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我12岁，当时在村小学毕业班中我是最小的，在老师和家人的支持下，我报考了县立完全中学。一个月后，县里的招生红榜喜报下来了，我不敢去学校打听我能不能考上，怕让家里人失望。
　　一天早上，吃过早饭，我正在整理学习过的小学课本，忽然听到大门外有锣鼓声，定神一看，校长和老师敲锣打鼓地来到我家大门前。校长把一张印有红色“喜报”两个字的《录取通知书》送到我的家里来了。校长说，在全班54名同学中我和其他4名同学脱颖而出，考入了唯一的一所县立完全中学（人们习惯上叫完中）。听到这一喜讯，家里人别提多高兴了，因为那时考上中学，比现在考高中、考大学还难呢。同班的同学在一旁为我祝贺，几个大一点的男同学，索性把我拖起来抛到空中。
　　距离县城完中开学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母亲早已给我做好了新衣服和被褥。当时虽然过了“困难时期”，但是，由于我家盖房子欠下了许多债务，一直没有还清，家里连一块钱也没有，母亲只好硬着头皮向邻居家借了几块钱，给我上中学交学费和食宿费。
　　村子里有一家裁缝铺，裁缝师傅是布匠，用棉花纺成线自己织布，这种用手工织出来的布我们那叫家织布。母亲把她在家里这几年纺出来的棉线拿出来，求布匠师傅织两块家织布给我做衣服和被褥，布匠听说给我上县城中学做穿的和盖的，织的很细致，还免收了手工钱。母亲把织回来的家织布拿回家里，用饭米汤一遍又一遍地浆洗后，再用棒槌“叮叮咣咣”地再三锤打，最后用清水洗干净，用燃料把它染成藏蓝色和青色花布。藏蓝色的用来做夹袄和夹裤，青色花布做被褥。布料染好，在太阳底下晒干平整后，母亲便开始一针一线地给我缝了一套秋天上学穿的新夹袄和夹裤，又精心地赶制了一套新被褥。
　　明天，我就要去县里上学去了，交通工具成了一个大难题。我家距离县城要走30多里的土路，村里和公社所在地到县城都不通公共汽车，不要说拖拉机，就是马车和自行车也都没有，我还要带着行李、包裹什么的，步行去是不可能的。怎么把我送到县城里去呢？一家人愁得一时想不出好的办法来。
　　后来，还是父亲想出了一个办法。父亲当时在生产队做饲养员，突然想到当年在我的出生地三教堂的大山里赶着驴垛子到百里以外卖水果的情景，便灵机一动，要用毛驴送我去县城上中学，我虽然有些不情愿，但也想不出什么没好办法来，只好同意了。
　　夜，已经很深了，母亲还没有睡下。朦胧中，我看到母亲坐在煤油灯下，不停地忙碌着，睁眼一看，母亲是为我缝制新书包，书包的布料也是家织布的。
　　母亲那张带着满脸皱纹的脸映在微弱的煤油灯光下，显得更加灰白和消瘦。一针一针穿梭着，不时的把针尖在头发中间划了几下。线断了，母亲把两只手送到煤油灯下，一只手捏着针，一只手捏着线头，一连穿了几次也没有把线头穿进针眼里，对于眼睛不好的母亲来说，穿针引线真难。
　　我在一旁看到母亲穿线这么难，便爬出被窝，接过母亲手里的针和线，一下子就穿进针眼里去了，递给了母亲。
　　“还是小孩子眼睛尖，不行了，老了，”母亲自然自语，看了我一眼：“快睡吧，明早还要赶路呢！”
　　我穿进被窝，慢慢地又进入了梦香。等到母亲把新书包缝制完成后，已经到了二更天了。母亲没有睡觉，又收拾收拾其他物品，便下地开始到外屋的灶台打火烧水做饭了。
　　天还没亮，住在生产队队部喂牲口的父亲，老早就把借用的毛驴喂饱了，与提前接班的另一位饲养员交接了一下后，带了一些草料，把毛驴牵到家里来了。
　　母亲做好早饭，把我叫醒。我坐起身来，揉了揉眼睛，把母亲早已放在我枕边的一套新衣服穿上，正合身。母亲的眼睛视力不好，总是淌眼泪，但是做的针线活很好，一针一线不比缝纫机做得差。尽管不是制服衣服和制服裤子，但穿在身上，霎时感到一股暖流涌向了我的胸膛。
　　那时候，已经过了“困难时期”了，虽然平时吃不到白米饭，但是也很少吃稀糊糊了。父亲在窗外整理毛驴吃的草料，哥哥把饭桌放在了炕上，母亲把一小盆高粱米干饭，我们那儿叫熟米干饭端上来。母亲炒了一盘土豆丝，还炖了一碗鸡蛋糕，我好久没有吃到这样可口的饭菜了。
　　我和父亲吃过早饭，哥哥和弟弟把母亲缝制的一套新行李整理好，放到毛驴背上。母亲把借来的几块钱用一块红布包了一层又一层，装到上衣里边贴身的衣兜里，嘱咐我说：“这是学费和伙食费，在路上别往外掏，到县城后就交给学校。”
　　母亲又把家里攒下的已经煮熟了的10几个鸡蛋装到新书包里，背到我的肩上：“路上饿了和你爹一起吃。”
　　就要离开我生活12年的大山，去县城读中学了，我的心好久不能平静。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去县城，而且还要在那里长年吃住和学习、生活，我的心一直蹦蹦地跳着。
　　父亲把行李和草料垫在驴背上后，把我抱起来放到驴背上，说了声：“走吧！”牵着毛驴向大门外走去，母亲一直把我送到村头。
