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个狂暴的雨天，太阳没有一丝儿空间。雨滴裹挟着尘埃，从目击不力的高空，从人寰想象的天堂里，千军万马般雄壮飞落。它在中途与风相遇，组成两股黑压压的势力，缠绵地打斗拼杀着，做着严肃认真的自然游戏，讽刺着大地上的花草树木、虫鱼鸟兽与人的意志，搜刮着村庄上的房屋、庄稼与炊烟的热情。所有景物都在肆无忌惮的风雨中耷拉着脑袋，听命于上苍的安排，被迫受用着、倾听着一部宏大的乐章在天地间喧响轰鸣，不时发出深久的喟叹……只是这喟叹在凄风苦雨中显得轻浅无力，难以张扬、超拔，并自在。
　　
　　那天，我和姐姐撑着油纸伞，迎着铺天盖地的风雨在泥泞中艰难地跋涉，走向幺叔（堂叔）家去。路上没有一点诗意，雨磕破油纸伞滴落在面额上，阵阵寒颤袭来。我们卷起的裤腿被狂妄的雨水溅泼着，双脚磨蹭在沙水中象浸泡已久的红萝卜泛着白惨惨的光晕。我们跳下一个土坎子，从幺叔家的后腰檐悄悄进屋。姐姐说，这样神不知鬼不觉的，不会惊扰发疯的幺妈和她的邻居。疯幺妈与她的邻居不和，姐姐胆怯，怕正大光明进屋会引起他人的疾恨。幺叔的家满地狼籍，坑坑凼凼，脏乱不堪。两个堂弟妹花刨戏脸哭闹着，光着屁股，在地上乱爬，无人照看。幺叔挑了一捆水淋淋的生柴进屋，半天发不燃火，被烟闷得连连咳嗽，他强装着笑脸与我们打招呼。幺妈已经疯了半年，家里就已经半年不象话了。疯幺妈在黑漆漆的里屋躲着，一言不发，做着恶梦。半小时后，疯幺妈又系着红腰带，披着花衬衫，绾着绿缎子，毫无理由地跑出屋，疯疯傻傻地连唱带跳，歌声特别响特别刺耳，她唱革命歌曲《东方红》、《三大纪律》、《八月桂花遍地开》，还很完整。我和姐姐有些怕，不敢出声招惹。疯幺妈终于发现我们呆在灶门口，她癫着屁股窜过来，直勾勾地看我看姐姐，表情漠然生硬。许是没有话题可聊，疯幺妈没趣地又窜出屋去，卷鸡骂狗一番，尽兴而去。饭间，疯幺妈不停地给我们挟菜，用她过去的热情待我们，她并不在意自己脏兮兮的手会倒我们的胃口。她胡乱地往嘴里喂两碗，好象对吃饭不当回事，她甚至对儿女也无动于衷了。
　　
　　记不清那天是何节日，反正姐姐去了我就去，客人则稀少得只有我们两个。饭后，我爬到了幺叔家的竹楼里，找到了一本发黄的书，散发着腐败的书香。书名记不清了，上面的内容也模糊起来，唯有一个词让我记忆犹新，那就是“风雨飘摇”，好象是联系一段民国时期的历史来说的。在风声雨声中，在湿漉漉的雨境里，联想到疯幺妈的癫狂，与其家境的败落清冷，我顿时被“风雨飘摇”吸引了，泪眼朦胧起来——“风雨飘摇”，多么凄美的意境，多么散漫无边的寂寥，清凉，与阔远……我幼稚的心灵因此而迷失，平添几重迷惘苦难，天地已然混沌一片，再难晴明。
　　
　　姐说，疯幺妈不该疯的，她贤慧能干又年轻漂亮，才做了三年新媳妇，膝下已有一双儿女。只怪疯幺妈心胸不宽阔，遇事想不开，一场是非就把她给搞疯了。上世纪70年代末，兴大集体劳动，记分员和疯幺妈都很年轻。记分员在当时是个人物，掌管每个村民的生存权益，可以任意评判一个劳动力价值多少，在外抛头露面的机会较多，其妻老疑心他在外面有不轨行为。不幸的幺妈成了替罪羊，她热情大方和记分员开过玩笑，她被疑为淫妇荡妇。记分员的老婆开始造谣，谣言终于传入了幺妈的耳朵，两个女子便在山坡上揭尽能事谩骂。不服气的幺妈为洗雪自己的冤耻，一日，竟在劳动休息时找记分员的老婆灌屎灌尿，不料对方早有防备，纠结一帮亲戚围攻幺妈。幺妈势单力薄被众人毒打一顿，连头皮也被他们扯脱一绺。事后，幺妈象只战败的母鸡，耷拉着脑袋多日不吱声。二十余日后，幺妈神智出现模糊且喊头痛。临近过年，幺妈披红着绿满山奔跑又哭又笑，疯了！
　　
