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罗布泊又名罗布淖尔，先秦时的地理名著《山海经》称之为“幼泽”。罗布泊本来是一片美丽的湖泊，还滋生出了一个美丽的国度－－－楼兰古国。而从上世纪70年代，烟波浩淼的罗布泊完全干枯.....　　
　　我抛弃了所有的忧伤与疑虑，去追逐那无家的潮水，因为那永恒的异乡人在召唤我，他正沿着这条路走来。－－－泰戈尔《采果集》
　　
　　离余纯顺先生去逝已十四年有余了。不知为何，在十四年后的今天，我的笔头会不太沉稳，忍不住写下他的名字。我想最大的可能也就是我从天府四川来到大西北后看到荒山座座，而联想到了当年无情地吞噬掉余纯顺先生的黄沙漫漫的罗布泊，在异乡情节的不知不觉中与余纯顺先生在人间留下的某种生命信号悄然感应。
　　
　　余纯顺先生出生于1951年，上海人。在他经历了三十几年平凡而又烦恼的生活后，突然有一天，永恒而又神秘的远方向他发来了深情的呼唤。他一听到这远方的呼唤，便像是听到了前世的注定，隐约知道了自己今生的使命。于是，他没有多想，抛开了一切，立即收拾好了行囊，准备向未知的远方漂泊了。1988年7月1日，余纯顺先生开始了他孤身徒步全国的旅行、探险之举。
　　
　　他知道，这一走，便是天涯海角；他或许也知道，这一走，便是生死茫茫。然而他还是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出发，选择了荒凉，选择了漂泊。
　　一个陌生上海人的背影，将要飘在中华大地的一寸又一寸肌肤上。而这个陌生的背影，在苍老古国的斜阳余辉中，是那么的坚定，是那么的无畏。
　　
　　于是，一个个遥远的地区，一条条艰难的道路，开始留下这个陌生上海人的脚印。华夏的山川河岳，仿佛知道他一定会来，早已梳洗浣妆，等待着他深情的拥抱。他这一走，便是4万多公里的艰难行程，足迹踏遍23个省、自治区，访问了33个少数民族，尤其是完成了人类首次孤身徒步川藏、青藏、新藏、颠藏、中尼公路全程和走遍西藏，并完成了征服“世界第三极”、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壮举。他沿途写下了数百万字的日记、游记，记录了中华大地上许多的壮美的自然景观、朴实无华的民俗风情，成为反映我国国情、民情的珍贵资料。余纯顺先生先后出版了《壮士中华行》、《余纯顺徒步中国纪实摄影》、《余纯顺孤身徒步西藏》、《走出阿里》等书。在只身走过这许多艰难的行程、拍过许多震撼人心的图片、写过许多熨贴着大地的文字后，他觉得有一个地方是时候该去了。于是在某个荒野、在某个星夜，稍稍拍打了一下身上的尘灰，整顿了一下自己的面容，便向着那个地方漂泊了。那个地方就是令人闻之色变、见之丧胆的罗布泊沙漠。
　　
　　罗布泊又名罗布淖尔，先秦时的地理名著《山海经》称之为“幼泽”。罗布泊本来是一片美丽的湖泊，还滋生出了一个美丽的国度－－－楼兰古国。而从上世纪70年代，烟波浩淼的罗布泊完全干枯，变成了一片干涸的盐泽，没有一颗草，没有一条溪，就连“生而不死1000年，死而不倒1000年，倒而不枯1000年”的胡杨树也成片的死去、倒下、枯萎，夏季的温度高达70摄氏度，天空不见一只鸟，没有任何飞禽敢于穿越。对于徒步探险的人，这是一个死亡地带，几乎没有人曾经穿越过去。然而，余纯顺先生似乎有一种天生的征服欲望，他不信，于是他向着黄沙漫漫的罗布泊出发了。
　　
　　余纯顺先生仿佛也知道了此行的凶险，也隐约感到了一些什么，于是在去罗布泊的一个月前回了一次上海，去与故乡作了一次简单的告别。果不其然，他这一走，便再也没有回来，仿佛是上天刻意安排他回去做这一次永恒的告别。
　　
　　罗布泊在吞噬了无数的生命之后，它又将吞噬一个从上海远到而来来的探险壮士。余纯顺先生与上海电视台的记者在沙漠深处告别，彼此用的是上海话，寥寥几句，故乡的三言两语为他的一生写上了一个句点。话音未落，余纯顺先生挥了挥手，背影已飘进了茫茫沙海。
　　
　　他这一去，便是永恒。
　　
　　他走进罗布泊不久，便发生了一场沙尘暴。他没有想到在八年前开始探险之路就想到的死亡会来得那么快，他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死于最后一站的起点。他再也来不及多想了，只觉得一团黄沙正在慢慢地湮没自己风尘仆仆的身躯。他知道他的时间到了，是时候回归了。于是，他褪去了世间给他的最后一层牵挂，回到四十多年前来到这个世界的模样，面朝东方，面朝上海，躺在了黄沙之下，不再回家。
　　
　　不再回家，倒下时却面朝上海。一座穿越时空的无形磁场顿时产生，磁场的一极是一个葬身罗布泊的孤独生命，磁场的另一极是则是他的故乡－－－上海。上海市举办了一个“探险壮士余纯顺摄影遗物展览”，这个展览轰动了整座城市，每天都有数万人参观，人山人海。我也感到很奇怪，一个没有为上海做出任何实质性贡献的旅行家，为什么会引起那么多上海人的共鸣呢？我想唯一的解释就是：余纯顺先生把生命慷慨地投向一种精神追求，正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追求。
　　
　　在余纯顺先生葬身罗布泊后不久，相关的人士猜测了他的几种死因：迷路，断水，高温。我觉得这一切的猜测都已经毫无意义，他的死因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倒下，给人类留下了一种强大的生命坐标。他被人们比作东方的“托马斯”，当代的“徐霞客”，然而我却觉得他比阿根廷的托马斯与明朝的徐霞客给我们的精神震撼都要强烈。因为他们都离我们太遥远，一个是空间上的遥远，一个是时间上的遥远，而只有余纯顺先生在空间与时间上都离我们很近。
　　
　　去年夏天，我去过一次上海，在上海呆了十多天。一年前的上海与十三年前余纯顺先生去逝时的上海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在上海苦苦地寻找着十三年前那位壮士的身影，然而我却始终都寻觅不到。正当我惶惑的时候，在上海的繁华街道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我隐隐约约地听到了一个上海男人的声音：“在远天底下，有许多我迟早要去，也终必能去的地方－－－我摆脱不了在心灵中的流浪，又要在天地间流浪的命运的诱惑。”于是，我不再寻找，我正看着一个个余纯顺先生的身影从我身边飘过。我知道，二十一世纪的国际大都市－－－上海，有了余纯顺先生在二十世纪末发出的生命信号作为前进的依托，它便永远不会萎谢。我对这些飘过的背影嫣然一笑，离开了上海。
　　
　　如果说，中国失落了上海，也就失落了一个时代，那么，上海缺失了余纯顺，也就缺失了一种深层的生命信号。
　　
　　踏上漂泊之路的他终究没有回到上海，然而上海人却毫不迟疑地认为他早已回归。而这种回归，是一种永恒，生命与精神的双重永恒。它将以上海为起点，在空间与时间的延伸不断散发出人类共同的生命信号，我确信。
　　
　　在十四年后的今天，我也忍不住想叫那位孤独漂泊的上海男人一声：“壮士！”　　
　　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日于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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