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故乡是一个饱含深情的词语，“故土乡情”，是永远挥之不去的牵挂和念想。人假若没有故乡，就像庄稼、树木、花草失去了汲取水分和养料的根须，难以根深叶茂、茁壮成长。正如泰戈尔所说：“无论黄昏把树木的影子拉的多长，它总是和根连在一起。”不管我们走多远，故乡就是我们胸前的徽章，是连结我们与母亲生命的脐带，是深刻在我们身上的独特的胎记。故乡泥土里的气息穿过脚底，径直钻入我们的内心。
　　1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我自豪的说，我的故乡是一个叫白音昌的地方。
　　我是白音昌人。
　　白音昌是蒙语，汉译是富裕的银山的意思。
　　白音昌是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的一个乡，现在撤乡并镇，成了新镇镇一个村。在解放初期，就是一个区公所，真应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道理。
　　对于我，白音昌，不仅曾经是一个乡的名字，而且重要的是我的出生地，我所有与它有关的记忆，都藏在我心里的一个角落。时不时地泛起花来，鼓噪的心暖暖的。
　　白音昌，这三个字，不仅在我的履历上标注了几十年，更在我的心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我这样安慰自己，在白音昌这块地方，在我心中不是新镇镇的一个村，依然是包含许多自然村的地方，犹如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总统普京依然想把原苏联变成俄罗斯联邦一样的心情，我不仅记住了白音昌所辖地形地貌的模样，在我心中还占据重要的地方。
　　白音昌是沟壑纵横的丘陵地区，全乡居住分散，村屯小，人口少，从名字就能表达出来，都是山呀、沟呀、洼呀、窑呀、杖子呀…….
　　考古发现，燕北长城从白音昌穿过，还出土过辽代的碗，在两千年前这里就有人类生活了。白音昌就像这个古老的碗，是白音昌的父老乡亲们用它把我喂养大。
　　我离开故乡近三十多年，但故乡的一切依然鲜活，时常历历在目，魂牵梦绕，最令我念念不忘的是童年和少年，那段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
　　我在这里度过的那些日子，还能与这里的土地一起呼吸，无论什么时候回去，我都能被乡亲们认出来，那么温暖。无论年龄多大，对故乡我都是个孩子，每次走到街上，“你不是孙广志（父亲的名字）的儿子吗？！”我点点头，可我有的却生疏了，不置可否的微笑着走过去。
　　无论我走到哪里，认识了多少人，多少草木，多少眼神，那么亲切、那么温馨，那么熟悉，我都无法忘记，与白音昌有关的事。都闪烁着历史的光芒。
　　2
　　据老人们讲，我们来到白音昌，到我这一代是第八代。1724年（雍正二年）清朝政府迁民，我的先祖叫孙发财，从济南府德州县前孙家庄来到白音昌。先祖有五个儿子，分别为叫孙仁、孙义、孙礼、孙智、孙真，祖太爷叫孙岱、太爷叫孙重地、孙重发。
　　或许当初白音昌这地方是蛮荒之地。我们老祖宗们也许是先来的吧，就落脚在后班鸠沟的上下村，因为北有沟坎南有梁坡，沟底有一条河，可以说是依水而居，就在那梁上梁下圈了一些耕地，1947年土地改革时，那时有地二千三百多亩地。
　　那时全家四代同堂，四十多口人，雇佣着长工。我只记得爷爷是慈祥的小老头，有火药枪，土匪都怕他，据说有次土匪来，来抢马，爷爷用火药枪，一炮就把土匪头子的帽子打飞了，土匪服了，再也不来了。
　　奶奶是一个小脚老太太，信佛，每天烧香磕头，额头都磕了个包。爷爷善待长工，给长工娶媳妇，奶奶每顿饭都要多做两三个人的，给路过的乞丐和村里揭不开锅的人家吃，因此，在划成分时，定了个富裕中农（上中农）。让后代们没有收到什么影响，这也是善有善报吧。
　　文革时，父亲就出去到白音昌粮站当临时工，赶马车，搬运工。母亲和奶奶先后去世，我们姐三个就搬到白音昌乡所在地，叫白音昌村。
　　那是1971年春天，那年我9岁。
　　我的名字是二大爷家孙树峰三哥起的。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我的启蒙老师是四大爷家孙树和大哥教的。
　　许许多多这样千丝万缕的血脉联结、交集和延伸，就是宗亲吧。
　　在每个宗族人心中，都有一处心里的柔软，蕴含着无限的底气和自豪。
　　3
　　白音昌村是公社（乡政府）所在地，坐落位置是南面为青龙山，蜿蜒曲折，峦起伏，北边是丘陵，有个蛤蟆山，好似山神守护着北大门，中间是一片河滩地，牦牛河静静地从村里流过。我们原来住在沟里，犹如井底之蛙，看巴掌大的地方；现在站在山坡看着远山，俯视着牦牛河，那种豪迈气势，心胸格外敞亮。
　　我是喝着牤牛河水长大的，犹如一缕缕血液注入我的脉络，日日流淌至今。
　　村里只有一条街，国道从北坡下来，拐个直角，正对着我们学校院墙，经常出现车祸，尤其是晚上，不注意就冲下路基，车毁人亡，那悲惨的事故，我见过几次，后来将学校的围墙切去一角，事故就少多了。
　　公社所在地，在计划经济时代，那还了得，是一级政府。乡政府、邮电局、供销社，医院、粮站.....
