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流”岂是浪淘尽
　　——试从《东坡乐府》略谈苏轼人生态度
　　大河百代，圣贤传言，豪杰传事。许多文学才子却或者有意、或者无意地“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①而盛得其名，且千年风流而下。苏轼便是其一。“一提到苏东坡，中国人总是亲切而温暖地会心一笑”②，因为他有一种“特质”③。我想，这种特质来源于他的思想，来源于他的对世事的态度。
　　千年以来，人们对苏轼既敬且爱且喜，应该说不能不是一个谜。本文正是希望通过对苏轼《东坡乐府》的解读而去作一点粗浅的尝试，试图由此探讨一下苏轼的人生态度，以期望对解谜喜欢苏轼提供一点参考。
　　《东坡乐府》共收集苏轼词三百四十余首，自然应该是作为词人的苏轼在词作上的总集。人们早已经公认这些词在总体上呈现出豪放、旷达、飘逸的韵味，不过，有意思的是，同样是旷达、飘逸，苏轼决不同于前代的唐代诗人；同样是豪放，苏轼也决不同于稍晚一点的公认在宋词豪放一流中紧紧承袭其衣钵的辛弃疾。解读《东坡乐府》的趣味，或许这也是其中之一。
　　从苏轼词作产生的时代背景即不难分析，北宋朝偏安一隅当然是不可以与皇皇大唐朝相提并论的。如果我们可以把唐人的豪放旷达飘逸理解为有一种国家、民族的自豪感作为底蕴的话，更多的时候，，唐人的豪放也就表现为了在帝国宏图之下抒发一种大志有为的高远理想；而整个宋代，面对当时的国家政治经济形势，有哪一个人会有如唐人的自豪感呢？非但如此，越是有识之士，越是想到国家、民族，更多的时候恐怕越是会自然的忧从中来。辛弃疾的豪放也许就可以看作是这种悲忧之极的泣血的深沉怒吼，是因为国家、民族濒临生死边缘时作为一个有骨有血的文人的一腔愤慨的呼喊。如此看来，我们是否可以说句俏皮一点的话——唐人、辛弃疾能豪放都借用了“外力”——恰逢当时的政治经济背景；而苏轼生活的时代，偏巧国家政治经济辉煌风发当然大不比唐代，沦落糜烂却又未到北宋末以后样，所以，苏轼能在那一个时代将词作写到豪放，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而之所以能创造这个奇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苏轼独特的人生态度。
　　不容质疑，苏轼是中国文学史里最特出的集儒、佛、道思想于一身的大家。读《东坡乐府》，我们可以时时感受到这一点，我们可以感受到豪放的《东坡乐府》闪现出的苏轼如火焰般炽烈执着的儒家理想；我们可以感受到旷达飘逸的《东坡乐府》流露出的长河般绵延深沉的佛道思想。《东坡乐府》正是苏轼一生对世界、人生的态度在精神上因为儒、佛、道思想斗争、统一的语言外化。
　　先请读一向以豪放著称的《念奴娇·赤壁怀古》：
　　注释：①曹丕《典论·论文》。②林语堂《苏东坡传·序》。③林语堂《苏东坡传·序》
　　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这首词作于“乌台诗案”后苏轼被贬谪居住黄州期间。从开篇到“樯橹灰飞烟灭”，他努力抒写出了一种江山壮丽、人杰盖世的伟健、雄豪气概。这种气概正是苏轼儒家理想、激进怀抱所追求的。并且，苏轼知道曾经有“千古风流人物”达到过这个理想。唯其有人达到过这个理想，更让苏轼不能不想到——自己呢？现实政治人生的起浮沉落，戴罪之囚①的潦倒无奈，自然不禁让他“悄然而悲，肃然而恐”②。所以，苏轼在此豪放是豪放了，只一起始“大江东去”的确就让我们真真切切的听到了铁板铜琶之声。但是这只是一种对过往的、历史的豪放，只是一种怀旧式的豪放。这种怀旧式的豪放，其实质不如说根本上体现的是一种内心的焦虑——睹历史、昔人而思现实、自身后的焦虑。是儒家强烈的济世怀抱难能实现所引发的，苏轼如果没有儒家积极入世的态度，也就在很多时候不会有这种焦虑。
　　但是，《东坡乐府》的独特在于词人总是不去直白的道出内心的焦虑，而是仿佛要有意识的避免读者看到它。这难道仅仅是苏轼出于词作艺术需要而如此吗？笔者认为这更大程度上反映的是苏轼本身因儒家思想的不自觉的指导而得到的结果。因为儒家积极入世一直在他内心是最炽热的火焰，他不愿意让这团火焰哪怕有半点的暗淡，更不希望别人看到这种暗淡。可是，希望归希望，现实人生却又总是在不停息的给他无情的制造这种暗淡的理由，这样一来，苏轼内心也是有一个令人沮丧的沉潭的。不同的是，也可敬的是，苏轼知道不能让这个沉潭稍有过度的占据自己的内心，稍有矛盾淤积，他决不让自己往这种矛盾中沉陷，他一定要努力自解自拔。苏轼靠什么自解自拔呢？
