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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在想，在辽阔沧桑的黄土高原上，为何能产生许多震撼人心的文学名著？在那些粗犷或直率的汉子与女子的内心世界里，何以有那么令人心醉神往而柔软缠绵的情怀？每当我听到《兰花花》、《桃花红来杏花白》这些黄土地上原生的民歌时，江南小调等岂又能相提比拟的？
是呵，这片神奇的黄土地，她原本就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是中华文化的发源地。且不说这片黄土地有着古代灿烂的文化，单说现代我们的文学，从《平凡的世界》到《秦腔》，哪一部小说不是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与厚实的民族情节，哪一部小说不是让人回味悠长，给人以执着深沉而温暖的精神享受！这两部长篇小说，一个是100万字，一个是90万字；一个是写陕北的农民，一个是陕南的村镇；一个是全景似地表现中国当代城乡社会生活，一个是抒写中国当代乡村的史诗；一个是时间跨度十多年，一个是时间跨度二十年等等，但它们均是反映了黄土地农村、农民的现象与本质问题，均是描写了中国改革开放前后村镇与农民生存状况的变迁史。
《平凡的世界》以中国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十年间为背景，通过复杂的矛盾纠葛，以孙少安和孙少平两兄弟为中心，刻画了当时社会各阶层众多普通人的形象；劳动与爱情、挫折与追求、痛苦与欢乐、日常生活与巨大社会冲突纷繁地交织在一起，深刻地展示了普通人在大时代历史进程中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它用更高的人文关怀，把苦难转化为一种前行的精神动力。展示普通小人物艰难生存境遇的同时，极力书写了他们克服重重困难的美好心灵与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作品中的主人公孙少安、孙少平是挣扎在贫困线上的青年人，但他们自强不息，依靠自己的顽强毅力与命运抗争，追求自我的道德完善。在这部全景似地巨著中，人性化与亲情化始终贯彻其中，对同学之情、朋友之情、同事之情、乡邻之情的描写，均是展示出人间美好的情感。而对于爱情，写得更美，被赋予无比美好的内涵和想象空间。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无性不成书”的长篇小说创作风气中是难能可贵的。如孙少平和田晓霞在杜梨树下近乎柏拉图式的恋爱，就写得很纯美，让人为之感动。《秦腔》是贾平凹第十二部长篇小说，它以一个陕南村镇为焦点，讲述了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农民的生存状态，通过一个叫引生的“疯子”的眼光，书写了对农民沉重的负担、农村耕地的丧失以及农村文化的失落所寄予的深层忧虑与深切同情。作者以凝重的笔触，解读中国农村20年的历史，集中表现了乡村价值观念、人际关系和传统格局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是“一卷中国当代乡村的史诗”。这部作品，以作者的故乡棣花街为原型，通过一个叫清风街的地方近二十年来的演变和街上芸芸众生的生老病死、悲欢离合生动地表现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转型给农村带来的震荡和变化。小说采取疯子引生的视角来叙述。清风街有两家大户：白家和夏家，白家早已衰败，因此夏家家族的变迁演便成了清风街、陕西乃至中国农村的象征……有人对这部作品的评价是：这部作品，非常令人震惊地写出了乡土中国历史在这样一个后改革时代的终结”可不可以这样讲，几千年里中国的主流文学终于有了一部陈述农民自己理念、从内容到形式上都称得上纯粹的作品，《秦腔》确实是一块大碑子”。特别有意思的是，好像离陕西很远的南方两位当红女作家也谈到自己阅读《秦腔》时的美妙感受，林白说：“我觉得《秦腔》里有一种沉痛，这种沉痛把我内心的凄清带到了一个空旷的地方，我觉得我的心情也从冷诙变得辽远，有一种疏朗的旷远，我一时觉得我身边可以没有任何别人也能够从容”其实，在这部作品中，我认为最大的特点还是作者内在精神世界在文字中张力和集中表现。面对滔滔的人欲商潮，这种无边的爱与悲悯，这种对世风日变的焦灼与忧虑，这种巨大的沉沦与自恕，正是贾平凹内心灵魂和精神反映。同时，也反映了作者面对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农村状况的深深忧虑与思考。