　　父亲在粮站赶马车，当搬运工，后来当质检员，一个没有读几年书的人，坐进了办公室，我对父亲的马鞭子的理解，对肩膀的理解，对智慧的理解，曾经是我的困惑，现在我懂了。
　　我们住在粮站家属房，是连山的土坯房，一排是四户，我们住两间。我们西户是粮站王会计家，东户是老王家，是乡政府的。
　　姐姐犹如小母鸡一样呵护着我们兄妹俩，生怕被别人欺负。西屋王会计媳妇是一个刁蛮、泼妇一样的女人，每天骂大街，很嚣张，每天欺负我们姐三个，实在忍不起，我我们就跟跟她对着干。后来王会计因贪污被判刑后，老女人才得以消停下来。
　　我上学是在白音昌中心校，小学、初中在一起。那是我最美好的童年、少年，最美好的一段日子。
　　风是故乡的呼吸，要想看到更好的日子，风只是呼啸着，因为会吹来什么的气候和天气。
　　在这里生活的人，脸上就像抹了一层黝黑的泥巴，坑坑洼洼的，当然小的藏不住风，也好看也不好看。当年我就带着这个颜色走进旗里、走进青城的，那是山风吹的，大太阳晒的，如今那一层黝黑算褪掉了，但还是山风吹过的脸，那样的脸更健康。
　　4
　　我是一个淘气的孩子。
　　小学时，那时学生负担轻，那时也没有什么可玩的，春天到山上折柳做柳笛，吹的漫天响。夏天去河里摸泥鳅，放在罐头瓶子里看着吐泥。冬天去村前的牤牛河打木陀螺（又叫冰尜），划冰车。秋天上山摘山杏核、捡地骨皮、挖黄芪、柴胡，甘草，卖了买本，一根甘草，能卖七分钱，那时一个本子七分钱。那是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的年代呀。
　　有一次去东山去捡地骨皮，下坡跑时，右胳膊肘脱臼了，让表二大爷给端上的。还有一次，去东梁村四大爷家，村里的井深有三十多米，与树昌弟弟一起，去拉水，为了刹住车，我去后面推闸，把左手无名指压碎了，四大爷还打树昌一巴掌呢。小时候，我骑马、骑毛驴、骑猪，啥都干过，手上、胳膊上、脚上，至今仍留有疤痕。大人说，淘小子出好的。不知道我好到哪里了。
　　我是好热闹的人，爱聚伙，经常跟一帮小伙伴，到水库边上有个小山坳，男男女女去打土坷垃仗，像藏猫猫似的，一会从这里扔出一个土坷垃，一会从那扔出一个土坷垃，打着谁，谁就是输了。每次玩完，都成了土猴，浑身是泥土，但也是乐此不疲。
　　技能最高的就是玩弹弓子，为了做弹弓子，还去粮站，偷着把遮盖库房锁的胶皮割下来，可是太脆。被粮站主任好一顿训。后来就找自行车内胎，听诊器的胶管来做。那时玩弹弓子，就是打麻雀，打电线杆子上的母子，比着赛来，看见有鸟被打下来，电线母子的碎片落地，我们就欢呼雀跃。
　　最恐怖的是我们还玩枪，自己用木头做把，用子弹壳和铁管做枪筒，用门铁闩当枪栓，用火炮子做引子，枪筒里放上枪药、铁砂，用马粪或牛粪堵上，一拉枪栓放响，射出很远，有年清明节，我跟惠峰、林立、于德明四个小伙伴去青龙山上打枪，刚开始，小林哥枪就走火了，打在腿上，我们哥三个轮流把他背回来的，那也有十多里路吧，可我们没有一个感觉累，或许是紧张的吧。从那后，我们再也不玩枪了。
　　放在现在，那是私造枪支，要刑罚的。
　　到了初中时，心也收回来了。散学后，有时被老师安排给同学补课，晚上，天一黑下来，我就去东屋王凤歧家，他是公社干部，会吹笛子，拉二胡，会说书，他给我们讲窦娥冤、西窗记、梁祝.......讲的声情并茂，风从窗外吹来，我们仍沉迷在故事里……回来就看些文学书籍，晚上怕影响姐姐妹妹休息，我用手电在被窝里看书，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名著就是那时候看的。那时我看过《一双绣花鞋》是手抄本反特小说，女特务叫小白鞋，我就给经常穿白色运动鞋姓曾的女同学，起了“小白鞋”的绰号，写在西墙板报上，气得她直哭，被老师好个教育。
