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关键词。
　　
　　绝险：这里指的是一个人精神意义上的独立，高耸，与周围环境没有构成连通，但又留驻在大家熟悉的环境中，他凭着自己的形象和精神内质与周围的人沟通，因为他站得太高，所以，别人对他只好仰视，人人可以把他触摸，但谁也无法攀登，无法企及，无法超越，甚至找不到攀附他的高度的路径。因为他的形象极其高大，也很庄严，所以对别人构成一定程度的心理威慑，但他对别人又不乏亲切与温暖，大家都喜欢向他瞻望，并想方设法看清他的全貌。他不是九寨沟清澈而多色的海子，不是西湖的雨雾，不是扬州的月色，他也不是腾格里的沙海，他是张家界武陵源的倚天绝壁，他是青藏高原的冰川雪山。他的绝险崇高而伟岸。
　　
　　崇高：有时候也叫伟大、显著，也叫优秀、突出。崇高是一种精神高度，这种高度从来不是被创建出来的，而是平庸流失、沉没以后，称作高尚的东西的内质在人的理性顽强坚守下产生的结果。这种对崇高的坚守本身就代表着一种认知的执着，代表着一种体验的延续，代表着一种价值的不贬值，代表着让一种意境变得更加通透明澈。这种坚守是对存在的真实的雕琢、剔刻、研磨、清理。发生在崇高身上的流失有两种，一是历史的冲蚀流失，这是一种近乎自然力的作用的结果。另一种是坚守者自己对崇高的卫护，卫护的过程中，崇高一边抗拒着向平庸流失和沉没，一边将自身所有庸常的元素自动一一剔除。
　　
　　假定人的总体素质对每个人都是平均分配的，一切智力资源在每个人身上是平衡对等的，人人都拥有完全相同的构建元素，这些元素中既有高尚又有平庸，既有定力又有惯性，既有偏执又有随意。但是，由于不同的人生有不同的境遇和流向，也就有各自不同的坚守和执着。绝大多数人坚守了庸常的人生和生活，也就流向和沉没于庸常的人生和生活，远离崇高和凸显，变成了生活的流沙和历史的浮沫。唯有坚守者，才被历史和生活雕琢成了孤立、绝险，也就变成了崇高。他们，就成了文化和文化精神的代表。他们坚守的结果就是人类文化。
　　
　　孤独：一个人向世界发出了声音，当下却没有人听，因为没有人能够听得懂。他想有朋友，但他的情感和行为很少有人能够理解和接受。他甚至向这个世界发出挑衅，不仅没有人回应，别人反而认为他是个疯子。他想为当下的人们做点什么，可是他想做的和所做的大家当下并不需要。他比谁都喜爱这个世界，但这个世界对他的反应却是异常的冷漠，甚至无法包容他的存在。他的精神在追逐一种崭新的境界，但它的生命又难以逃离世俗的羁绊，他的生命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悄悄离开这个世界。
　　
　　他的人生处境就是孤独。
　　
　　文化：关于文化的说法实在太多，因其太多，也便令人莫衷一是。纵横观之，“文化”这一概念有一个大概明晰的特征：文化是人类精神文明建设成果和物质文明建设成果的总和，但归根结底主要还是人类精神文明建设的成果，是人类精神历史留下的绝险的孤独的集合。
　　
　　关于话题的引出
　　
　　经济过热，文化过冷，却偏偏要不合时宜地谈论文化，原因也很简单，过热的东西太抢手，拥挤在那里的人也太多，况且，参与经济事务投资太多风险太大，在经济领域无能为力的人反而不如关注文化，物质性的投资很少，只需去多学习、多观察、多思考，即可进入一个同样令人赏心悦目的世界，同样会让人得到快乐。
　　
　　正在思考一些关于文化的事情的时候，正好赶上央视“记录”频道连续播出文化专题片“当紫禁城遇上卢浮宫”，遂得灵感，重新翻开揣摩已久的一个问题，开始思索。
　　
　　这里将说及两个人的事。　
　　先说倪瓒。　　
　　说到倪瓒，就不能不说到元朝。
　　
　　从宋朝的北庭南渡到南宋灭亡，漫长而久远的中原汉文化受到了有史以来最为严厉的冲击，这是一场游牧文明对农耕文明的大冲击，这是一场扩张掠夺的民族意志对安邦定国的生存观念的颠覆。金戈铁马裹挟着大漠风沙席卷而来。种族歧视，民族压迫，人种移植，给内地文明带来的是一场空前的精神灾难，也是一场空前的文化灾难，这是对整体中原汉文化而言。对于中原地区的汉人文士来说，这又是一场巨大的人性灾难。
　　
