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桃源有两处：一处是我时常去游泳和散心的地方，也是我学摄影之后常去的铜鼓河中游绿草地，那里风景优美，外人罕至，我把它叫作“世外桃源”，并把它写进了我的摄影发烧日记里；另一处是我的画室，很小，却是我自己的天地，我管它叫“室外桃源”。呆在这两个地方，可以让我做到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做陶渊明。
　　
　　回想进入这两个地方，其中都有很大的缘由，事过境迁，现在想起进入画室长坐，心里真是感慨万千。
　　
　　我原来也是和别的同事一起在大的办公室里上班的，可是今年因为种种缘故，我才逃入这间小画室，把自己的心包裹起来，不让别人看到它的赤红。我在小画室里自居成一统，不管外面冷风闲雨。我之所以管它叫“室外桃源”，是因为它和别的办公室、阅览室、文印室等等“室”不同，哪些地方都是人多嘈杂，心不能放松的，说话一不留神就得罪了人，遭人忌恨却还自我感觉良好。我说话历来喜欢心直口快，所以也喜欢那种说话不用下棋法的人，这可能是受丰子恺先生的影响吧。记得我曾看到丰子恺先生在《静观人生》里说到：“人们谈话的时候，往往言来语去，顾虑周至，防卫严密，用意深刻，同下棋一样。我觉得太紧张，太可怕了，只得默默不语。”可我做不到默默不语，一旦有我喜欢的话题或是要表达的情感，非要口沫横飞、大说特说不可，于是往往得罪了人还不自知。结果使得有些人天天在我面前指桑骂槐，我才知道自己犯下了多大的众怒，只好逃往画室了之。
　　
　　画室小得可怜，那是我刚分配来时，老校长把一个楼梯间给我，作为我课外辅导学生绘画的场所。大约有五个平方米左右，一门，一窗，而门口又正好对着窗，怎么也不好摆放桌子。在它里面，还堆放着五年前为了应付“两基”工作而准备的生化器材，有人体、蚱蜢模型，写生石膏像等等，挤满了画室。已多年没人进去，灰尘有尺高，变成了蜘蛛乐园、臭虫天堂。我没地方可去，蜘蛛臭虫们也只好夹道欢迎我加入它们的行列，我却毫不领情，用扫把跟它们争得了画室居住权，开始了我的布置。
　　
　　我在墙壁的四周贴上我新创作的国画：葡萄、玫瑰、月季等等，让它们占满了整个墙壁，把办公桌放在窗前，正对着窗外的风流岭，桌上铺着画毡，毡上角落里摆着笔墨纸砚，地上放着水桶，我坐在桌前，可画画，可看窗外的风景，聆听隔壁教室传来学生的读书声，也可以细听窗外鸟儿的鸣叫声，看看风流岭上太阳迈过树枝的步伐，也可目测一夜之间窗外地里的庄稼长究竟长高了多少。
　　
　　而成为我“室外桃源”里的常客的是“文子”，她也是那种说话不用下棋法的同事，对待她，我就像面对着另一半自己一样轻松自由，没有设防，没有客套，我们总是想说就说，不想说她就呆在一旁看小说，而我则绘我的画。有时寂寞到了极点，我就叫她拿歌本来，为我唱歌。她也很乐意，总是捧着一本近千页的16K大歌本来，从头翻过去，看到会唱的歌就唱出来，可是有些歌曲我并不喜欢，就摇控她：“快进！”她立即选出这首歌最好听的一两句唱完，然后翻到另一首。有时她喜欢的歌曲我半点也不会唱，就不想听，连叫：“下一曲”，她立刻跳过去，翻到新的一首。而她最喜欢的就是郑少秋的那首《摘下满天星》，每次演唱结束，总忘不了唱这首歌作为结束曲，让从前不会唱这首歌的我，也会哼哼那么一两句：“我要发誓把美梦拥抱，摘下梦中满天星……”
　　
　　安得几个朋友，不用“下棋法”来说话，而各舒展其心灵相示，如同能看到丰子恺所描述的那样：“我家三岁的瞻瞻的心，连一层纱布都不包，我看见常是赤裸裸而鲜红的。”能够与赤裸裸而鲜红的心交谈，一定像开在太阳底下的花一样惬意。人生安得此乐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