　　现实生活中可以运用真切的行动去解决的矛盾，不管最终的结局如何，苏轼都总是毫不犹豫，毫不畏缩，甚至毫不计算后果的凭借“本心”去积极奋斗。譬如：他不同意王安石新法则力争王安石；不同意司马光滥废王安石新法又力争司马光；作京官则不畏奸佞忠坚赤诚；作地方官则爱民如子为政兢兢业业；贬谪黄州仍不遗余力纠正当地溺杀女婴的恶习；贬谪海南生命之末途仍热心民众公益……就是这样，对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在儒家积极精神的支配下，苏轼永远是个不知道疲倦，更不懂得退缩的斗士。在自己的内心里的矛盾，苏轼也知道与自己斗争，斗争的目的是排遣掉矛盾，好让自己在现实生活中轻装上阵。
　　回到词作中，接着读“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故国依旧，故迹未灭，而千古的风流人物，“我”所追仰的“固一世之雄，而今安在哉”③？唯遗留一个在人世宦海里漂泊浮沉，华发苍颜却仍一事无成、一志无得的如梦之“我”空余浩叹。心灵中的矛盾与痛苦应叹而生，且这个矛盾与痛苦是那样的如咽如哽，无以复加。可是，苏轼的令人可敬处，也是他“那一个”的独特处就是他对自己内心的矛盾与痛苦总是能乐观地“何妨吟啸且徐行”④。他自然的性灵容不得他去为矛盾幽怨，容不得他去为痛苦迷醉，而是让他去坦然地接受，再坦然地自我开解。不是吗？故国神游而生恨，但恨是因“我”
　　注释：①苏轼贬谪黄州期间虽有官名团练副使，实际却无权签署公文，仅是戴罪限住该区。②苏轼《后赤壁赋》。③苏轼《赤壁赋》。④《东坡乐府》中《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多情，随即借佛语“人间如梦”一笔将情感郁结的幽怨拂荡开去，清静淡然地以“一樽还酹江月”而止。词人将短暂的人生，如烟的功名都放到宇宙大我中去考察，“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①，运用佛道“无极”、“无穷”的观点去观照，灵光一现之际，苏轼则如僧之了悟顿觉，如道之逍遥自适了。《东坡乐府》中，佛、道思想可以说一直是词人用来排遣内心隐忧的武器，或许说得平静一点，一种工具。
　　再看一向以旷达著称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水调歌头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昔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唯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它同样表达了苏轼用儒家精神自律，以佛、道思想自解的人生态度。
　　有人据词序认为此词主题是“怀子由”，其实“怀子由”前一个“兼”字已经说明怀子由不应该是此词主旨。“欢饮达旦”，“大醉”等语倒是值得我们认真品味——求欢、求醉而饮，试图举杯销愁以达到心灵的自我平息——可以这样认为吗？
　　此词作于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时苏轼正在密州任太守，因不满王安石新法而对新法时有微词而屡屡遭到甚至是一些打着变革幌子的政治小人的排挤，打击。在政治上便难免时有独处“寒枝”②的落落失意之感。有趣的是，终其苏轼一生，可能他最好的朋友也就是他的胞弟苏辙（子由），而此时兄弟各奔宦海已经七年未得以见面了，在亲情上便难免时有落落孤寂之意。如此一来，内心的愁苦郁闷是不可避免的了。我认为这首词实质上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痛苦——幻灭——觉醒——期盼的情感演变过程。这其实也就是苏轼特有的一种自我情感调节、自我内心平衡的过程。苏轼一生历尽坎坷，但却永不沉沦正是因为他总是有力量这样自我平衡，所以他可以“眼前见天下间无一个不好人”③，所以他“永远恨不起任何人”④，也就永远热爱人，热爱生命，热爱生活。这种热爱当然也是由苏轼宏博的思想内涵所决定的。苏辙在其《东坡先生墓志铭》中有一段话评价苏轼“读《庄子》……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博大精深的儒佛道思想，加上苏轼从不容许自己向情感沉郁的深渊堕落的秉性，所以现实生活的痛苦产生了，苏轼虽然也会有所动摇，也会不自觉悄然而生“我欲乘风归去”的幻灭出世之念，但又一转念即“惟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而觉醒，以“何似在人间”否定此种念头，再次置面现实人间。