　　完全不同的文化渊源和文化构架的不期而遇，完全不同的文化价值观的偶然碰撞，留给广大汉族知识分子的心理创伤极其惨痛，他们的痛感来源于精神，他们的疼痛是因为他们意外地处身于异族的统治之下，不能再正常延续自己的本源文化，自己的文化思想不能再用自己的语言文字正常表达，自己的文化行为也不能再用传统的方式来进行，不能再用自己最熟悉的文化方式表达自己的人生理想和人生体验，不能再沿着固有的文化发展轨迹继续前行，也不能再用自己的文化行为关照这个熟悉的世界。在元朝统治者把人分成四个等次的情况下，精神价值的天平首先失衡的人群就是广大中原汉族文士。他们的失落不仅仅在于个人的生活际遇，尤其在于他们受到的一反常态的精神待遇和政治待遇，以及他们的主位文化地位的被颠覆，也不仅仅在于一般意义上的人性的扭曲，还在于人的整体生命价值的被忽略和生命走向茫然。受制于异族文明的侵凌和倾轧，传统文明和本体价值失去了方位坐标，他们的精神世界和现实世界无法连接，他们的文化追求已被斩断，他们秉持的精神遗存已被完全否决。
　　
　　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昭告天下元朝成立。公元1368年，元大都被朱元璋的部下徐达、常遇春攻占，元朝灭亡，历时97年。
　　
　　1301年，倪瓒出生于无锡（今江西）。公元1374年冬，倪瓒病死于当时名医夏颧家中，享年73岁。
　　
　　不难看出，倪瓒生活在元朝由盛而衰的中后时期，以及由元至明的政治大动荡时期。按照元朝实行的民族等级制度，倪瓒属于当时的第四等人，即原南宋治下遗民，也就是最低等次的人，也就是说，这些“南蛮”在当时处于政治斗争和民族矛盾的最前沿地带，他们所受到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最为严酷，他们的人生境遇也便可想而知。
　　
　　然而，倪瓒的个人生命却和元朝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他降生在一个忍受着民族屈辱的大背景之中，他的人生的开端就很不正常，造成这种不正常现象的原因不在于他本人，而在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命运为他奏响的生命基调是灰暗的，也是极不和谐的，他所遭遇到的已不再是简单意义上的不公，而是从肉体到精神的被压迫、被奴役。在元朝森严的民族等记制度和残暴的统治之下，人权的巨大反差和人权的被剥夺、被异化已深深地植于倪瓒和一干南方文人的生命之中，正统观念，本体地位，在异族的强权下已经是一个难圆的梦，却又无法从心里割舍、离弃。在江南文士们的精神人格里，这种严酷的社会现实是一种根本无法治愈的伤痛。他们的文化人格也是同样的飘忽、游离，他们也无法重建自己的文化人格，也无法继续实现自己追求的文化价值。本该属于本体地位的文化却畸形地屈从于异族文化，这是一种无法自解的矛盾，是一种无法松弛的纠结，是一种难以挽回的失落。作为正统文化地位的汉文化，他们可以继续学习，也可以运用，却是为元统治者们利用。深植于汉族文人精神基因中的汉文化已经失去了光大人生、怡养性情、治国安邦的至大法宝的功能，而成了异族拼音文字文化权治的附庸，人的生命成了强权的奴隶，人的文化成了暴政的仆从，这个世界到底应该怎样去解读、怎样去适应呢？有一点很清楚，倪瓒他们不能再寄希望于意义过于明确，反应过于敏感的汉语言文字，他们已没有权利也没有空间用汉语言文字来表达他们对世界和人生的看法，也不能通过文字的形式弘扬本体文化和正统精神。作为本体文化主要构件的汉语言文字的主要功能已随本体文化的失落而失落，至少，不能再满怀自信地登堂入室，要么放弃，要么通过“转型”来继续坚守。
　　
　　倪瓒选择了后者，或者说时代和现实迫使倪瓒用另一种方式审视社会和人生。文化形式和文化作为可以被强权所限制，但文化精神却不能被扼杀，文化权利不能被剥夺。
　　
　　倪瓒选择了绘画，或者说，倪瓒放弃了书面文字的文化传承和表达方式，而坚守了传统文化形式中的中国绘画。
　　
　　在说倪瓒的绘画之前，有必要先说一下他的人生际遇。
　　
　　1328年，倪瓒的长兄倪昭奎病故。不久，其母邵氏、其师王仁辅相继辞世。由于家中失去了长兄从元政府享受的特权供养，倪家由此家道中落，日益穷困。倪瓒时年27岁。
　　
