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古丰县，有村曰朱陈。去县百余里，桑麻青氛氲。机梭声札札，牛驴走纭纭。女汲涧中水，男采山上薪。县远官事少，山深人俗淳。
　　有财不行商，有丁不入军。家家守村业，头白不出门。生为村之民，死为村之尘。田中老与幼，相见何欣欣。一村唯两姓，世世为婚姻。”这是白居易《朱陈村》对中国古代传统农村描述与世隔绝的朱陈村：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画地为牢，生在朱陈村，长在朱陈村，老死不出门。静静行走的中国更像是朱陈村那山间流淌的小溪，无声无息，不悲亦不喜。
　　中国古代一直推崇一种静止的文化。比如儒家倡导“仁者爱人”“以和为贵”“中庸之道”；道家宣扬“顺应自然”；佛家有语“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一切皆是空”；墨家主张“兼爱非攻”。在中国封建社会的两千多年里，静静行走，排斥竞争，崇尚知足。
　　一种恬静的经济培育了一种谦和的文化，难怪乎中国被称为礼仪之邦。古代的中国，可以说养育了无数的谦谦君子与大家风范的淑女。从孔子到董仲舒将古代的礼文化诠释到极致。古代女子的语笑嫣然、笑不露齿、莲步微移、弱柳扶风尽展古典女子的风华。
　　在农耕文明里行走，在礼文化滋润下，中国人的性格里也多了些谦和少了些开拓进取。再加上古代科举制的束缚，中国人的勇猛好斗被消磨殆尽。成了科举牢笼里的温顺绵羊，为此唐太宗不无自豪的宣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说到底，中国人是被自己厚重的历史与文化捆绑住了。
　　当西方的蒸汽轮船驶来此地时，中国人还在河滩划桨悠然、当西方的一船船面纱上岸时，中国人还在机杼声中睡得酣然。原来长久以来的静止带来的是麻木和视而不见。不得不说古代中国人的性格足够淡定，以至于在危险来临时，却处之泰然。
　　面对外来掠夺，清政府依然表现的不疾不徐”我大清地大物博，你番夷来索取，随便赏你些便是。”既是如此，那么我们就不客气了。要了钱，要地，要完地还要铁路矿山，大清一一应允，长袖一挥“任你雨打风吹去”，我依然做我的皇帝。
　　古老的中国，若蜗牛慢慢爬着。欧风美雨将它撕扯着，它静止着、笨拙着、疼痛着，无奈它没有一翅冲天的根基和勇气。只能无声抽搐着、酝酿着、等待着。
　　是谁挥舞着镰刀锄头掀起了一场血雨风波？是谁把捍卫中国当做了历史使命，高举着“扶清灭洋”？是田间地头走出的农民。曾经是最静止、最温和的农民此时此刻却最是波澜壮阔，这该是怎样的一个历史转折？
　　那群十年寒窗的谦谦学子，也终于放弃“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箴言开始关注政治生活，而这一切一切的苏醒又显得有些姗姗来迟，因为此刻的中国已经被欺凌地奄奄一息了。
　　当十月的炮声隆隆时，中国才彻底清醒，原来以前都是南柯一梦。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共产党开天辟地，赶走西方侵略者中国又恢复了平静，又开始农耕。
　　直到改革的钟声敲响，中国才真正融入世界，提倡竞争。中国不再是静静的田园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