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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的太阳从山坳里露出脸来，射出金色的光芒。山林、粮田、道路、农舍、篱笆、菜园，似乎都沐浴在这火红的热情里。蓝天下，村庄里洋溢着喜庆，孩子们脸上写满了得意。 她通体是山里人的质朴、清新与淡雅；她又是见过世面干过事业的女性，浑身充满坚毅与不俗的气质。她不同于某些款姐，不珠光宝气，颐指气使。事实上她也不是款姐，只不过这些年来她的公司被耕耘出些许春色，于辛勤的经营中，人到中年的她收获了事业的成功。 面对纯朴的乡亲，面对着村里孩子那一张张稚嫩的脸，山姐依然是满口的乡音：“这些年来，我闯荡在外，不知情的人以为我是家财万贯，富得流油，他们哪里知道我生活的艰苦，创业的艰难。今天我回来了，我不是衣锦还乡，只是想了却自己的一桩心愿。这么多年来，我身处繁华的都市，看到那些活波可爱的孩子上学的情景，经常在想，什么时候我们村里也有一所象样的学校呢？今天这个梦想终于成了现实，我得好好感谢乡亲们。” 台下的人们目光专注，凝神屏息。 参加新校舍落成庆典的，都是村里捏锄头把儿的乡亲。为了这一天，山姐捐献了辛苦积攥的几十万元，村民们义务投工投劳，把自留山里的楠竹、杉木都砍伐出来，甚至有七八十岁的老人家，把在房前屋后蓄积了多年打算做棺材用的杉树也砍了。如今，摇摇欲坠的旧校舍已经拆掉，一栋崭新漂亮的新式教学楼拔地而起，巍然屹立在村口，山旮旯里也有了城里那样的学校，难怪村民们早就盘算要隆重庆祝一番。早些时候，村里管红白喜事的头面人物就做了谋划：要把县乡两级的官员请来，看看我们村里人的能耐；要把河对岸村子的人也请来，看看我们的新校舍比他们的还要强；还有，村里的老学夫子要查经阅典，龙飞凤舞作几幅象模象样的对联。 从山沟沟里的家乡走向现代文明的都市，从一名普通的女知青成为事业的佼佼者，山姐有欣慰更有艰辛。而人到中年的她，更多的是对家乡的眷恋与钟情，这样的情结，时间越久越深沉。 那年，山姐在县里的一所高中毕业了。毕业晚会上，她和同学们高歌一曲：“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那时，同学都高谈理想，立志上山下乡献红心，山姐回到了这个贫困的山村。白天，她和淳朴善良的乡亲上山开垦荒地，下田培育粮种。耕作之余，她组织农民上当地的夜校学习。夜深人静的时刻，她思考得最多的还是自己的前途以及村民的贫困状况何时才会改变。她看到，村里的农民实在纯朴得可爱，然而也贫穷得可悲，这可悲之中，最主要的是精神的贫乏，是缺文化的困扰。当村里那些天真的孩子穿着破旧的衣服，走进破烂不堪的教室去听每天挣十分工的民办教师讲课时，她萌发过这样的念头：假如有一天自己发达了，要为这些贫苦的孩子做点什么。 后来，她被分配了工作，到了一家国营企业。不久，她与村里的他结婚了。那时他在部队服役，她相信找一个军人很实在也很安全。她说，在他们的恋爱信件中，交流最多的是彼此对未来的向往。他说，我想有点作为，但无论走到哪里，都忘不了村里的菜园、篱笆、水井，忘不了祖母打的擂茶和那火塘里的煨红薯，每当吃饭时，母亲那碗插菜子清汤，是我吃不腻的美味。她说，我很赞赏，假如我们将来有点什么出息，谁都不许忘了自己的根。 在县内的企事业单位人浮于事、效益很不景气的那段，山姐有了一个出息的机会。当时，她和退役后找了工作的他与各自的单位签订了停薪留职协议书，辞去了所谓的铁饭碗，下海了。 从山旮旯里来到充满生机活力的沿海经济开发区，他们面对的是一个精彩的世界。