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里的诱惑
　　  ——岁月划痕之二十五
　　 上三年级的时候，我交了一个新朋友，他就是马同学。
　　他个子偏矮，又偏瘦，蔫乎乎的，在班里很不起眼，可因为一件事却让我对他刮目相看了。
　　一次上体育课，体育老师偷懒儿让我们自己玩儿，我们就放了羊，想干什么干什么，有的同学就在树底下玩起了“戳刀儿”（一种比赛在地上戳铅笔刀的游戏）。他们玩儿的时候，发现地上有一些小洞，竖直的，很圆，不像蚂蚁洞，就讨论起里边是不是住着什么东西。大伙七嘴八舌，谁也说不清。就在这时，马同学非常肯定地说里边有一种会咬架的小虫子。见大伙不信，他就揪了一茎细草到洞里去钓，还真钓出一只一厘米多长的小虫儿。那虫子身体细而白，黑头，被钓出了洞还咬着草茎不放。为了证实这种虫子爱咬架，他又从别的洞里钓了一只，放到原先的那只身上，两只虫子还真的咬起来。
　　这种虫子叫什么，马同学也说不上来，但我还是佩服他，并主动找他玩儿，我们也就成了好朋友。
　　他会讲故事，讲的故事多与念书相关，现在能记起的就是一个恶搞私塾先生的系列故事，听着像是他们家什么人上过私塾。
　　1960年初春的时候，他邀我去他家玩儿。他家在瑯瑚街东口路北，上高台阶，过门洞由照壁向东就进了院。院子很大，里边有两根很高很大的树，他说是椿树。他家住北屋，屋里的西墙上竟然有几个小门，他说是壁橱。他有哥哥，有妹妹，至于一共几位，已记不清了，只知道他的一位哥哥在九十年代担任了保定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的主任。
　　在春草初绿的时候，他让我陪他去挖野菜，原来他的父母给他安排了这样的任务。星期天，我跟母亲说要陪同学去挖野菜时，母亲也给了我个袋子，让我也顺便挖一些。
　　虽然我也生在农村，可从来没有接触过庄稼，就更甭提野菜了，所以去哪儿挖，挖什么，完全听他的。他带我从北大街向北，过一个小石桥，再向北就到了庄稼地，那地方好像应该在我跟大王子捞鱼的那条河的东边。此时，麦苗绿了，田边的野草也绿了。我们要挖的野菜就夹杂在野草之中，准确地说它们也是野草，只是赶上了灾年，身价就高了一大截儿。
　　1958年的时候，年成挺好，可那年放卫星，说粮食亩产能过万斤，上上下下都为粮食多了没法处理发愁，加之成立人民公社，吃公共大食堂，粮食收了也是归公，人们就不太上心了，所以粮食就没有做到颗粒归仓，比如有些地方的红薯就烂在了地里。可到了1959年，北方南方旱涝灾害交替出现，成了大灾年，人们发愁的就不是粮食多了没法处理，而是缺粮食饿肚皮怎么办。
　　粮食长在田野，希望就在田野，于是人们就盼着新的一年能来个大丰收。
　　我俩想的则是眼下，盼着能多挖到一些野菜，充饥度荒。马同学肯定以前挖过野菜，他不但能准确地区分哪是野菜，哪是野草，还能说出野菜的名字和野草的名字。当时我一点儿都不感到奇怪，觉得这是理所应当的。可现在我就有些纳闷了，他也住在城市，怎么知道的这些呢？
　　我们一边挖野菜一边游玩儿，满目绿色，处处春光，可比在城里畅快多了。
　　我们挖的主要是马生菜、人心菜、刺儿菜、老鸹筋等。他告诉了我这些菜的主要特征，我很快就能自己挖了。
　　除了野菜，他还能识别那些野草中的即食美味。他指着一种叶子上带紫红点儿的植物说：“这是酸溜溜，挺好吃的。”并揪下一片吃起来。我跟着也揪了一片品尝，酸不溜丢儿的，味儿还不错。
　　在地里，我们还看到一棵小树，枝头挂满一团团嫩绿的圆片片。他说，那树是榆树，那圆片片是榆钱，好吃，并捋下一把，大口小口地吃起来。我看他吃得那么带劲，也揪下一小把放到嘴里， 一尝，滑嫩香甜，确实好吃。于是我俩边吃边往口袋里塞，直到把衣袋塞得满满的。