　　山里的天总是亮的晚，我骑在驴背上，只能看清在前边牵着毛驴的父亲的轮廓。走出村外，我们沿着一条小河边的石头路向县城方向走去，这也是出村唯一一条通往县城的路，两边是大山，寂静得很，除了路边小河里的水哗哗地流淌声外，剩余的声音就是毛驴的四只脚踏着石头路发出的“咔吱、咔吱”地响声了。
　　大概走了8里多路，东方见到了鱼肚白。父亲把拴在毛驴笼头上的缰绳缠绕起来，让毛驴自己沿着路向前走，我仍骑在驴背上。父亲时而跟在毛驴的身后，时而到毛驴的旁边一路小跑，不停地吆喝着“喔、吁、驾”。
　　约摸又走了十几里路，毛驴开始“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父亲是生产队的饲养员，对这些牲畜非常有感情，看样子有些心疼，便不再吆喝它了，随后，毛驴便放慢了脚步。父亲也有些累了，掏出别在腰带里的烟袋锅子和烟袋口袋，把眼袋锅子送进烟袋口袋里装满旱烟后，用火柴点着，深深地吸了一大口，旱烟便在烟袋锅子里燃烧起来。父亲一边跟在毛驴后边一大步一大步往前走，一边“吧嗒、吧嗒”地抽起旱烟来，这是父亲的习惯，大概用这种办法来解除一些劳累吧。
　　辽西地区九月的天气渐渐的凉了，特别是日出前就更凉了。我骑在驴背上，穿着母亲做的新夹袄，虽然是里外两层，一开始感觉还不算凉，但时间久了就感觉一股股凉风从后背钻了进来，不由自主地打起哆嗦。父亲赶紧把他穿的外套，也是一件夹袄，脱下来递给我，让我穿上。父亲多年劳累，气管不好，体瘦怕冷，就是在夏天也穿上这件夹袄。
　　“我不穿，爹，把我抱下来，你骑驴，我自个儿下地跑一会儿就暖和了，”我有些心疼父亲。
　　父亲说什么也不让我下来：“你骑着吧，爹不累，也不冷，跑一会就暖和了。”后来我说要下地撒尿，父亲这才把我从毛驴背上抱下来，但父亲无论如何也不会去骑上他那心爱的毛驴背上去的，且执意把夹袄给我披上继续赶路。
　　天，已经大亮了，红红的太阳在东边的山坳里慢慢地升起来，露出了半个脸，山涧、河流在早霞的映照下五光十射，格外漂亮。
　　马路渐渐的宽了，路两旁的庄稼地清晰可见：昂着头、挺着腰的红高粱；垂着头、弯着腰的谷穗子；一片片长满胡须棒子的苞米地……，这一切我是那么熟悉。路旁，一队队生产队社员开始下地出工了，一辆辆马车的铃声不时地在我的身边掠过。
　　我照常骑上毛驴，父亲仍旧跟在毛驴后边，小步快跑。大约到了中午时分，父亲说：“快到县城了，下来吃点东西吧！”我们便选在一座小桥边停来，父亲把毛驴拴在一棵小树上，把草料放在一个事先准备好的布口袋里，敞开口，让毛驴吃草料。我和父亲便拿出早上母亲给我们特意烙的糖饼，就着两个煮鸡蛋，开始了我们的午餐。父亲没有吃糖饼和鸡蛋，我怎么让他吃，他只是说一句：“你吃吧，吃饱饱的！”而后，在另一个挎包里掏出一块苞米面饼子，一个咸菜疙瘩，大口大口地啃起来，不时地喝一口用空罐头盒子在家里灌满的白开水。
　　“天头还早，吃饱了在这睡一小会儿再赶路！”父亲把驴背的行李搬下来，让我睡下，便牵着毛驴到小河边去饮水。毛驴吃饱喝足后，也趴在了地下。父亲坐在我和毛驴身边，又“吧嗒、吧嗒”地抽起旱烟袋。大约过了一个时辰，我醒了，父亲让我到小河边洗了一把脸，又把我抱上毛驴后背，开始向县城走去。
　　县完中在县城的近郊，这条路正好通到这所学校大门。快到学校大门口了，一幅横挂在学校大门“欢迎新同学入校”的大幅标语映入我的眼帘，大门内外人流熙熙攘攘。
　　父亲把毛驴拴在门外不远处的一个小树上，他看着毛驴，叮嘱我拿出录取通知书，按照通知书上写的班级，找大学生打听在哪里报到办手续，父亲约好在小树旁等我。我按照通知书的说明打听到一年八班的报到地点，填写完报到手续，交了学费、伙食费和粮票后，便回到父亲这里，告诉父亲把手续办好了。
　　父亲拉着毛驴，随着我穿过人群去找新生的宿舍。骑着毛驴上中学，在报到的同学中我是唯一一个，他们都用好奇的眼光看着我们爷俩。
　　到了宿舍门口，父亲把行李、包裹物品等搬了下来，几个先报到的大同学虽然不熟悉，看见我们爷俩这么艰难，都纷纷上前帮助搬东西，有的还围着毛驴转，感到好玩。父亲进宿舍看了看铺好的被褥，说了句：“我走了！”便出门拉着毛驴向校门外走去。
　　我急忙追了出去，依依不舍地拉着父亲那双瘦弱又长满老茧的手，久久不愿松开。
　　“好好念，等放寒假爹来接你！”父亲那双凹陷、深邃的眼窝有些湿润，急忙扭过身去，沿着来路头也不回地走了。
　　望着父亲那步履蹒跚、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
　　父亲已经走远了，我仍然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向着父亲远去望去，久久不愿离开，父亲那句简短而质朴的话语在我的耳边萦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