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哥的女儿要结婚了，二哥打电话让我全家都回去。
　　
　　我有点惊愕，时光可真快啊！我印象中，二哥的这个姑娘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小丫头呢！
　　
　　二哥和我并无血缘关系，我们俩家之间只隔了一户人家，也是邻居，多年来一直走得很近。
　　
　　二哥在镇上也算是个“能人”。
　　
　　二哥能吃，并且喜好与人打赌，赌吃却不赌钱。
　　
　　镇上有家熟肉铺，二哥刚好路过，一个闲人冲二哥喊：“嗨！二小，听说你很能吃，你要是能吃得了二斤猪头肉，我就再送你二斤。”二哥收住脚，立马接茬，“你说的，咱们一言为定。”有好事的人跟着起哄，“二小，别逞能，你吃不了的，快回家去吧！”二哥哪受得了人们的嘲弄，“来！拿肉来。”他硬是吃了下去，赢了二斤猪头肉，给老婆孩子吃了好几顿。
　　
　　当然，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时候。
　　
　　二哥有一次就栽了。快过年了，镇上有户人家杀了羊，请人的时候，二哥也去了。有人见二哥来了，又想捉弄他一番，就不怀好意的逗二哥，“你要是能把这个羊尾巴生吃了，我就搭你一条羊腿。”那个时候一条羊腿的诱惑可不小哪！于是，二哥就捧着一大片白生生，油腻腻的羊尾巴，一口一口地咬着，听当时在场的人讲，二哥吃的头上冒了汗。二哥就那样吃着，眼瞅着吃的剩一点儿了，大约只需要一俩口就能吃完的档口，那个人眼看着一条羊腿就要输掉了，有点心疼了，于是，他向二哥做了一个动作。
　　
　　二哥没忍得住，“哇”的一下，把先前吃进去的一股脑儿全吐了出来，那个人跳着脚，拍着手哈哈大笑。二哥火了，一把抓住那人领口，举拳就要打。围观的人们急忙上前把俩人分开，在众人的指责中，那个人悻悻的买下主家的一条羊腿给了二哥，二哥扛了羊腿，径自回了家，酒席也不吃了，当然，再丰盛的饭菜他也肯定是不能吃了。
　　
　　我其实亲眼见过他跟人打赌吃东西就一次。
　　
　　镇上李四旦的爹去世了，依乡随俗，镇上许多人都去帮忙了，我也去了。那时，奶奶已经八十岁了，我得去往下换人情，十六岁了，我也算是长成一个后生了，一满担的水也可以从河湾挑回家了。出殡回来，大家伙儿围坐在酒席旁，呱啦着闲话，等待主人家上酒上菜。
　　
　　我和二哥一桌，菜刚上来，还没吃几口，老七便和二哥杠上了。老七说：“二小，你不是很能吃吗，今儿咱俩就比划比划。”二哥一筷子菜刚伸进嘴，含混不清地应道：“你说，咋••••••咋个比法？”“我一杯酒，你一个糕，咋样？”“那不行，你俩杯酒，我一个糕。”老七想了想，又看了看那俩头搭到菜碟沿外的油糕，爽快的说：“好！就依你。”炕上的，地下的俩桌人“嗷嗷”地起着哄，把其他桌上的油糕一股脑儿全端到我们这一桌，老七喝到舌头大了的时候，二哥已吃下第十五个油糕了，嘴角流着油，看着东倒西歪的老七，嚷道：“再端一碟来。”老七大着舌头，迷离着双眼说：“你••••••你还吃啊？”话音未落，人已伏倒在桌上了。
　　
　　二哥能干，干活不惜身，再脏再苦的活儿到他那里，都不在话下。
　　
　　九十年代初，因镇子附近是神头第一发电厂和第二发电厂，镇上养拉煤车的不少，二哥他们就经常装煤。钱挣多挣少先不说，最要紧的是能让全家人过的舒服一点。
　　
　　记得那是一个雪花飘飞的傍晚，二哥来找我，说有俩车煤要装，四个人二十块钱，缺一个人，问我干不干，我放下书，说干。我跟着二哥去了，谁知，镇上另俩个人死活不和我搭伙干，二哥挺恼火，说：“你们俩个搭伙，我和后生搭伙。”
　　
　　雪越下越大，刚开始还好，可装着装着，我手中的那张大方锹，似有千斤重，每一锹都让我的浑身抖一下，头顶上热气腾腾。多亏了这纷纷扬扬的雪花，清爽爽，凉丝丝的贴在额头，钻进脖颈，清新着我热的发晕的脑袋。
　　
　　“咋了？后生，软了？哈哈。”二哥咬着舌头，锹头“呼呼”生风，我抬头看了看车厢，二哥那一面的煤已经冒出了很高的头，而我这边还什么也看不到，再看那俩家伙，煤刚刚冒出头。我咬咬牙说：“说啥话呢，软了还能叫后生？”我脸冲着那俩家伙，二哥嘻笑着说：“行！后生，没事儿，有我呢，咱落不下。”
　　
　　一车煤，二哥装了一多半，我却快累瘫了，这是有生以来，我第一次干这么重的活儿。
　　
　　分钱的时候，那俩家伙嘀嘀咕咕，二哥一把抓过那几张钱，抽出五块，递给我，“喏！每人五块。”那俩家伙看看二哥，又看看我，也没说什么话，扛起铁锹走了。
　　
　　我的手颤抖着，也不知是累的，还是激动的。捏着那张五元纸币，那刚劲有力的炼钢工人正全神贯注地目视前方。这就是劳动人民啊！挥洒着血汗的劳动人民，我也是你们中的一员。
　　
　　回到二哥的小土屋，坐在暖烘烘的土炕上，二嫂炖了香气腾腾的猪肉和土豆，二哥边吃边招呼我，我只是看，一口也吃不下，从水缸里舀了一瓢水，“咕嘟咕嘟”地大喝一气。
　　
　　二嫂是四川人，九五打拐的时候，工作组也来过二哥家，二哥默默地看着二嫂，眼神儿飘忽不定。二嫂也看着二哥，用她那独特的朔州话说：“你们不用来了，我不是被拐卖来的，我二爹带我来的，我愿意和二小过，我也不能离开这俩娃。”二哥眼神儿顿时亮了，平时并不会恭维人的他，冷不丁冒出一句话：“你们中午留下吃饭吧！我去割一刀子好肉，买几瓶好酒。”工作组们笑着摆了摆手，让二哥好好过日子。
　　
　　二哥盖新房的时候，我正好赶巧儿回去了。远远的，青的砖，红的瓦，看着生气勃勃的。二嫂脸上溢着幸福，我问她二哥在哪，她说在树底下凉着呢，拉石粉的时候，被翘起来的四轮车头上水箱里的水烫伤了。我急火火地走到树下，二哥见是我，笑嘻嘻地递过一支烟，胳膊上全是水泡，我顺着胳膊看过去，胸脯上，脖子上不是水泡就是脱了皮。“成这样了，还要做这做那，骂也骂不住。”二嫂在我背后嗔怪着。苦出来的人，骨头自然是硬朗的，在乡间，平常的小病小伤，很多人都是这样扛过去的。
　　
　　生活对任何人都一样，千滋百味，苦难与快乐并存，只不过是在于你如何去调剂。
　　
　　就像二哥，活得简单且快乐着，也很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