　　我还参加了学校的地震测报点。是物理老师马老师组织的兴趣小组，我们每天要轮流值班，记载数据，好认真的，看到那个锥形吊锤，有晃动，有偏移，那就有地震了。邢台地震还有反映呢。据说唐山大地震，群测群防网络还测出来呢，可是没有人当回事，没有人敢做决断。在地震测报点值班时，有一件事让我至今迷惑不解。测报点跟女生宿舍对门，一天晚上，只听宿舍哭天喊地，我们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老师告诉我，说是中“老黄”了，医生给她扎人中，问她在哪里，她说，在黑头山，水帘洞里，后来去人一找，是在学校煤屋子，房梁挂的牛箍子里。成为人们的笑谈。
　　那时我们做了一件全乡瞩目的大事，当时正学的是吉林海龙县五七中学课本，都是修梯田呀，修渠呀那一套，我们学校还响应公社号召，修水库，干了半个月，肩膀子都肿了，脱了一层皮。每次回去到水库转悠，吃着水库的鱼，不无自豪地说，那还是我们四十年前修的呢。吃着也舒坦，味道也香。
　　5
　　在乡村长大，我知道的大地的色彩是五颜六色的，在白音昌这地方，红的是高粱，绿的是草，黄的是谷子，白的是荞麦，蓝色的是水。
　　荞麦花能让一坡白白的，大地通体透亮，高粱花乌黑的浓重了，谷子、大豆、土豆也开花，可是很少有人提起过，以为从来不开花。一到荞麦花开的时候，就有天南地北养蜂的涌来，在地头上支一个帐篷，一家人在那吃住。
　　我跟小伙伴常去村西表二大爷家的荞麦地，看养蜂的。养蜂的看在表大爷面上，或许觉得寂寞，对我们很热情，给蜂蜜，蜂王浆，还学着养蜂的样子，将葵花头，放上蜂蜜，要来蜂王，吸引蜜蜂飞来，弄的满院子飞着蜜蜂。有一次，眼睛和手都被蜜蜂蛰肿了。
　　谷子是山区的主产，产量不高，那可是主食，小米营养好，产妇做月子的必需用的粮食，谁家生小孩，拿几斤小米，几斤鸡蛋就是最好的礼物了。
　　玉米、高粱、大豆、芝麻、土豆、地瓜、萝卜、白菜.......山区杂粮多，蔬菜丰富，换着样吃。
　　白音昌是山区，那些年雨水少，十年九旱，是靠天吃饭的地方。
　　这里的人是最早醒悟的，总是在全通辽地区最早醒悟的。
　　因为，土生土长的农民知道，照耀我们生命的，总是一把把的粮食，这是乡野的赐予。
　　白音昌历史上，有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那是1979年，那时白音昌的农民生活更苦，常年累月地被拴在土地上农民还是难得温饱，属于三靠队，即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花钱靠救济。当时公社书记姓于，个子高高的，壮壮的，嗓门很亮，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在1979年在全地区率先将土地按人口分包到户了。1980年春天这一年白音昌公社春旱，夏天还打雹子，可这个公社队队丰收，家家垒起了小粮囤。农民乐不可支。父亲说，那时到粮站交公粮都排队，在全地区打响了。永远值得怀念。为此，我总为白音昌感到自豪。
　　乡村的生活就是庄稼，顺着庄稼生命的节律，透明的庄稼，把村庄都照亮了。我们都是吃粮食长大的，长得还算结实，皮肤眼睛发亮。
　　6
　　那时，民风纯正，人性淳朴。
　　穷山恶水出刁民，我没有感觉到。只有一件震动全乡的案件，就是后班鸠沟有一姓王的父亲奸淫女儿，公审大会上，被判了死刑。这些年我就没有听说白音昌出过一个臭名昭著、恶贯满盈的人。
　　那时，公社经常举办不法人员培训班，把那些四类分子，小偷小摸，不老实的人员，集中起来进行教育劳动，街道扫的干干净净，公社的园子收拾的整整齐齐。几乎没有听说过发生恶性案件，只是小偷小摸，好多是从辽宁那边过来的。
　　那时乡村的文化生活单调，在学校南面，过去有一个土台子，放电影、唱戏、文艺汇演……算是一个场所了。