　　苏轼的可贵可敬也再一次在这首词中展示出来：永远用一种美好的心态微笑着面对现实、期盼未来。而这种心态的根源正是佛道随缘而适，不为物物精神。此词下阕月圆而人离而怨月，又由月亦不圆而怜月。月既然都有“阴晴圆缺”，何况乎人呢！有一句话说你遇到某种痛苦的时候，一当你发现别的人也有类似的痛苦，你的痛苦也就会轻了很多。苏轼在此即是因月亦有“苦”而自觉人世人生之“苦”算不得苦，从而超然于郁苦之网了吧。于是他慨然而歌“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里，词人把人生的
　　注释：①苏轼《赤壁赋》。②《东坡乐府》中有词《卜算子》云：检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③林语堂《苏东坡传·序》。④林语堂《苏东坡传·序》。
　　情感和自然界的物类的生息消长联系到一起，把人生的小宇宙融合到自然大宇宙中去，运用物我合一，天人合一思想来平抚内心。
　　另外，此词中“欲乘风归”的飘然出世之念，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佛道“超尘拔俗”的观念。而“人有悲欢离合”数句，更是能够明确地在《庄子》里找到注脚：“乐未毕也，哀又继之。哀乐之来，吾不能御，其去，弗能止。”①“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②由此，难道还不可以明晰地体察到苏轼运用道家哲学思想抚慰自己胸怀的一面吗？
　　再读《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词人在词序中即说“道中遇雨……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正文里又写出了天地不薄，心怀亦厚；天地虽“微冷”，情怀却不寒；任凭风雨阴晴，只要我心归于自己便可以不畏一切而“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坦荡心胸。这，难道又不可以见到一些佛道超然物外，我自为我而我自在的思想折光吗？
　　林语堂先生称苏轼是“一位瑜珈修行者，佛教徒”③，也许有其文学夸张的地方。但是，当我们认识到佛家，道家思想中至少有其涉及宇宙构成的宏、微观内容，并以超脱常俗的思维形式和认识方法去观照这些宇宙内容的时候，我们也就应该不难理解为什么千年以来以儒学为正统的中国社会却几乎所有的大儒者们都会那样自觉的去研究、接受佛道的一些思想了。苏轼这个大才子，“巨儒政治家”④自然不例外，且表现尤其特出。《东坡乐府》之中能够表现苏轼这以特别方面的词作简直俯拾皆是。如：
　　窝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着甚干忙。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满庭芳·窝角虚名〉〉
　　古来云海茫茫，道山绛阙知何处？人间自有，赤诚居士，龙蟠凤翥。清静无为，坐忘遗照，八篇奇语。向玉霄东望，蓬莱掩霭，有云驾，骖风驭。——〈〈水龙吟·古来云海茫茫〉〉
　　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西江月·三过平山堂下〉〉
　　白酒新开九酝，黄花已过重阳。身外傥来都是梦，醉里无何即是乡。东坡日月长。——〈〈十拍子·白酒新开九酝〉〉
　　长恨此生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谷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
　　无可奈何新白发，不如归去旧青山，恨无人借买山钱。——〈〈浣溪沙·徐邈能中酒圣贤〉〉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西江月昨夜扁舟京口〉〉
