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集贤里，我待了不到半年，便打起了行囊，匆匆地回到了故乡。有人问我，我就一笑，然后若无其事地回答：天津非典严重，生意冷清，我是没有办法。但是，转过头，我却不免心酸：一个人，如果不被信任，如果整天在别人的猜忌里活着，还不如自觉地离开为好。
　　
　　那天中午，我顶着漫天的细雨刚刚从50里外的东壁饭店返回，停下车，洗把手，准备安慰一下饥肠辘辘的肠胃。老板娘忽然从里间走了出来，劈头盖脸一顿训斥：赵子，东壁饭店的西瓜怎么没有送到？我端着饭碗，一边努力地拨拉着米饭，一边心不在焉地回答：送到了，东壁饭店的厨师还一份份重新称量了！但是，回答还没结束，我的心已经凉成了一片。整个称量过程，我都亲眼目睹，确实没有注意到西瓜的影子啊。我坐在马扎上，细细的回忆此次送菜的全过程，从一开始装车，到瞪大了眼珠子小心翼翼地绕过集贤市场密密匝匝的人群，到驶入京津公路，到最后卸车，一趟趟地在东壁大厨房和大堂之间往返，再到结账签单，整个过程里，的确没有看到半个西瓜的踪影。我一把扯下老板娘手里的送货单，仔细阅读，希望从中能够找到一点蛛丝马迹。但我失望了，送货单一开始便是两个西瓜，老板娘并没有冤屈我。我放下碗筷，说了一声回去看看，便踹开车子，冒着细雨，心灰意冷地返程而去。以至于身后，老板娘跺着脚地喊着让我吃完饭再走，我也没有听到。或者，不是没有听到，而是置若罔闻。西瓜事小，纵然是初春的西瓜，价格很贵，我也能赔得起。只是这莫名其妙地丢失，却是我的自尊心所承受不了的。无论如何，我都要回去验证一下。我知道东壁饭店的工作习惯，也知道那怕整个东壁饭店都冤枉了我，但是，那个一头短发的笑嘻嘻的河南女子，却会还我的清白。
　　
　　我一路狂飙，车速达到了最快，尽管带着头盔，耳边的风声雨声，却似山洪一般不住地一波又一波地拍击着我的耳鼓。座下，发动机的响声细微而又匀称；没带雨具，全身早已透湿，就像那一刻我的眼角汩汩的泪水。
　　
　　记得年初，才一出门，一脸沧桑的父亲便叮嘱我：出门不容易，一切得当心。只是那会儿，我的心早已飞出了千里之外，城市的胜景，陌生的诱惑，如同一根长长的鞭子，抽打着我的每一根神经，让我无时无刻不在兴奋里招摇。何况，这一次出门，又是跟着一位并不十分陌生的本村女子，还会有什么样的不容易呢？我完全无视父亲的嘱托，甚至哼都没哼一声，便拽过了搭在他的手臂上的一件军大衣，背过身去。倒是一身红衣的老板娘微笑着和父亲打了个招呼，说了一声，没事的，有我呢！待公共汽车启动的刹那，老板娘递给我200块钱，告诉我是父亲给的，我的心里才微微动了动。然而，回头再看，熹微的晨光里，父亲的身影已经悄然融入了暗夜。
　　
　　人，就是这样。事事顺心的时候，哪怕很显眼的瑕疵，也会忽略不计；反之也如此。我眼含着泪水，一路狂奔之余，离家之后的点点滴滴，在不停加大的风雨声里泛上心头。而今，事情过去了10年，我依然觉得，那时候的我就像一头老牛，哪怕吃进了山珍海味，回过头来，依旧倒回来细细反刍。尽管，那个行为，并不怎么过分。
　　
