社正式出版。 有时候，静下心来常常想，我一介草民，即使喜欢舞文弄墨，也该写点“接地气”的小文章、抒发点小性情，怎么总弄些“高大上”的东西还往往不知所云。我想起了唐时柳宗元的《黔之驴》，贵州一带没有驴，心闲无事的人，用船把驴运到了贵州，于是，就有了故事、有了传说，有了七嘴八舌、有了奇谈怪论。 干脆，我就把我写的东西叫《好事者奇谈》吧！ 赞 (散文编辑：江南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