　　这次挖野菜，我收获颇丰，挖了一小袋子。奶奶见了高兴，立即洗干净，与棒子面和在一起烙饼。烙棒子面饼是奶奶的绝活儿，能烙得又薄又脆。可掺多野菜她也烙不好，经常烙成碎块儿。
　　我们家虽入了食堂，但还得花高价到农村买棒子面贴补着吃，因为食堂根本就吃不饱。
　　不知是不是我俩开了头，挖野菜很快就成了风，邻居们都起大早去挖，母亲不甘落后，也带着我去，挖野菜又成了我的一项任务。
　　可这事儿一成了任务就干着没劲了，睡眼蒙眬就得起床；挖一会儿就得往回跑，不然会误了上课；费力八活挖到的多是刺儿菜，还吃着扎嗓子眼。
　　不知学校是不是也跟风，竟然放假让我们去挖野菜。挖回的野菜我们都交给了老师，最后怎么处理就不得而知了。
　　学校还让我们在上课时间砸杏仁，他们管这种活动叫“勤工俭学”。据说杏仁是给保定市槐茂酱菜厂砸的，厂里给学校钱。至于这些钱怎么处理的，也是不得而知。
　　挖野菜告一段落之后，又开始拾麦穗。由于马同学没有找我，母亲也没有带我去，我不知道具体是个什么情况。
　　后来，我学过一篇白居易的诗《观刈麦》，其中有拾麦穗的描写：“复有贫妇人，抱子在其旁，右手秉遗穗，左臂悬敝筐。”。老师说要考这首诗，我就使劲背，也就记住了这个拾麦穗的情节。
　　不过我们胡同一位去拾麦穗的邻居，可不是这种形象，听说，她是在裤腰上绑着开口布袋，手里拿着把剪子。她去的不是收割过的麦地，而是没有收割的麦地。她也不是拾麦穗，而是剪麦穗，还是趁着夜色，听着像日本鬼子抢粮食。
　　不幸的是，她被看地的农民抓住了。她央求人家放了她，可怜巴巴地说，前两天她拾过麦穗，拾不到多少，所以采取了这么个下策。她说，她有4个孩子，天天跟她喊饿，她是实在没办法才来的。我知道她说的是实情，可抓她的农民不为所动，就是不放。最后还是管片儿的民警和街道干部出面，才把她领回来，这下她的事也是尽人皆知了。
　　其实这位被抓的邻居也是街道干部，只不过是小干部——街道组长，而去领她的是街道的赵主任。
　　偷农民伯伯的东西，肯定不是好的行为，我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儿，可我也曾明知故犯，错上加错，偷吃了农民伯伯的西红柿。
　　那是个星期天，我和大生一大早去城东的刘庄逮蛐蛐。我们走到刘庄附近的一条大沟时，发现坡上种着西红柿，就觉着肚子饿了，因为我们确实没吃早饭。那时天还没有大亮，我俩趁黑儿悄悄地爬上去，钻到人字架底下，拣大个的西红柿吃起来。刚吃完一个，我就感觉地里有动静，一观察，还真有个人朝我们这个方向走过来。我这才发现不远儿就有个窝棚，原来这儿有人看着。看来“风紧”，我们得立马“扯呼”，下坡前我们还一人摘了个西红柿。
　　看我总到城外逮蛐蛐，母亲有些不满意，说：“人家别的孩子都到城外捋稗子籽，你就光知道玩儿。”我这才知道，胡同里有人从西郊捋了稗子籽，并用稗子籽面蒸出了饽饽，引来多家效仿。
　　我立即与马同学沟通。他说他去过西郊，能带我去。
　　到了星期天，我俩就奔了西郊。西郊可比东郊远多了，走了好长时间才过铁道，过了铁道又走了好长时间，才找了一个稗子比较多的地方。那地儿在一条小河的边上，能看到有人在捋稗子籽。
　　进入草丛，我们发现不少稗子没了穗儿，有的有穗却没粒儿，看来此处的稗子已被人捋过。我们只好在草丛中蹚来蹚去，捡人家的漏儿。稗子的穗儿有些硬，捋起来费劲而扎手，我们捋了半天也没有捋下多少。我提议换个地方，可看了看庄稼地里稗子更少，我们就也只好在河边凑合着捋了。