　　我想到了正式开始送菜生涯的第三天。大概凌晨四点钟的样子。老板娘嘱咐我留在家里，把昨天的剩菜分门别类地摆放在案板上。然后，她便和老板一起，消失在去往引河桥蔬菜批发市场的大潮里。我叹了口气，看了看漆黑的天色，慢慢地揭起覆盖蔬菜的棉被和草帘子，凭着记忆，一样一样地摸索着往案板上摆放。黄瓜要在外围，茄子要贴近蒜薹，大蒜不必摆放，搁在案板前面就行……我为了这个次序，整整记忆了两天，虽然还是生涩，却也差不了多少。眼看着逼仄的库房里的蔬菜慢慢少了下来，周遭的天色已经有了清亮的痕迹。忽然，一个软软的不似任何蔬菜的东西在我的手感里出现。我一把拽过，凑近眼前一看，是个黑布口袋，仔细掂了掂，哗楞哗楞作响。袋子口扎着细绳。但我不用打开也知道，这沉甸甸的一包，无非就是硬币，还是一元一枚的硬币。这在之前两天，是从没有过的。我想也没想，顺手丢在案板的挂角处一个油渍麻花的方桌上，心里还嘀咕，这两口子也太大意了吧，这么重的一包硬币竟敢随处乱丢。
　　
　　也幸好我没有觊觎这包硬币。
　　
　　一个小时后，老板娘急急火火地下了车，和我说笑了几句，就踮着脚尖四处翻找。我说，老板娘，是找那个布口袋吧？老板娘看看我，我一呶嘴，老板娘看了看方桌，立马不耐烦地嚷道，你这孩子，什么什么啊？我找秤砣呢。我不免暗自失笑，心说，撒谎都不会，最起码，那眼角的一亮并没有瞒过我的眼睛。但从那天开始，老板娘分明就对我充满了信任。送货，结账，没有单据的加油之类，从来连个迟疑也没打。即使有一阵子，我迷恋上了鱼市里那一对双胞胎姐妹里的一个，老是在送货的时候丢三落四，她也没有说什么。
　　
　　但我却不懂，何以这一回竟然平白无故地丢失了两个西瓜。我很清楚地记得，这两个西瓜还是我亲自称量好了以后放进编织袋里的，并且提在车前，抽着大前门，等待其他蔬菜称量结束以后，一起送走。一路上，我的脑子飞快地转动，一个一个的细节，过筛子一样拂过眼前。只是，不管我怎么思索，如何考量，这两个西瓜的失踪都是特别的离奇。也就是说，正午时分，老板娘的训斥，的的确确冤屈了我。
　　
　　我重新走进饭店，全身上下滴答着雨水。我几步飞进大厨房，在厨师们诧异的眼神里东翻西找。我不顾短发女孩儿紧跟在身后一叠连声地追问怎么回事儿，直奔二楼找饭店的老板娘，我的意思很明白，这两个西瓜究竟是谁的责任，如果弄不清楚，我是不会甘休。两次来回，将近200里，我不能背着偷瓜贼的骂名继续混迹集贤市场，继续称量，继续为东壁饭店送菜的。
　　
　　好在下午，不是饭店的主要营业时间，饭店的老板娘也因故出发，我尽可以在满屋子的厨师和服务员的讶异，议论声里窜来窜去。闹了好一阵，短发女孩儿忽然递给我电话，说是我们老板娘打来的，让我赶紧回去，西瓜找到了，是老板怕冻坏了，临时搁在了摊子外面的棉被里了，让我不要着急。
　　
　　我接过话筒，一嗓子吼了过去：来回二百里，下着小雨，你说不急我就不急？是不是还要我回去以后再送回来？一个下午，我就是将近七百里，耍人玩吧？老板娘没有吱声，前台跟前，一众服务员噤声于我的暴怒。我看了看四周，心里很有些不安，我向周围点了点头，平缓下心情，对着话筒说了一句，不干了，就挂上了电话，匆匆离开了大堂。
　　
　　10年后的今天，再仔细回想，当初我的暴怒，的确是有些过分。本来芝麻绿豆的事情，能过去就过去，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何况，老板娘也已经为自己的行为说了软话。只是，时间难以倒流，哪怕一个人的思想可以不断地来回往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