　　这中间还有一段插曲，事后我才知道的。幺妈与记分员老婆恶斗以后，记分员心痛起老婆来，他准备到村上告发：承认自己与幺妈有那档子事。不料这一幼稚的举动被他丈母娘阻止，丈母娘另献“良策”，要为女儿讨回“公道”。不几日，我那成分不好一直在政治运动中备受折磨的父亲，不明所以地介入了此段“丑闻”。有人说父亲写了证明材料交给村干部，证实幺妈与记分员乱搞男女关系，两人在某时某地勾搭成奸……父亲的“材料”引起了乡村干部的“重视”，他们立即前来找父亲说“聊斋”，将父亲勒令去尚未疯颠的幺妈堂屋门前站了两天高板凳，不许动不许张望，只能接受威胁和恐吓：“你这个地主分子造谣生事！毁坏他人名节，你必须交待清楚！给她洗清耻辱，否则要你的脑袋！”从高板凳上摔倒下来的父亲，在一顿拳脚交加之后，被迫写了“检讨书”，深刻地认识了自己的错误，承认自己犯下的“滔天罪行”，为“毁坏”他人名誉付出了惨痛代价——平白无辜的父亲，没有为自己说理和申辩的机会，他本可以请求上面查笔迹为自己讨回公道，但他没有。那个年代，我父亲那种人已经失去了做人的起码权益和尊严，忍辱负重成了习惯。父亲几次被整昏倒后，回家已是霜打的杨柳了无生趣。
　　
　　不仅如此，幺妈的娘家人还找上门来，要父亲“还价钱”，指责父亲：“你个反动分子造我妹妹的谣，让她做人没脸，你活得不耐烦了！”威胁父亲：“下回再让我看见你，哪点碰到哪点开刀！别怪老子无情！”父母不明白，为何这些倒霉事情接踵而来，自己确实没有招惹谁，何以要“吃多了”卷入一场是非之中？几年后，父母才晓得，这原是记分员的老婆与他的丈母娘设下的圈套，是她们写了“证实材料”托人递交给乡村干部的，材料最后却落上了我父亲的名字。这个“一石二鸟之计”，不仅借父亲的手达到了毁坏幺妈名声的目的，让她今后难以做人；而且又借幺妈的“丑闻”将父亲推上了“断头台”，让一个“坏分子”更坏更糟透；还可以促成一些卑劣的乡村干部任意妄为发泄自己的兽性，以及幺妈的娘家人对父亲恨之入骨，巴不得人人得而诛之，把父亲推入万劫不复的人生境地。
　　
　　父亲是何大奸大恶之人，何以落得如此狼狈不堪的下场？他八岁丧母，十二岁丧父，抚养弟妹的担子就落在了他的肩上。父亲从小披着“地主分子”的坏皮子，活在政治运动的翻云覆雨中，历经一个孩子不该有的艰辛与磨难。用草席、门板将父母弄上山草草安葬后，他们家破败的财产已被清退，父亲与弟妹一起被撵到一个破庙里，与另一家“同命运共患难”的人“惺惺惜惜”，相守着一个屋檐下的风风雨雨。父亲的幼稚、守旧、麻痹大意与那家人的世故圆滑、心思细敏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十几岁的父亲不谙世事人情，曾将隔壁家某嫂子与一外地木匠之间发生的奸情，告之了她在外工作的丈夫。自此，父亲开始了他一生莫名其妙的“背黑锅”，反反复复的被人捉弄，三番五次走近“牢狱”的边缘。而隔壁家的那位嫂子，花言巧语心机颇深，也正是二十年后记分员的丈母娘。此人虽然也成分不好，却能在政治风暴中躲过一难又一难。她人员极好，上下一打点，任随你风雨如何飘摇，她都能安然地躲在屋檐下看风赏景，享受自己煞费苦心换来的成功喜悦。我常常敬畏着她的高深莫测，能言善辩，也曾为她朗朗上口的满腹诗书动心过，动情过。毕竟是一个孩子，常常因率真和稚嫩直面阴谋，阴谋也只好望而却步。阴谋不能祸及一代又一代，我们能看懂阴谋，等待阴谋，却不能制造阴谋。如今，我们与疯幺妈的后代与记分员的后代，都已经可以坦然相对。神奇的时间可以疗救一个个病态的心灵。没有仇恨的日子到底开朗晴明，到底安祥清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