是的，两部作品，从中国70年代到90年后期，前后三四十年，中国农民从解决温饱到不得不离乡背井，到异地谋生活，到他乡挣钱，在他们的内心，在他们的家人，在整个农村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的问题，我们都细细地思考过吗？可能没有多少人。而由这两部中国土生土长的著名作品，我想到了什么呢？我想到了农民工，我想到了三农问题，我想到了作为一名普通人甚至是非常卑微人怎样地渡过他的一生？
在中国，农民工可谓是最具有特色的一大“景象”了，他们人数众多，其生存状态或社会地位将部分关联到中国的现在和未来。自然，我们目前无法从经济或政治上对他们作一番研究的，但总可以从人文或道德的角度关注他们，从而把目光投向他们一下，我以为还是可以的。
不凡看一下如下的情景：清晨，当我们早早起床准备去上班的时候，在路上经常看到三五群的农民工，围着一个露天的早摊上，喝着稀饭，当然还有一些炊饼之类的“硬件”，吃完早饭后，他们或直接去了工地，或乘座公交车去很远的地方做工。他们的乘车是很有群体性的，有时三五个一起上车，有时为十几个人一同上车，但均由一名包工头带领着。上了车后，他们高声地说话，或全部沉默寡言。当晚上放工后，他们同样地由三五一群或十几名一道奋力挤上车，然后纷纷寻找座位，他们那浑身油渍或带有泥土的工作服上，在整个四车里散发着独特的味道．．．．这些农民工显然是工地上的建筑工了。自然还有一些农民工，他们大都是在较大的工厂里上班，象“富士康”那样的厂家，但那多是较年轻的农民工了，年少、赋有朝气，但也是群集在一起，或为纺织工，或为打包工，或为模具工，等等。是的，他们是由如此众多的群体组成，以致于形成了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层面，一种生存状态。比如，每当过节过年的时候，在火车站、汽车站等就形成了一股股繁乱往返的潮流，即所谓的“民工潮”，它是那样的蔚为壮观，是那样地牵动着国人的心情，是那样地牵连着千家万户的神经。这，就是中国的农民工，是中国最有特色的一部分。
这一景观是如此宏大，人们不竟要问它是如何形成的？在近三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但迟至今日，是什么原因促使一批又一批的农民外出打工呢，他们在家乡没有土地吗？他们在村里没有安全感吗？他们在家没有幸福吗？好象都不是。他们从最初的承包经营，每户每人都是分到土地的，他们在乡村或在家里，总的来说是有安全感的，至于幸福，对于农民来说，至少老婆孩子热炕头，一天喝个二两酒，就是幸福的。可是，他们为什么还要背井离乡，在一个个陌生的城市里漂泊呢？在饱尝寂寞与孤独，与亲人分离的情况下，仍要坚持着呢，为什么？再有，在倍感工资低下，甚至受骗上当，或劳动强度很大、劳动环境很差，没有安全感的情况下，他们仍要隐忍着呢？这又是为什么？
其实，这一切的根源来自于土地的问题。反过来，中国的一切问题其根源又都在土地上，这一问题什么时候解决好了，中国就什么时候大发展、大繁荣，反之，就会失败，就会落后，就会出现头痛的大事。革命时期，伟人们把中国的土地问题（也就是农民的问题，也就是农村的问题）解决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而蒋介石集团没有解决好，最后他丢了大陆跑到了台湾。当然，待中国革命成功了，新的问题又来了，即庞大的人口生活和经济问题怎么办？新中国六七十年代，出现问题了，因为在我们探索此问题时，出现了偏差，没有及时准确地把握好中国的根本问题——仍然是土地问题，因而出现了饥荒和生产力能量的压制。后来，朱元璋的老乡们，冒着被杀头、被坐牢的危险，率先搞起了土地分配制度，在黄土高原，在《平凡的世界》里所描写的陕北地区，也自觉不自学地探索着土地问题，而在当时中国的决策人肯定了这一民间的做法，即顺应了民意，结果中国迎来改革开放三十年好成果；而现在，中国经济出现了一些麻烦，其实还是一个土地问题。其实农民工、农村与房地产等诸多问题，又莫不与土地政策有关，它是土地问题的强烈映射。另一方面，倘若到今日，中国地方政府还一味地依靠出售土地换取GDP的话，则中国必然要出现较大的问题，较大的麻烦。到时候，中国的大地上或将又出现农民的自发行为，亦末可知！所以，中国的决策者们，中国一切有良知的人们，一切怀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心的平民们，关注一下土地问题吧，关注一下农民工吧，历史的规律是无法改变的，不论你我现在是否认识到了它，或者已经认识到它而迟疑不决，它都将要体现出来的。