山姐说，那一年的那一天，他们爬上了一列南下的火车，当他们走出表情复杂的火车站，来到有千万条路可走的大街，伫立密密麻麻的人群中，竟不知该去何方。 为了生活，她摆过水果摊，在摆弄香蕉、苹果、桔子的那段日子里，她更体会到了下层劳动者的艰难，体会到了金钱的来之不易，而在众多顾客忠诚的眼光里，她感悟到，无论自己境况如何，都不能赚昧心钱，更做不得伤天害理的事，那是做人的准则。 那时，湖南的药材批发市场相当活跃，山姐的家乡则是湖南盛产中药材的大县，她看准了这点。她想，不能再小打小闹了，要做大一点，创办自己的公司。凭着还算扎实的文化基础，夫妻俩在反复研究各类信息、研究省内药材市场的行情的基础上，谋划着如何通过自己的诚实合法劳动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 在几年的创业过程中，山姐有过成功的喜悦，也饱尝了失败的滋味，但夫妻俩凭着山里人特有的一股韧劲奋斗，最终还是成功了。几年后，她不仅有了自己的药材公司，而且公司越办越大，生意越做越火，于辛勤的付出后，她得到了社会给她的回报。 那些年，她吃得很平常，穿得很朴素。她没有忘记那些还没解决好温饱问题的乡亲，没有忘记还在古老的宗祠里读书的孩子。也许，那宗祠是全村人的骄傲，是一个姓氏的图腾，曾经也是那般富丽堂皇，还上演过一些威严动人的故事，然而百余年后，这座历经风霜雨雪的古建筑，已经是摇摇欲坠了，而社会发展到今天，孩子们还在那样的地方读书，一想起这些，她就很不是滋味，鼻子酸酸的，喉头梗塞着。 有一次，她和丈夫看一个电视剧，是爱国华侨陈嘉庚倾家荡产办教育的剧情，老先生满腔爱国的激情使她感概万千。她想，自己办公司挣钱了，只不过是时代给出的一个机遇，还不足以表明自我价值的实现，人生的真正意义还是在于对这个社会的有所作为。于是，她筹划着捐资助学。她不图名，不图利，甚至拒绝报社记者报道她资助贫困农民、特困学生的事迹，她只是想为家乡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以实现自己的梦想。 那年深秋时节，山姐回家住了一段，听了一堆的故事。她了解到，有的偏僻山寨的农民，竟舍得让十一二岁的孩子辍学在家制鞭炮，稍大一点就让他们去广东打工，就是家境殷实了，也有的人家不愿花费那他们认为收不回的学费钱。有个很穷的村子，拥有上万亩肥沃的山地，完全可以办起上等的中药材基地，可村民们却苦于不懂技术，缺乏资金，没利用上。还有，别看这山村里校舍危房有的是，师生们胆颤心惊搞教学，可这乡里的庙宇还是修得不少，而且一座比一座高大气派，似乎这样做了，菩萨就真能给人消灾，给人财富。这样的故事，你能说不说明问题？所以山姐想，改变家乡面貌，最长远的措施还是兴办教育。 时光的列车驶入了二十一世纪，山姐又好几次回到了生她养她的家乡。她欣喜地看到，村里修通了水泥路面公路，村民们居住的泥土屋也被一栋栋漂亮的乡间别墅取代，山里的森林也蓄积起来。可这一切又令她非常的沮丧，因为，那些宽大的楼房很多都修建在粮田里，她作知识青年时耕作过的那些大丘小丘也被整得七零八落，她以为山里蓄积起来的森林是村民封山育林所为，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是村里的青壮年劳动力都外去打工，没几个人进山砍伐，山上才自然地绿起来，还有她捐资修建的校舍也因生源不够而早已闲置，孩子们都到镇里的完全小学上学去了，而村民们在劳作之余关心得最多的，是“地下六合彩”的“特码”，茶余饭后参与得最多的，是打麻将和跑胡页子。山姐还在作梦，也想践梦，可此时此刻，她还能作一个怎样的梦呢？ 赞 (散文编辑：江南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