　　拿回家的稗子籽只有一小兜，母亲说晒干后找人帮助磨了，可一直没磨，到最后我也没有尝上胜利果实的滋味儿。
　　不久，马同学提议去拾红薯。我们保定人不管红薯叫红薯，而是叫山（shai。3声）药。
　　星期天的午后，我俩带上小布袋和煤铲出发了。这次去的还是北郊。他说，刨过的红薯地很好辨认，地头儿有红薯秧。
　　很快我们就找到了一大片已经刨过的红薯地。诚如斯言，农民没有把红薯刨干净，我们只要用煤铲在土里翻腾一阵子，就能挖出一块儿红薯。不过块儿都不大，有的像鸡蛋，有的像老鼠，还有半块儿的。我挺满足，他却说这儿肯定已让人翻过，不然，应该更多些。
　　挖了大约有两个多小时，我俩一人挖了一小口袋。由于拎着不方便，我们就把它放在了地里。就在我们继续挖的时候，有个人向我们走来。我以为他也是拾红薯的，没有在意。
　　可他过来后竟然把我们的口袋都攥到了手里，还破口大骂：“小兔崽子们，敢偷我的山药！我×你们姥姥！”他边骂边朝地头走。
　　看到他就要拿走我们辛辛苦苦挖的红薯，我们很不甘心，跟在他后面不停地说：“我们没偷，这是我们在地里捡的。”
　　他看上去有四十多岁，瘦而黑，怎么看都像小人书《狮驼国》中的黑脸小钻风。他看我们紧跟不舍，突然转过身来冲着我们大喝：“这地就是我的，谁让你们进来的？赶紧给我滚，不然揍死你们！”说着还狠狠地挥动拳头。看着他抖动的脸，充满凶光的眼，我们胆怯了，眼睁睁地看着他提着我们的口袋走了。
　　他不像农民啊，这地怎么是他的呢？就算是他的，可已经刨过，我们再拾也不是偷啊！我们有理没处讲，只好垂头丧气地回家。
　　后来我去马号，竟然看到了这张丑脸，原来他是开茶馆的。我把这一重要情报告诉了马同学，并和他一起想了很多报复的方案，可不知为什么，最后一项也没有这实施。
　　天冷以后，地里的东西都收干净了，再想找能填入肚子的东西就难了。不过我父亲回来过礼拜时却带来一个重要信息，说他看到大祝泽村附近的白菜砍了，有人在挖白菜疙瘩（根）。
　　父亲随意一说，母亲却上了心，非让我请假跟她去挖白菜疙瘩。我只好请了下午半天假跟她去。
　　大祝泽可真远，我们走了近两个小时才到。我们先去焦厂看望父亲，还正赶上厂里出了事，有个女工被火车撞死了。原来厂子边上的铁道上发现了列车散包撤下的黄豆，当时黄豆可是宝贝，能治流行的浮肿病，厂里就安排职工去捡，结果这个女工捡得太专注，火车来了没有听到，不幸被火车撞上了。
　　母亲看厂里有事儿，也就没多呆，直奔了白菜地。
　　白菜地倒很好找，就在路边。地的白菜已收走，菜疙瘩裸露在地面一眼就能看到，很好挖。我们挖了一个多小时，就挖半面袋。看看天色已晚，母亲背上挖好的白菜疙瘩，带着我往回走。
　　走到半路天就黑了。四野茫茫，路途遥遥，寒风中只有我们母子俩，我有种被世界抛弃的感觉。
　　如此艰辛挖回的白菜疙瘩，并不好吃，切丝腌咸菜还凑合，煮熟了吃着闹不几的。可母亲说好吃，非让我们多吃顶主食。
　　白菜疙瘩吃完后，母亲还从南关买过胡萝卜缨，5 毛一斤，相当于5斤平价玉米面的价钱，还不好吃。可那时菜不好买，能买到手就不错了。
　　看到家里吃的这么困难，奶奶在1960年秋带着近二岁的弟弟回了老家。
　　奶奶走了，我放学又比母亲下班早，到食堂打饭的任务就全部落在了我的肩上。
　　当时，大妹妹5岁，二妹妹3岁，三妹妹才几个月。母亲去上班，我去上学，她们就自己呆在家里。母亲怕三妹妹翻动，就用几个枕头把她挤在了墙角。
　　我去打饭时，还得叫上大妹妹、二妹妹，我需要她们帮我拿东西。
　　食堂的晚饭已形成模式，棒子面粥，棒子面饼子，再加三四样素菜。供应的指标中每人有几斤细粮，可食堂蒸馒头、米饭的时候很少，基本上主食顿顿都是棒子面。当时棒子面还是好的，有时就是红薯面和高粱面。菜虽然有三四样，但我们家一般就买两样。食堂极少做肉菜，一做大伙儿就抢。入不入食堂供应的肉是一样的，可我总觉得入了食堂吃肉就更少了。
