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的春天，我们百官大队第五生产队植保组的组长周仙牛，念我是一个高中生，经过党小组长赵伯均和生产队长朱善德同意，抽调我到了生产队植保组做了一名植保员。
　　所谓“植保员”，就是植物保护员，简称“植保员”。
　　我们这个植保组是个临时组织，组长是周仙牛，还有三个植保员，一个是陈力夫，另一个是朱友龙，我是新加入的，我们三个都是周仙牛的徒弟。
　　组员倒不少，常年有10多个人，忙时则有20多个人，人员的多少是根据需要来决定的，人员都是从三个操作组抽调上来的女社员。她们主要承担的是喷洒农药的任务，配备的是统一的背负式轻型喷雾器。
　　大家集聚在一起的工作时间全年大概有10个月。
　　我们这个植保组的人数规模不算小了，是我们百官大队所属的五个生产队(现在变成了百官街道下辖的五个村)中最庞大的，而且比较正规完整。
　　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农作物的农药喷洒基本都是依靠人工操作，还没有机械化。
　　我的师傅周仙牛，当年才四十多岁，年富力强，风华正茂。在我们第五生产队的社员眼里是一个敢作敢当很有威望的人，而且还有一点拳脚功夫。后来在我们百官五村当过好多年的村长，他曾经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我非常尊敬他。
　　当年我们三个徒弟是各有千秋，大师兄陈力夫，踏实好学，负责修理器具；二师兄朱友龙，聪明调皮，负责配制药剂；而我则憨厚老实，负责打杂挑担。
　　大家夸张地戏称我们师徒四个是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事实上也确实很形象。
　　我师傅周仙牛生性开朗，经常喜欢同人开玩笑嬉戏打闹，被人称作“唐僧”。
　　而当年的我肩上挑着一副担子，一头是一只用来搅拌药水的皮桶，一头是一只摆放修理器具的工具箱，头上戴着一顶草帽，再加上我又排行老三，所以人们给我取了个“沙和尚”的绰号。
　　每当上工收工之时，我们四个人一字排开，走在狭窄的田间小路上，特别是在黄昏夕阳西下的时候收工回来，走在狭窄的田塍路上倒映在水田的样子，真的是很滑稽也很搞笑。
　　而我的耳边似乎也总是回荡着那首蒋大卫演唱的《西游记》主题歌，《敢问路在何方》。“你挑着担我牵着马，迎来日出送走晚霞，踏平坎坷成大道……”
　　现代版的《唐僧取经》活灵活现地象极了。
　　现在我回想起当年的情景，还会忍俊不住哈哈大笑。
　　作为生产队的农业植保员，我们要履行好职责，理论上来说，主要是做好农作物病虫害预测预报，抓好农作物病虫害的防治工作，还要尽可能降低农药的施用量，节约农业生产成本。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并及时地把病虫害发生的危害情况向上级汇报。
　　植保员肩负着对农作物的病虫害防治工作的使命，责任重大，为了不辜负生产队领导的信任和社员们的期望，我们植保组的人，对待工作是一丝不苟的，在工作中也是不怕苦、不怕累。
　　我还记得当时水稻的主要病虫害是“三虫四病”，即螟虫、虫向虫、卷叶虫，稻瘟病、纹枯病、白叶枯病和矮缩病。如果不及时防治，病虫害一旦爆发，就会造成惨重损失。
　　我们跟着师傅周仙牛顶烈日、冒风雨，经常下田察看水稻生长情况，分析虫情、病势，及时进行农药喷杀。虫口夺粮，确保丰收。
　　为了改良土壤，我们还向生产队领导建议大搞稻田放养绿萍，既肥田，又肥猪（当饲料），以增产稻谷。
　　作为农业植保员，要经常去田畈里除虫，喷施农药，而最大的快乐就是因为发现及时汇报及时，从而让病虫害及时防治有效控制。
　　还有农药的使用效果好坏也不仅取决于药剂的分散度，也取决于适当的施药方法。一种好的农药如果使用方法不当，并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当然，做农业植保员最危险的就是和那些剧毒农药打交道，很多问题需要注意。
　　首先，不能用手直接搅拌农药。喷洒农药也要尽量避免与皮肤的直接接触。
　　喷药的时间最好也是上午10点前或者下午5点后，尽量避开高温时段。
　　进行喷洒的时候，不要顺风喷或者隔行喷，这样农药很可能会沾染到皮肤或眼睛里。
　　农药喷洒时所穿的衣服也有讲究，不要穿中长纤维、的确良、涤纶等纤维衣物，因为这类衣服，密度稀、吸水性差、渗透性强，抗污染能力非常差，一旦接触到农药很容易渗透到皮肤上。
　　相比之下，棉质和吸水性较好的衣物更加适合在喷洒农药时穿戴。
　　不管穿哪种衣物，都要佩戴口罩。