　　元顺帝至正初年（约1340年），倪瓒作出了一个怪异的举动，他把仅有的家财悉数散赠诸亲友故，倪瓒此举究竟出于何种原因，现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已经做出了完全抛弃俗世物累的重大抉择，他的人格精神自此开始走向跨越式的巨变，他的精神随他的身体准备好了漂泊。不久，遭逢兵乱，逃亡途中，借一渔舟侥幸活命。
　　
　　1363年，先丧长子，接着其妻蒋氏病故，次子流于市井无法依靠，老年的倪瓒遭逢丧子丧妻的重大人生变故，从此一蹶不振。
　　
　　1368年，元朝灭亡，至此，倪瓒和南宋子民们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战乱。　
　　1374年冬，倪瓒病故于当时名医夏颧家中。
　　
　　倪瓒在凄怆忧愤中走完了他的人生。作为一代宗师，晚景十分凄凉，贫病交加，风烛残年，屡遭离散，多舛的命运给倪瓒的人生带来的灾情很重。按照魏晋名士的作风和唐宋文人们的习惯，倪瓒当时有至少两条路可走，要么事元，要么归隐，奇怪的是，他既不事元，也不归隐，而宁可辗转奔波四处流浪，他就那样不卑不亢、不声不响地撑着，仿佛把一切都已放弃，仿佛又有所期待。史料显示，倪瓒可以接受其兄从元朝获得的奉养，但他本人却从未向元统治者们低首，他一直坚守着自己的身份，也坚守着自己的精神价值。从现实的政治处境上说，他生下来就是元朝的子民，他对前朝宋朝没有任何精神根基，按理，他应该和当朝没有如此严重的精神和文化的强烈的对立感，但事实上倪瓒有，他有本体和正统的文化归属感，并且这种归属感十分强烈，这一点雄辩地证明，他从现实生活和整体社会氛围中已经对他所处的时代有了十分清晰的了解，他在现实中的种种人格待遇更是有力的证据：他不属于蒙人，他的精神也不属于游牧文明，而属于汉唐至宋的正统汉家天朝，也属于正统文化。他在异族强权面前不能像嵇康、阮籍那样清高孤傲啸叫山林，也不愿像唐宋文人那样向当局的政治体系主动靠拢，因为，在倪瓒的精神世界里存在着两方面的隔膜，一是文化心理的隔膜，二是民族归属的隔膜。明朝建立，朱元璋曾请他进京做官，他居然坚辞不受，而是“黄冠野服，混进编氓”。这个事实说明，长期反常的政治格局和畸形的文化背景已经内化为倪瓒特殊的心理人格：他对权力集团不信任，不合作。作为一个文人，政治权力集团在文化上的破坏性和反叛性让他无法给予基本的信任：不支持异族政权，也不投靠汉族政权。倪瓒的人格精神已经在历史中反复穿行，频繁往还，最后决定坚守，坚守自己的民族身份，坚守自己的民族权利，坚守自己的文化精神，坚守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坚守自己的人生选择。他具体的坚守行为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远离政权，二是潜心作画。
　　
　　不用说，倪瓒是特殊的历史土壤培育出来的一朵独特的精神奇葩。
　　
　　现在看他的画。
　　
　　倪瓒的作品构图多为平远，景物简淡，用笔干涩，沉郁矍铄，苍凉古朴，艺术史家评论他是“多有疏林坡岸，浅水遥岑，枯笔干墨，淡雅松秀。意境荒寒空寂，风格萧散超逸，简中寓繁，小中见大。”“疏、淡、简、古”是倪瓒的美学追求，也是他的人格追求，既是他的作品风格，也是他的精神风格。
　　
　　然而，必须弄清楚的是，倪瓒既在创造，他又在坚守，因为他所追求的美学风格和精神风格在他的心性之中是一种“本有”或“固有”，那些艺术元素和艺术精神本就存在于自然、社会和生活中，艺术家所做的只是选择、判准和坚守。在纷扰和流荡的历史过程中，在大浪淘沙、涤尘荡污的吐故纳新的流变中，艺术家只需把符合艺术美和符合人性美的诸元素清理出来牢牢守住，用心灵去雕琢、去剔刻、去镂空、去研磨，该失去的一定失去，该流散的一定流散，该保持的一定保持，该存留的一定存留，不同的艺术家有完全不同的选择取舍的能力和艺术感悟能力，也有不同的艺术创造能力，倪瓒选择取舍出来的就是倪瓒的，倪瓒感悟出来的就是倪瓒的，倪瓒创造出来的当然就是倪瓒的，艺术氛围一旦形成，艺术风格一旦形成，艺术作品一旦问世，就是独一无二的，别人无法企及，难以复制，尽管后世对倪瓒的作品多有模仿的伪作，但都不能逼真地仿造出倪瓒的精神气韵和人格氛围。在现实向历史的挪移过程中，倪瓒的画风已经自成体系，并有一定的高度，人们能够瞻望它的时候已不是当初倪瓒坚守它的时候，人们能瞻望它的地方，也不再是倪瓒当初坚守它的地方，望之绝险，难以攀登。
