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在我6岁那年，一家人不顾我声嘶力竭的反抗，硬是将我“押送”进本村小学校的大门。从此以后，在我各种履历表的“本人成分”一栏里可以骄傲的填上“学生”二字了。
　　
　　离开了朝夕相处的家人，接触最多的是同学和老师。我们的班主任（也是我的启蒙老师）张鲁生老师是个40多岁的中年男人。记忆中的他冬天经常穿着一件对襟黑棉袄，脖子里系着一条深灰色的围巾，夏天则穿着一件白色的老头衫，短寸平头显得很精神，鼻梁上架着一副黄塑料框的深度近视眼镜。听说他年轻时也曾经风流倜傥，在“反右”时被错划成“右派”，所以一直是不苟言笑、心事重重的样子，乍一接触，给人一种望而生畏的感觉。
　　
　　那时候的乡村学校教师很少，一个教师几乎负责一个班的所有教学工作。张老师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很多枯燥的课文在他讲来犹如一段段优美的故事。有时讲着讲着，他就会脱离课本，把课本中的成语典故给你解释的清清楚楚，我们就像一群小傻瓜一样，瞪着眼睛，张着嘴巴，听得如痴如醉。在那个年代里，传播封建迷信那一套是要被批判的。老师总是能通过变通的办法，巧妙地结合毛主席语录中“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典故，给我们详细讲述“三借芭蕉扇”的故事；借批判《水浒》联系到“林冲雪夜上梁山”；从讲解“帝王将相”引申到“姜子牙拜神封相”。那些故事虽然已经过去几十年了，却至今仍深深扎根在我的脑海里。
　　
　　张老师不但有深厚的文学功底，精通音乐、美术，而且写得一手好板书。村里的大街小巷那些方方正正的标语口号全部出自他的手。他经常不厌其烦地教给我们练写毛笔字，在我们的大仿作业上认真的或画圈赞赏，或点评不足，有那时候打下的基础，让我们终生受益不尽。
　　
　　我小的时候比较调皮，喜动不喜静，上课经常打闹，影响其他同学学习，也不服其他老师的管教。每次在我违犯纪律后，张老师总是悄悄地把我叫进办公室，像一个长辈那样苦口婆心的开导我。他知道我喜欢文学，便把他收集的一些小说、诗集送给我看，到现在我还珍藏着一本当年他送给我的《雪莱抒情诗集》。最难忘的是他指导我参加学校组织的“赛诗会”，我朗诵的短诗《小小巡逻兵》在县广播站的小喇叭里播出，那也是我第一次公开发表作品吧！
　　
　　老师也有发脾气的时候。记得是1974年，当时正在学习北京一个小学生的“反潮流”精神，大批“师道尊严”，我们一帮学生惹了一个祸。在我们上学的路上，要经过县生产资料公司的饲养场，当时刚从外地购进一批毛驴，就圈养在这个饲养场。在娱乐场所极度匮乏的时期，这些毛驴成为我们娱乐的工具，经常到场里去戏耍。后来被饲养场告到学校，当时张老师大发雷霆，把所有参与的同学叫到前面，“啪、啪、啪”，一人兜头一个大耳刮子，声音颤抖着说：你们太放肆了，知道那有多么危险吗？多少年以后，我才深深的体会到，那是老师怕毛驴伤了我们才下的“狠”手啊！
　　
　　从小学到初中，张鲁生老师担任了我们七年班主任（那时时兴小学五年、初中二年的联中制）。后来我去了别的学校，再后来又参加了工作，这时张老师也退休了。他退休后在县文教局帮忙，我很少见到他了。有一次，我去文教局参加一个业余作者会议，再次遇到张老师。对于学生的生活和工作他仍然在关注着、关心着，我在报刊上发表过的所有作品他都细心保存着，并像批改作业那样，纠正着语法上的错误，修改着词语上的病谬。
　　
　　2006年，年近80岁的张老师终于走完了他坎坷的一生，静静地离开了我们。回忆起少年时的往事，我不禁暗自垂泪，感觉对不起老师，因为我今天能有一点成绩，是和他的启蒙教育分不开的，但在他生前我总是借口工作忙，很少去看望他。我也知道，他是深深爱着他的每一个学生的，他的付出从来是不求回报的。我相信，在天国的老师也会像以前一样关爱着我们，惦记着我们的。我感谢那些忠诚于教育事业的人民教师，却无法用语言表达对老师的怀念，仅以这篇小文算做对老师的纪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