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十分不幸的日子，一九九三年十月四日，我最敬爱的姑婆卢春梅匆匆离我而去。金秋十月是晴朗、凉爽的日子，但是四日这天，天空灰蒙蒙的、冷冷的秋风无情地吹打在脸上。当时正在双溪贝溪村下乡的我，听到她去世的消息，心里十分悲痛，泪水情不自禁地从眼眶里涌了出来。
　　
　　姑婆的一生是惨淡的一生。她出生于一九一五年，是临武县城关镇西城村卢家村人氏。十三岁时由于家境贫寒，被卖到武水乡石灰窑头唐财主家当丫头，洗衣、做饭、喂猪、端屎、端尿……脏活累活全都是她一个人做，还时时遭受财主的打骂，身上经常青一块、紫一块，吃不饱、穿不暖、晚上只能睡在猪舍里，过的是牛马不如的悲惨生活。一九四四年日本飞机轰炸临武，外公、外婆被炸得粉碎，尸骨碎片从临武西城城墙飞向武水河对岸，当时，母亲出生才八个月，睡在另一间房的一个角落被一棵未倒的大梁保护才幸免于难，姑姑卢友凤出去玩耍逃过此劫。后来她们由年迈的曾祖母抚养，曾祖母年老体衰，一个人还难以维持，又添两张嘴巴，生活十分艰难。一九五一年，土地改革在临武轰轰烈烈开展，姑婆终于从财主的魔爪中解放出来，回到了自己的故乡一一西城卢家村。为了抚养姑姑和母亲，她没有嫁人，含辛茹苦把她们抚养成人，供我妈上学直到中专毕业。曾记得母亲对我说，读初中那年，她成绩很好，考上高中没钱去读，上亲戚家去借，没有一个肯借钱给自己，最后姑婆咬咬牙，将房子的一半典当给村里的一个大户人家，用换来的几担谷子卖了钱，并卖了自己的衣服才使母亲圆了中学梦。后来，由于生活所迫，那半边房子就再也无法赎回来了。
　　
　　我的童年就是在姑婆的呵护下度过的。我们生活的房子是土改时分到的地主房产，当时算是比较好的，但是，由于典当出去一半，这边只剩两间房子，一间是姑婆的，另一间是母亲的。房子很旧、很窄、很暗，只有七、八平方米，开着一扇很小的木窗，这就是我们的睡房;中门厅屋也一分为二，用泥砖隔开，一条狭长的天井也一分为二，直通另一间半泥半砖的瓦房。瓦房一端是只有六平方米的狭长的方形土屋，里间八个平方米，屋子中间放一张四方木桌，我们每天就在这里吃饭、生活，直到我高中毕业。房子中间是天井，露出一尺宽的天空，屋子下面有暗沟，上面铺一块石板，生活用水就从石板的缝隙中倒下去。
　　
　　由于父亲出生成份不好，一九六六年，正值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我才三岁父母就离了婚，从此就一直跟着姑婆生活。那时妈妈在县革委会工作，工作积极性很高，年轻气盛，当时的县委书记和革委会几个领导，多次做妈的工作，要和地主成份的父亲文良才划清界限。父亲是水利局技术员，一九五九年，临武、宜章并县后，被提拔为水利股长，由于他发表的一些学术论文得了奖，而且工作成绩显著，遭人嫉妒。当时在水利局工作的一个同益坦下老乡多次去县革委会、水利局告状，说父亲是地主的儿子，后来父亲被打成了“技术权威、地主阶级的狗崽子”。经常被戴高帽子、游街、批斗、劳动改造等等，在这种情况下，父亲主动对我妈妈说：“为了不害到我们的儿子，离婚吧!”因为当时唯成份论，地主的儿子不许参军、提干、工作，连找对象也难，比任何人都低一等，我妈心里不情愿，但是，迫于无奈才和父亲离婚。记得我去父亲办公室找过两次，后来给母亲知道了，她用竹扫帚打得我青一块、紫一块的……这时姑婆总是劝说：“这孩子也怪可怜的，别打他了。”常常用她那赢瘦的身躯护住我。拳脚和竹棍常常打在她身上。小时候每想到父亲就流泪，记得有一次想偷偷去他办公室，见门关着的，我就从外面拿了一些石块放在门口，以引起他的注意。可是自那一次以后，直到一九八O年我参加工作，我再也没有见到父亲。我常常在他办公室外面徘徊，可是再也见不到他；我经常在睡梦中看见父亲慈祥的笑容，可是醒来一看什么也没有，感到太多的失望。一九七六年以后他平了反，在临武水利局工作，当了水利局技术员，后来还当了副局长，可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我常常渴望父亲来，买一片面包，一包糖果或一件新衣服，可是这些都成了奢望，他一直没有来，上学的学费和生活费用就更不用说了。