　　每次打饭都由我端那一大盆粥，由两个妹妹拿主食和菜。大概为了吃饭时有饱的感觉，母亲规定打饭必须多打粥，这样粥就成了我们的主食，有时食堂的粥熬稀了，母亲会很生气。
　　那一大盆粥很沉，路上我要歇五六次才能端到家。记得曾有一个比我大两三岁的女孩子帮我端过粥，我感激得不得了。她长得很白，有一点儿像外国人，就住在紫河套，是我们学校的高年级同学。
　　打饭之前，我们的肚子就已咕咕叫，打回来当然想开饭，可母亲还没下班，只能咽着口水耐心地等待。
　　母亲回来，会把主食先给我们分一下，免得能抢的多吃，不能抢的吃不到。还规定我们夹菜的频率不能太快，以免饭没吃完菜就吃光了。如果父亲在家，我们一夹菜多了，母亲就会吆喝：“让你爸爸多吃！”
　　由于顿顿都吃不饱，我们吃什么都香，吃完母亲分给自己的那份主食，还馋馋地看着别人。
　　有一次打回饭之后，我和妹妹们实在饿得受不了，就先吃了。这一吃不得了，把主食和菜都吃光了，只给母亲剩下个粥底儿。吃完后我才发现问题严重，有些不知所措。可母亲回来后并没有吆喝我们，只是落了泪。
　　由于总是吃不饱，我对公共食堂印象不好，可上坡清和园澡堂门口的墙上却出现了歌颂公共食堂的诗歌。那时候宣传工作做得好，特别爱在墙上写激动人心的口号，画鼓舞士气的宣传画，抄写歌颂新气象的诗歌。清和园澡堂门口的诗歌就属于这类宣传。
　　那首诗歌是用白色粉笔抄写的，特别工整，我觉得应该是清和园澡堂的人抄写的。
　　那首诗一共4句，标题是《公共食堂就是好》，第一句还是这句，后边3句大体是说饭菜如何香，人们如何满意之类，具体的词已想不起来。我看了有些生气，自从我吃了食堂，就从来没吃饱过，你凭什么说它好？你吃过食堂吗？一生气我回家拿了段粉笔，在诗的最后补了一句：“就是吃不饱。”
　　写完之后我就没事了。可很快那首诗并连同我补得那句都被人擦掉了，并风传相府胡同出了“反标”（反动标语）。我一打听所谓“反标”，指的就是我的那句“就是吃不饱”，说是明目张胆地反对公共食堂。这下我可吓坏了，整日惴惴不安，还不敢跟父母说。
　　终于有一天晚上，管片民警让胡同的孩子每人交一个语文作业本，说是要做笔迹鉴定。我在墙上写的那几个字非常潦草，就想找个字写的工整的本子，让他们查不出来。可我翻了几个本子都一个德行，只好挑了本稍好点儿的交差。
　　过了些日子，管片民警让我去中华路派出所，说有事找我谈，我一听就觉得大事不好。
　　一到派出所，管片民警就跟其他人说：“你们看，小反革命来了！”顿时所有人的目光都射向了我。我很不服气，我根本就没有反对革命，凭什么这么说我？可我也更害怕了，不知这么定了性，会有多么严重的结果。
　　管片民警把我叫到一个小屋，心平气和地问我，那句话是不是我写的，我硬着头皮不承认。
　　他就跟我讲，你们青少年是新中国的未来，肩负着建设新中国的重任，不能遇到点儿困难就畏缩，就满腹牢骚。应该勇敢地面对它，克服它，这样才对得起少先队员的光荣称号。
　　他说得非常诚恳，我被他打动了。他又说，少先队员要诚实，不能跟组织说谎。于是我就承认了。但我希望他不要把此事告诉别人。
　　我不知他是否信守了承诺，反正事后父母没有问过我，老师没有问过我，同学也没有问过我。
　　我再也不敢说食堂的坏话。可我的肚子还是饿的。
　　一天，我听到父亲跟母亲商量，是不是都辞了职回老家去种地。还议论了如何开荒，如何盖草房。最后他们决定，等过年的时候回趟老家，看看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