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律
　　
　　洪   都
　　
　　
　　到得洪都又一年，祖生击楫至今传。
　　闻鸡久听南天雨，立马曾挥北地鞭。
　　鬓雪飞来成废料，彩云长在有新天。
　　年年后浪推前浪，江草江花处处鲜。
　　
　　洪都，旧南昌府的别称。隋、唐、宋三代曾以南昌为洪州治所，又为东南都会，故名。
　　1927年“八一”起义，这里遂成为中国工农红军诞生的圣地。
　　
　　
　　诗人于1964年、1965年两次到南昌视察，后赋诗叙述行踪，回味自己的革命历程，阐述自己的志向。
　　祖生击楫。公元304年，匈奴族刘渊在黄河流域建立汉国。东晋名将祖逖率领亲党数百家来投镇守建邺的晋元帝，后率部曲百余家渡江北上，中流击楫，立誓收复中原。
　　南天雨，诗人自述在中国南方奋战了四十多个春秋；北地鞭，自谓在中国北方纵马挥鞭。
　　诗人在怀旧，但他不服老。
　　诗人自信，“年年后浪推前浪，江草江花处处鲜”，新陈代谢，前程似锦，最终“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1965年，是毛泽东晚年政治生活中极为重要的一年。当时，“文化大革命”已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七律.洪都》并非吟咏洪都之事，而是重在自述其志。
　　　
　　
　　七 律
　　
　　有所思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
　　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
　　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
　　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有所思》写于1966年6月，毛泽东南巡期间，“文化大革命”烈火初燃。
　　今天，人们共识：“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晚年的一个错误，中华民族的一场劫难。
　　关于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动机和意图，官方的说法是，其基本观点依据“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其错误在于，对当时的形势做了错误的估计，认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这些人物，有些已经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身旁”。而打击的目标是“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其采用的手段是公开地、全面地、自上而下地发动广大群众，重新夺回被走资派篡夺的党和国家领导权。
　　事实上，毛泽东面对巨大阻力，一步一步战胜中央集体，按其预想，发动和领导了这场“文化大革命”；别有政治野心的林彪和“四人帮”两大反党集团，推波助澜，并利用这一史无前例的“革命”，实施各种政治手段，以达到他们各自的政治目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远离了毛泽东的预想，出现了难以自圆其说的结果，变得难以把握和控制；随着两大反党集团的覆灭，“文化大革命”偃旗息鼓。可惜，毛泽东生前来不及对其做彻底的反思。
　　自然，毛泽东在闭上那曾经充满智慧光芒的双眼时，不能否认也不可能否认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病重在身的毛泽东不忘记告诉人们：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到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要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情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毛泽东很纠结，林彪事件的突发，使他不得不承认“文化大革命”没有达到“大治”，他明察秋毫地发现江青集团的政治野心；他不愿意承认“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无法摆脱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江青、张春桥等人。
　　这是毛泽东经历十年“文革”后的想法，那么当初他的“有所思”又是什么呢？
　　自然，毛泽东本人不可能再开口告诉我们他的“有所思”是什么，通过梳理“文革”的历史，或许大致有这么几个方面，至少是毛泽东当时所无法回避的。
　　关于解决刘少奇的问题。
　　1970年12月18日，埃德加.斯诺问：“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毛泽东回答：“那就早了，1965年《二十三条》的发表。”他回顾：《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毛泽东又说：在1965年，许多权力——各省、地方党委内，特别是北京市党委内的宣传工作的权力，他都管不了。
　　正面冲突发生了。邓小平主持召开讨论《二十三条》的中央工作会议，他劝毛泽东不要参加；在毛泽东讲话时，刘少奇插话，其观点令毛泽东非常反感。第二天，毛泽东拿着《党章》和《宪法》，在大会上，声言要维护自己的党员和公民的权利。
　　毛泽东在1965年决定必须让刘少奇下台，这一点对于我们今天理解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很关键的。
　　毛泽东与刘少奇的革命情谊，无须赘言，尽管他们的性格大相径庭，但他们作为“亲密战友”和衷共济友好地相处四十余年是不争的事实。1961年，英国著名的元帅蒙哥马利问毛泽东：“主席现在是否已证明，你的继承人是谁？”毛泽东回答：“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但是到了1962年至1965年，他们就一些重大问题发生了分歧。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公开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错误是主要的。毛泽东对此不能容忍，“三面红旗”的分歧，使多年并肩作战、出生入死的老战友分手了。在关于如何看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等重大问题上，他们也意见不统一，毛泽东认为他们（包括邓小平）在与自己唱对台戏，是“修正主义路线”的具体表现，是与他的无产阶级路线格格不入、水火不容的。但通过正常渠道是很难打倒刘少奇的，于是，毛泽东下定决心发动一场自下而上揭露我们阴暗面的政治大革命，以铲除刘少奇。
　　毛泽东是矛盾的，他认为刘少奇和许多干部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却又肯定对他们的冲击，当他意识到林彪、江青之流将刘少奇置之死地而后快实行人身迫害，毛泽东也无能为力了。
　　关于“个人崇拜”。
　　1965年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时，承认中国确有“个人崇拜”，并认为当时需要更多的个人崇拜，也就是更多的对毛泽东的崇拜。与毛泽东历来公开倡导的反对个人崇拜是相矛盾的。但是，毛泽东的内心深处总认为，在特定条件下，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可以搞个人崇拜。他说：“赫鲁晓夫先生垮台了，大概是因为完全没有个人崇拜”。毛泽东默许和接受了林彪、江青一伙将全民对他的个人崇拜推向极致。但到了“文革”后期，随着林彪争夺权力的意图充分暴露，毛泽东开始厌倦了，并多次表示出他的厌恶。毛泽东说：“崇拜过分了，搞了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讨嫌！”，“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期限。
　　毛泽东开始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本来准备搞一年。1966年10月在中央工作会议讲话时他说：这个运动才五个月，可能要搞两个五个月，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到了1967年2月，毛泽东则改变了想法，提出一个二年计划。后来又提出要用三年时间，第一年发动，第二年取得基本胜利，第三年扫尾。1969年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说：这个革命有些事还没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比如斗、批、改。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有收尾的意思了。九大以后，毛泽东采取一系列实际步骤，如组织力量拟定新的的五年计划，准备召开四届人大，重建政府机构等引导“文化大革命”朝结束的方向发展。但是，随着林彪“九.一三”事件的发生，毛泽东受到了沉重打击，以至他的身心受到严重的损害。毛泽东静下心来反省“文化大革命”的所作所为，以后，他再也没有说过“文化大革命”要搞多久，持续多长时间结束。虽然，毛泽东晚年提倡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又起用邓小平来实现国家的安定，但由于历史的“惯性”和“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国家在毛泽东去世前后，依然处于无边的动乱之中。“文化大革命”的发展与走向，超出了毛泽东的预期，使得难以把握与控制。这是毛泽东写《有所思》时没有想到的。
　　董学文说：“在忧患与搏击的复杂心境中，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在虎气和猴气的相俱相伴下，他写下了《七律.正是神都》诗，这时，毛泽东已是七十三岁的老人。”（毛泽东和中国文学）。
　　这是目前所公开发表的毛泽东的最后一首诗。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