故此，中国反复出现民工潮之现象，我估测，一是农村可耕地土地正逐渐减少（城市化进程中的蚕食、征用，房地产大亨们的圈地），二是种地的成本高，或者是收益不能满足基本的生活压力（就业、升学、医保、养老等）或不能达到小康水平，三是农村人口本身的原因，即农村人口庞大集中的数量性方面的冲击。然而，现在又听说出现了“民工荒”，这是否与“民工潮”有矛盾呢？其实一点也不矛盾，“民工荒”只不过是“民工潮”在地区分布不平衡罢了。农民工还是农民工，只是他们是带了一点土地的农民，比之英国历史上“圈地运动”的“羊吃人”而言，中国的农民工是幸运儿——这当然要幸运得多，因为中国已经不是解放前的中国了，他们注定不会成为英国农民出来时的一无所有者。但中国的农民工虽然是一群有土地、有资产的人群，然而他们社会地位之低下，却是一般的平民所不能比的。他们犹如下等的佣人一般，被工厂主或所谓的老板们随意呼来唤去，有工可做的时候，他们被招来，然而一旦没有事情可做的时候，他们被告知返回老家或者在其它城市里漂泊，季节性的因素使他们毫无安全感。所谓用工荒，不过是从工厂主或老板们的角度来说的，或者是某些媒体偏面用词，倘若从农民工的角度来进，其实他们仍旧是水上的浮萍，空中的孤雁。而且他们工资不会因用工荒而高涨，或者一时的高涨也不过是一种假象，因为高涨的部分，迟早会被追回，或者总有一天会被贪婪的资本所拉平——不论这些资本是国际的还是国内的，他们的工资仍旧低下，因为他们注定在世界经济这一链条中处于低端，被迫出买自己的劳动，为各种来料加工而日夜操劳（这也是导致季节性用工的原因），最终他们创造的劳动成果转化成财富，而他们低下的工资也换来了资本的高亢和他们那点可怜的货币收入。但是，由于他们处于社会的底层，他们将越来越陷入贫困——或者是相对的贫困之中。
可是，问题还远远不止这些。农民工已经进了城，不管他们是否有的回了乡，或是否在城市的边缘中生存下来，也不管他们挣得多少工资，但他们仍旧要生活，他们仍旧要传宗接代，他们要向往美好的生活，如城里人一样，清早能享受太太或婆娘们亲自做出的一顿质量较好的早餐，牛奶、咖啡或松软的鸡蛋糕，从而不再想在那清晨的早餐摊前喝着稀饭，啃着“硬件”。于是，农民工第二代出现了，而且他们已经长大。但他们处于城市与农村的夹缝中，回头不识禾与草，前行面临高门槛。他们极少有朋友，可自尊心极强，对城里的同龄人既羡慕又嫉恨，他们的心中怀有忿恨，因为他们觉得同样是人，为什么他们的父母低人一等，为什么自己来到这个世上，却没有相等的待遇，为什么呵？他们思考着，却常常苦闷，他们反抗着，却只能是无声无息（但时常也见到他们在互联网上的声音）。这种对自我身份的不确定，必然形成庞大的城市边缘贫民和农村无地游民。而这些，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应知道，这个特殊的群体，历来是产生动荡的温床，是社会不稳的渊薮。
所以，农民工的问题，三农问题，实则是社会最大的问题，我们应多多地加以研究，加以思考，更多的加以关注！诚然，沉湎于游山玩水，固可以发幽古之思情；咏叹风花雪月也可抒发小资之情调，但我们不能一味地置之河岸，因为时代的大潮将一浪高过一浪地向岸边拍来，那些潮流所产生的能量将卷起千层雪花，奔涌向前。平民也好，高官巨贾，政客名伶，或星相邪卜也罢，走出去看一看，听一听吧，我们终有所悟，总有所得。是的，当我们走出去的时候，我们不论看到的，或听到的是什么，而对于农民工，——这个庞大的群体，我们如何轻视得了。好在，当下的农民工，由于国家已实施了三权分置（即所有权、经营权与承包权分离），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或解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而农村的新社会保多少也已减少了他们的生活负担。但中国的三农问题远没有解决，由三农问题引出的思考远没有停顿。
作为个体，作为一名极普普通通的人，比如农民工，甚至是地位极卑微的人，我们立于这个世界，生存于这个社会，到底要怎样适应这样一个环境，究竟要有一个什么样的生存态度？或者说得更直白点，我们要如何渡过自己的平凡的一生？我想，我们不能完全或仅仅要求社会对我们如何如何，最主要的还是要有一种观念，要有一种理解。这种观念没有什么大道理，也没有什么华丽的内涵与外延，就两个字：劳动。劳动是光荣的，劳动是幸福的，劳动能改变我们的内心世界，洗涤我们人性中最肮脏的东西，而作为一名劳动者，则是更幸福的。从《平凡的世界》到《秦腔》都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人，无论在什么位置，无论多么贫寒，只要一颗火热的心在，只要能热爱生活，上帝对他就是平等的。只有做一名劳动者，不把不幸当作负担，才能去做生活的主人，用自己真诚的心去体验，毕竟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人，无论在什么位置，无论处于一个什么样的身份，也无论你处于痛苦的深思或内心矛盾之中，更无论在对现状的焦灼与忧虑状况之下，只要沉下心来，全身心地投入到劳动与工作中去，不完全汲汲于自己的圈子，而是把眼光放到更开阔人与事上去，你就会有所悟，你就会得到心灵的慰藉与精神的升华，或者生活变得如此简简单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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