　　
　　记得八岁那年，家里很苦，我十分嘴馋，妈妈给了一毛五分钱去理发。骄阳似火，大地闷得像一只蒸笼，我小心翼翼揣着钱来到街上，见到红红的西瓜，听到小贩不住叫着：“又红又甜的西瓜，五分一块哟……”，真叫人垂涎欲滴。我想用五分钱买一块，但理发的钱不够了，又怕妈妈打，终于经不住诱惑，我买了一块吃，用余下的一毛钱理了个“光头”。妈妈知道后要打我，姑婆见我可怜，挺身而出护住了我。
　　
　　姑婆从小对我关怀备至，有一次晚上，我发烧厉害，说起胡话，妈妈又不在家，姑婆连夜背我上医院，当时天黑路滑，姑婆艰难地走在去医院的路上，我在她的背上颠簸。到了医院我怕痛闹着不肯打针，她哄着我，好说歹说，打完针、回来又不敢睡觉，直到烧退了她才放心。从小我读书十分用功，三、四岁就坐在一个木制的火桶(用木板制成，下面是一个小火罐，坐上去十分温暖)写字。读初中和高中时就更紧张了。晚上在一只十五瓦的电灯下用功，常常坐到深更半夜；有时凌晨三、四点才睡，姑婆总是睡不安稳，每晚要起床几次，叮嘱我注意身体，不要开夜车，还每晚用开水冲一个蛋花给我补身子。
　　
　　姑婆十分勤劳、朴素，每天天没亮就起床，烧开水、扫庭院、生火、搞卫生，待我和弟弟起床，就给我们煮面条，当时生活很苦、妈妈每月工资只有三十九元五角钱，供四个人生活，也要供我们念书。姑婆就吃红薯、杂粮，而将面条、米饭留给我和弟弟吃。家里只养着两只老母鸡，下的蛋，姑婆一个也舍不得吃，总是或蒸或煮，变着花样给我和弟弟补充营养。有一次，我拿了“三好学生”奖状，妈妈破例奖赏我一个鹅蛋，那些比小孩拳头还大的鹅蛋啊，有时梦中想着都流口水，但是看着姑婆消瘦、干瘪的脸孔，我偷偷把蛋交给她，非要她吃不可，但是始终拗不过姑婆，最后还是让我吃了。
　　
　　姑婆穿着十分清洁、朴素，直到去世，她总是穿着自己缝制的大衣襟土布衣，连扣子也是布做的，虽然有许多补丁，但是十分干净、整洁；她的床一用就是十多年，纹帐是黄色苎麻做的，由于年代久远变成了黑黄色，上面缀满补丁；被子也是用染色的青花土布缝制的。下面枕着软软的长枕，也是自己用土布缝制的，最下面是厚厚的一层稻草。直到我有了工作才给姑婆换了新被子和蚊帐，但是，衣服她始终不肯换。从小我就是随姑婆睡在一起，听着老鼠的吵闹、打斗，看着大蛇追逐老鼠，听着姑婆那骇人的“蜈蚣精与蟒蛇精”打斗故事长大的。
　　
　　姑婆身边没有一分钱积蓄，直到去世。她总是把一些帮别人做针线活、卖小菜的钱全部无私拿出来给我们补贴家用。一九七五年我在一中读书，当时要求在校学生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们班被安排在花塘下骆家村一边读书，一边劳动，生活很苦，清晨六点起来为农户挑水，下午放学挑水浇菜，每个月只许回家一次。姑婆总是用两只空罐头瓶，装上自己腌制的萝卜、大蒜、辣椒、豆角，煮上几个土鸡蛋……有时还把自己积攒下来的一角、二角零票偷偷塞给我，有一次给了我三元钱，说是她一个月卖鞋垫攒的。
　　
　　姑婆虽然离我们远去了，但她勤劳、朴素的身影却永远留在我们心里，她对我们只知道奉献，从来没有索取，直到参加工作，她也从来不要我们的钱。而我们有时主动给她一点钱，她总是说“我这帮年纪了，拿那么多钱干什么，你们留着用吧”。记得有位哲学家说过：“我们常常最亏待的是那些待我们最好的人。”而我这辈子最亏待的就是姑婆，当时我总是想，等生活好了，有钱了，一定要让她过好一点的生活。可现在生活充裕了，姑婆却离我们而去了。我真后悔，当时就是再穷，借点钱也要给她吃好、用好，穿几件像样的衣服，带她到处走一走，享几年福啊!这使我常常自责，愧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