　　五湖四道，扁舟归去，仍携西子。——〈〈水龙吟·小舟横截春江〉〉
　　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江城子·梦中了了醉中醒〉〉
　　这些词作中，“梦”、“醉”、“归”等字频频出现，不难看出正是佛道“人生似梦”、“解脱”、“超脱”等观念得反映，亦可见佛道思想对苏轼浸淫之深。当然，前面已经谈到，佛、道思想一直只是苏轼解决心灵矛盾的一种工具，而真正主宰
　　注释：①《庄子·人世间》。②《庄子·人世间》。③林语堂《苏东坡传·序》。④林语堂《苏东坡传·序》。
　　苏轼一生的还是儒家思想，这里面可能有以天下为己任，积极入世的一面，也有善处穷通，乐知天命的一面，正如儒家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在〈〈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的下阕中苏轼写道：
　　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樽前。
　　“笔头千字，胸中万卷”欲“致君尧舜”，正表现出了怀才的儒者要求用世济时，辅佐君王，兼济天下的热切愿望。岂非孔子“学而优则仕”的反映。可惜孔子从未得以作过能真正辅佐君王的高官，从未得以好好的“仕”过，而是或者颠簸辗转，或者穷潦教读一生。不过，君子固穷，孔子不幽怨谁，能够不惑而又知天命。苏轼亦然，有权利在政治风暴中斗争时，他能如只海燕样奋力而搏，谁也不怕。一当他在政治中奋斗的权利被剥夺，他却总恨不起任何人，也不伤怨自己。而是“袖手何妨闲处看”，而是“但优游卒岁，且斗樽前”。足可见其善处穷通，足可见其乐知天命，亦足可见其“穷”则能真正地“独善其身”。
　　另外一些词作，如：
　　一旦功成名遂，准拟东还海道，扶病入西州。——〈〈水调歌·头安石在东海〉〉
　　此中虽“准拟东还海道”，但前提是“功成名遂”，可见，苏轼心里，积极儒家崇尚地“功名”仍是第一位的。
　　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密州出猎〉〉
　　此中有一颗渴求为君分忧，为国效命的赤子诚心，可见其持有的儒家忠君爱国思想。
　　万顷风涛不记苏，雪晴江上麦千车，但令人饱我忧无。——〈〈浣溪沙·万顷风涛不记苏〉〉
　　此中有一种忧以天下的“民本”情怀。
　　不必过多罗列了。其实，终其苏轼一生，儒、佛、道三家思想都被他广泛而深刻地接纳而浩然无涯。现实生活里的苏轼，我总认为儒家思想一直在他思想中是占据主导地位的。不错，他一生是花过不少时间研究佛、道思想并用之于生活实践。且深厚的知识素养使他在研究中能够自然而然地不经意即能入乎其内，但因为心中永存热情的儒家理想又使他运用中又能够自觉地出乎其外，不为它们包围浸渍，不沉迷无返。苏轼研究佛、道，似乎就是要借用其思维方式，借用其对宇宙人生的独有观念以求取自己失意时的情感自解。所以，儒家对人世踏实的社会责任观一直是苏轼性情的底蕴。
　　但是，无论怎样讲，我们读苏轼的词作，似乎又明显的感觉到其中的佛、道思想氛围总是笼罩了儒家精神。这岂非矛盾？我想，造成这种矛盾的原因可能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
　　其一，在苏轼的时代，词作为一种更大程度上是趋于“言情”的文学体裁，还被戏为“诗余”，既然如此，词人便可以比在诗文中更能够自由放胆地宣泄内心的种种情感，由而排遣忧郁。
　　其二，〈〈东坡乐府〉〉的大部分词作，应该说都是填著于词人政治生命的低谷中。前面已经谈到，苏轼在政治失意之时，其佛、道思想便会更显著的表现。因为他正是要运用佛、道的思想为工具来调整自己。
　　总之，解读〈〈东坡乐府〉〉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苏轼的人生态度在〈〈东坡乐府〉〉中有显著展现，在其心灵底蕴里，以儒家思想贯透一气，不屈抗争，积极用世；在外在方面，则表现为以佛、道思想面对人生失意、宦海多悲进行超然的自我平息，从而求得内外的和谐、统一，以进一步求取热爱生活、关注生命、积极生存的力量。正是这种不懈的求取，为苏轼著上了一层美妙的人格魅力。
　　也可见，〈〈东坡乐府〉〉的数百首词，也是苏轼给自己调配的一剂精神药方，是他自己调节性灵的一大补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