　　公社一年也要搞几次次电影。《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苦菜花》…….都是那时看的，不是看一遍，有的看好几遍，都饶有兴味。
　　那时，乡里经常唱大戏，一般都是夏天，一到旱时，乡里就请戏团唱戏，目的是祈雨。我还在小学的时候，六一儿童节文艺汇演时，在那台子上，演三句半呢，那可是跟老师软磨硬泡争取来的。
　　我每年回去过年时候，村里都组织秧歌各个单位、挨家挨户拜年，单位给两天烟，各家各户给上几盒烟。扭秧歌的人都是义务的，报酬就是分几盒烟，难得乐呵。
　　现在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活动却少了，也许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难得回来几天，老人们又不想组织，怕麻烦，找扭秧歌的人就得雇人，上哪找钱去呀，可是现在村里赌博的人多了起来，“腰里掖一副牌，见谁给谁来。”把一年打工挣那点钱挥霍完才消停下来。信各种教的人多了起来，经常组织教徒礼拜，活动很活跃。村干部召集个会可难了。有人说，村长不如教主呢。
　　正如毛主席说的社会主义阵地，你不去占领，就有人去占领。
　　正如有人所说，这个世界充满了烂泥和芳香。
　　其实光一直都在，我们只是需要一点时间，来适应。
　　7
　　1978年，我16岁，考上旗一中了。
　　我是坐拉沙子的拖拉机去的旗里，那天没有班车。
　　我在旗里学校住宿，我从此就离开了父亲、姐姐、妹妹，离开了家。
　　1980年高中毕业，暑假，那年我18岁，第一次远行。我跟德明一起，借了尹老师的自行车，翻山越岭，去阜新市福兴地镇，吃了两根油条，喝了一碗豆浆就跑回来，来回一百二十里路，不仅把尹老师车子摔坏了，我自己也累坏了，我沉睡了三天，正好清醒那天，大学录取通知书也收到了。
　　对于那次骑自行车远行，多年以后，我见到尹老师还不好意思呢。
　　第二次远行，也是1980年秋季开学，我考到扎兰屯农牧学校，要做十八个小时的火车，我离故乡白音昌越来越远。
　　在我上大学期间，粮站在北梁上盖了砖房，分给我们两间。后来姐姐、妹妹相继出嫁，继母也进了家门，那是父亲的老屋，继母的老屋，也是我的老屋。那是让我受用的是家的温馨。
　　父亲在院子里打了井，园子里种菜，房前屋后栽了不少杨树，继母养几口猪，养几只鸡，后来年龄大了，只养几只鸡。
　　毕业后，我分到旗里工作，但是为了奔波和生活，我时常回白音昌，与父亲和继母团聚。但总是住不够，这里储存了我许多美好的记忆。它像是一坛窖藏的陈酿，醇得醉人。忍不住思念的折磨，时时想打开它；又唯恐一开启，窖封的香气就会飘散。
　　每次回到白音昌，与故乡的泥土妥帖着，闻着故乡的气息，便放松身体，放松灵魂，不由得沉陷于这山这水这情的缠绵中。
　　每次我回去躺在热炕上甜甜的睡觉，早晨都被清亮的鸡鸣叫醒。
　　8
　　弹指一挥间，当我离开白音昌这些年，白音昌的变化是很大的，可探的资源也是丰富的，石碑村的石灰石，石匠沟的花岗岩、岱玉山的板岩、凤凰岭的铅锌，大黑山的大理石......在平顶山，有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发现的麦饭石，就在这里，那里的人连猪圈都是麦饭石砌的，是个长寿村，被誉为中华麦饭石，麦饭石保健用品享誉全世界。乡的东面，有一个三十万吨的水泥厂。
　　白音昌，富裕的银山，前辈们在取地名时，是又前瞻性，是有预言的吧。