　　在喷完农药之后及时用肥皂清洗皮肤表面，每次喷药的时间不要过长。
　　如果皮肤已经出现发炎和过敏症状，症状较轻的可以用冷水进行清洗。不能用热水，因为热水容易加重发炎。
　　已经出现红肿和水泡时，可以先自行服用扑尔敏等抗过敏药物。
　　水泡一定不能用针挑，因为这样极易感染。
　　如果服药后症状不能缓解，一定要及时就医。
　　据我知道，建国前，农民种地主要靠天，几乎是不喷洒农药的。
　　50年代才开始使用有机氯农药，比如滴滴涕、六六六等。但这类农药的缺点是不分解，且在生物体内积累、并且随生物链浓缩。
　　六六六粉剂有效成分只占百分之六左右，纯有效成分是六六六丙体，又叫“林丹”。
　　60年代使用的是高效低毒农药，比如敌百虫、敌敌畏等。
　　敌敌畏刚出来时效果惊人，用布条蘸一点挂窗纱上，路过的苍蝇蚊子也会纷纷落地。许多人还用敌敌畏灭杀虱子跳蚤。
　　70年代使用的大多是有机磷农药，比如甲胺磷、1059、1605等。这类农药剧毒，但是在生物体内会分解，不会积累。
　　不过，最厉害的农药叫“呋喃丹”。据说，这种农药只要吸入体内，必死无疑。农民都不太敢使用。
　　植保员喷洒农药是一项又脏，又累，还有危险的农活，农药中毒事故经常发生。
　　打药水的人稍有不慎，将农药喷撒在自己的身体上、眼睛里，或者吸入口中、鼻中，就马上会农药中毒，轻则身上起红疙瘩、浑身发痒、恶心、呕吐等等，严重者就会危及生命。
　　因为农药中毒而死亡的事故几乎年年发生。但我们第五生产队植保组因为对防护比较小心，所以死人的事故却从来也没有发生过。
　　不过植保员确实有一定危险，特别是“打药水”的女社员。尽管配药已经稀释，毒性大大降低了。
　　当年，喷洒农药使用的是手动喷雾器。装上农药后，大概有20多斤重。“打药水”时，需要把20多斤重的喷雾器背在双肩上，喷洒农药时，一只手持喷雾小铁杆，另一只手捏住压力杆，赤着双脚，高一脚、低一脚，“拔脚污脚”地，一步步吃力地往前挪动着，行走在“烂水田”中，要将农药弧形雾状地喷洒到棵棵庄稼上，还不能漏喷。
　　而喷雾器椭圆形的桶盖，若密封不严，打气就很难奏效，若压力不足，药物也很难喷出，喷头出药的前端，俗称“烟袋锅”是频繁的出毛病的地方，颇让人头疼。
　　背着喷雾器的时间一长，双肩的皮肤就会被勒得发红，甚至出血，然后又被药水、汗水浸染，一天下来真的是又麻又痒又疼。
　　周而复始的劳动是辛苦的，收工回家时，我看她们中的有的人，疲惫不堪地累得连路都走不动了。
　　她们还戴了大口罩，穿了厚厚的全套长袖长裤衣服，在盛夏的烈日骄阳下，双手一刻不停地打气、喷洒，辛苦地劳动着，大汗淋漓、气喘吁吁。
　　衣服是湿了又干，干了又湿，衣衫上的汗渍画满了一圈圈的白色地图。浑身上下湿漉漉的分不清哪里是泥水、哪里是汗水、哪里是药水。
　　而口罩是当时唯一的一件象征性防护用品，早已污迹斑斑，分不清是汗水还是药水了。
　　浓密的药雾，刺鼻的药味，则在喷洒农药过程中始终缠绕头发、脖子、眼睛，熏得人是头昏脑胀，也不断地被从体表的皮肤、口腔、呼吸道各个部位吸收毒性，累积在身体内，给长年累月从事农药喷洒工作的身体健康造成了极大伤害。
　　有的灼伤了皮肤，有的造成消化紊乱，呼吸道慢性疾病，不同程度地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农药只是毒性大小和残留时间长短的区别，几乎没有对人体完全无害的农药。现在的所谓“安全”农药，多数也只是喷洒后残留的时间比较短，待过了一、二周后，毒性浓度可以低到对人体安全不构成危害的程度罢了。
　　当年我母亲也在植保组，回想起当年她们喷洒农药的情景和遭受的罪孽，至今我依然心有余悸。
　　虽然如此，但豆蔻年华的我作为一名生产队的农业植保员，每每站在田间望着一片片丰收的稻谷，想到其中也有自己的一份贡献，心中就会充满着喜悦。
　　农村的活计千百种，没有哪一样是轻松的，我稚嫩的双肩，在沉重的药筒下，曾被勒成一道道紫色的血痕。头顶烈日，早出晚归，湿透的衣后背说不清是汗水，还是浸出的农药。我把青春和理想，泪水和汗水奉献给了大地，奉献给了广阔的田野。
　　我跟着师傅周仙牛担任植保员的时间并不长，待在植保组也仅仅只有一年多，但一种工作就是一种经历，一种经历就是对人生的一次丰富。
　　30多年，弹指一挥间。当年植保员的经历，始终让我终身难忘。每当出门在外看到一望无际的田野上那金灿灿的稻谷或正在喷洒农药的庄稼人，我就会情不自禁的忆起当年那些往事。
　　难忘，青春岁月，难忘，师傅周仙牛，难忘，朝夕相处的植保组二位师兄和社员们，难忘，让我刻骨铭心的喷洒农药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