　　
　　欣赏倪瓒的画作，流云静水，远山枯树，这些美学元素代表着的究竟是什么意境呢？是“金戈铁马”？是“大漠风沙”？是血腥？是战火？是家破人亡？是颠沛流离？不是，全都不是，谁都觉得这些东西似曾相识，原来，那是一种曾经的古久朴素、平静安详的生活，那是一处处安逸恬淡的家园，那是一种清高孤傲的人性，那是一种完全融于自然的回归，那是一种繁华得让人开始产生疲惫的慵懒记忆，那是一种山河破碎美好不归的伤痛，那是种种醒来如梦，入梦方醒的惊心动魄的错觉。
　　
　　那也是一种物我合一、天人共体的哲思和理性。
　　
　　作为一个文人画家，从客观上说，倪瓒应该肩负社会道义怀揣文化良知，事实也确实如此。他站在传统正宗文化源流的高度顽强地坚守着，他的坚守含蓄、隐晦，但他的创作意旨却锋芒毕露，咄咄逼人。然而，倪瓒毕竟和他生活的元朝从精神上对立着、排斥着。作为一个平常的个体生命，他的物质生活又跟现实粘结着，依附着，倪瓒的精神坚守又是一种极度痛苦的脱胎，一种惨烈的剥离，一种艰难的反叛。
　　
　　倪瓒的心理环境是复杂的，他的精神背景也是多重分裂的，这一切，在他的画作中被明明白白地表达了出来。疏简，幽淡，荒寒，空寂，寓繁于简，小大互见，这些都是传统中国山水画中经典的美学元素和艺术语言，也是艺术境界，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美学元素都有与之相关的对面或反面，如疏简对繁密，幽淡对敞亮，荒寒对温润，空寂对繁华。倪瓒的画风却是有意地执其一端，足见别有用心，不能不让人联想到他悲剧的俗世人生和壮烈的艺术情怀。
　　
　　由此可见，从自然与造化的立场上说，他所表现的物质环境和物质构造不完整，他所经历和归纳出来的生活经验不完善，他所追求和表达出来的美学意境不完美，他期望的社会道义和文化良知未完成。
　　
　　倪瓒画作中营造出来的整体艺术氛围是类似于秦砖汉瓦一般的残缺与破损，是没落中的隆重的祭祀，是哀伤欲绝中悲壮的礼赞，是漫漫长路中的只身秉烛，是茫茫雪原上惨淡的日出。
　　
　　生活遭遇着困顿，亲情忍受着离散，人性面临着悖论，精神经历着苦难，社会屈就于强权，文化受困于蜕变。这是倪瓒那个时代的命运，是那个时代中原正统汉文化的命运，是那个时代江南文人的命运，当然也是倪瓒和所有在精神、文化诸方面“背井离乡”的人们共同的命运，历史剧变的潮流急湍若奔浊浪滔天，不知有多少文士带着他们一贯秉持的文化精神和文化理想流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唯有一少部分顽固的灵魂在拼力坚守，在奋力前行，终于，他们把自己坚守成为文化艺术绝险的峰峦，终于坚守成人文精神的细瀑飞岩，老树枯山。
　　
　　在中国古代文化艺术史上，倪瓒是一座绝险的艺术高峰，也是一座孤独的精神高峰。
　　
　　说到元代的文人艺术，应该顺便提一下另外三个醒目的身影，他们是黄公望、王梦，吴镇，他们与倪瓒一起被后人尊称为“元季四家”。限于文旨和篇幅，其余三人此不论。如再翻开中国古代文学史，我们还可以听到另外几个响亮的名字，他们是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白朴，郑光祖。历史事实已经形成，尽管有些史家和政治家可以从元代历史中“寻找”到一些“亮色”，遗憾的是，今天的人们无论如何也不知道当时的艺术家和他们的艺术作品会不会认同和支持。当然，我们也不反对史家和政治家们立足于历史研究和政治需要对元代政治和元代艺术做出别样的解读。整个元代，中国古代传统文化走到这里开始分离、变异、零散、衰颓，应该是不争的事实，元代杂剧以及杂剧作家和仅有的几位卓尔不群的画家的出现，已经能够十分清楚地说明，汉唐至宋的总体文化繁荣景象至此变得寥落，应该是反常政治格局直接导致的结果。
　　
　　倪瓒是这些结果中最显眼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