　　我没有参加过白音昌的土地改革、没有参加集体合作社、没有参加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我就是故乡的一个游子，我却见过故乡的集市。我在白音昌生活的时候，我买东西是去供销社，只有一家店铺。多年后，我却见证了集市的繁荣。每周三次集，仅有的一条街道，有辽宁的，有旗里的，天南地北的客商，有卖牲畜的，卖菜的，卖衣服的、卖日用品的，买日杂的，应有尽有，讨价还价，生活的丰富多彩，事物的万花筒，从日出到日落，在喧嚣中走向萧条。集市是活的历史。
　　9
　　后来公社改成乡，2000年又撤乡并镇时，我离故乡白音昌更远了，我已经来到青城。
　　我感触最深的是，白音昌名字淡多了，不出名了，不如平顶山出名了，因为那里有麦饭石。
　　乡村的人感到很恐惧。我记得有人给我讲的故事，有一位老乡干部，面对撤乡并镇，面对工作和生活了几十年的乡政府，再明理、再坚强，都变成一个只讲感情，只眷恋村庄的老人了，他一说起，就痛哭流涕，逢人便说，我快退休了，就不想挪窝了，怎么办？。还有一个吃低保的老农民，坐在乡政府门口，像孩子般的赖着不走，睡在门前，不想起来，魂魄丢掉，如同死掉一样难受。念念叨叨的，你们走了，谁管我呀。好像新镇镇就不是老百姓的政府似的。
　　那是2011年6月份，继母去世，父亲搬离了白音昌，到大姐那，老屋被卖掉了。姐姐担心怕父亲还回来，就“断了老爹的念想。”
　　我也很念旧，我走前又去原来的乡政府去看了看，原来的乡政府大院成了一家货运公司的货场，但是办公房子还在，房檐上的红色五角星和建筑年月清晰可见，凸显斑驳流离，破败之势。昔日的庄严，已不复存在。
　　望着熟悉的乡政府，很怀念；望着原来乡政府院落破败的样子，很心酸。我也有些埋怨，因为乡政府不在了，我的老屋也贬值了，一个三间瓦房、一亩地的院子，百十棵杨树，卖了不到两万元钱。
　　我知道父亲平时就是打理小院，侍弄菜园，修理树枝......读懂父亲为何再忙，每天都要在屋前屋后转上几圈，像是欣赏自己的杰作。得闲就打理小院，侍弄花草，那是他对家的营造，对老屋的情结。
　　我又领着父亲去白音昌仅有的一家澡堂子洗澡，那是我平生第一次跟父亲俩人一起洗澡，我第一次为父亲搓背。望着父亲佝偻的身子，那沉默的影子，我理解父亲即将离开白音昌的心情。
　　父亲就像一株老庄稼一样，依恋土地，依恋村庄，舍不得祖祖辈辈生活过的村庄。
　　他知道，自己一旦离开就回不来了。后来，他经常打电话给老邻居三舅母，问这问那。他心里的眷恋，心里的疼，只有他自己知道。
　　背井离乡，是怎么样的疼。我也如此呀。
　　当我那次离开白音昌时，我站在院内，看到老屋的前前后后，父亲栽种的杨树摇曳着，唰唰的响着，那些归巢的鸟儿，暮归的老牛，跑着的鸡，遗弃的老屋形同父亲一样佝偻的老人。闻到诱人鼻窦的泥土的香味，院中那棵孤独苍色的杏树比老屋还老。百感交集中，让我愧疚的是说卖就卖了。
　　老屋就要易主，我向那些熟悉的东西告别，那一砖一瓦、那一草一木，这些都是我今生今世在白音昌生活的证据啊。
　　当老屋放弃了，我所有回家的脚印，是不是都迈上了虚无之途呢？！
　　10
　　我又回到白音昌地界了，而是以这样一种角色回去的。是带着父亲的叮咛回去的。
　　年前父亲去世后，这是父亲离开白音昌三年后，我将父亲葬在祖坟了。父亲临终前，孙树和大哥问他回祖坟吧，她眨眨眼。过了四十天后，孙树和大哥也意外去世了，也去了祖坟，死了也是白音昌人。
　　一眨一闭之间，是对祖先的承诺，是落叶归根。
　　祖宗八代都有人葬在白音昌，葬在祖坟里。子孙还有很多人在那里生活。
　　白音昌在我的灵魂里，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无论在哪里，我都不曾离开他，那是我初来到人世的地方。“我的胎盘就埋在那里，我最先闻到的就是母乳的芳香和土地的味道，最早触摸的就是肌肤、棉布和泥土，最先听到的就是人语、鸟鸣和风声。”
　　我的根还在那儿，我是白音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