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清凉的北京地铁站，置身于“秋老虎”肆虐的一个下午，我在菜市口大街与陶然亭路交叉的十字路口等了等绿灯，便不顾毒日的炙烤，急匆匆赶往陶然亭公园。

　　

　　以清代名亭陶然亭得名的公园，不亚于现存的皇家园林，但是我无意于园内的草木葱茏，楼阁参差；也无意于林间名亭荟萃，清泉流韵；更无意于湖面莲花曼妙，轻舟荡漾……只想弥补多次来北京的未遂心愿，凭吊一位与京城的一段历史有着紧密联系的传奇人物——赛金花。

　　

　　穿行在临湖的石径，成排的柳树上秋蝉恬噪声不绝，不禁想像一百多年前“庚子国难”时乱纷纷的社会景象，脑海里浮现许多电影镜头似的碎片：同样是立秋时闷热的那些日子里，狼烟遍地，“精于骑射”的清朝军队和“刀枪不入”的义和团被洋枪洋炮击溃，慈禧太后挟持光绪皇帝仓皇出逃，八国联军攻入京城，奸淫掳掠无恶不作，生灵涂炭。乱世之中，力挽狂澜的却是赛金花这位精通德语的青楼女子，她来到八国联军总司令、德军元帅瓦德西面前，力劝整肃军纪，游说休战议和，拯救了苍生。时人对赛金花褒贬不一，褒扬者追捧其为“议和人臣赛二爷”、“护国娘娘”；贬低者则深挖其“老底”，津津乐道于花边新闻，说她原为烟花柳巷雏妓，被状元洪钧赎身当了小妾，随夫出使欧洲时勾搭上瓦德西，夫亡后再度为妓，恰好赶上这场鸳梦重温的“床上救国”戏而已——曾朴的小说名著《孽海花》就是一例。

　　

　　临湖石径的尽头，那人群密集的地方，是一片正在举行恐龙科普文化展的小树林，许多仿真恐龙声嘶力竭地吼叫着，吸引了人们争相合影。打听赛金花墓的所在，接连问了几位年轻人，他们都不知道赛金花为何许人。

　　

　　东湖畔，一位垂钓的大爷告诉我，赛金花的墓，原本斜对着陶然亭，可惜“文革”中红卫兵不允许“为妓女树碑立传”，捣毁了墓，只剩下散落的墓碑被存放在慈悲庵里。

　　

　　聊起在陶然亭建墓的来历，大爷滔滔不绝。“庚子国难”以后，清政府与八国联军签订了最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洋人罢兵，“老佛爷”回到朝堂，乱哄哄的论功行赏却没有赛金花的份。相反，两年后赛金花因“虐婢案”吃尽官司，随后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1936年的寒冬，一个孤老太太裹着破棉被在北京居仁里小胡同静悄悄地离世，人们这才发现她就是差不多被遗忘的赛金花。文人墨客对这位曾经名噪一时的人物最终穷愁潦倒地死去，极具同情，争相作挽联，发表纪念文章，著名剧作家夏衍当年创作了话剧《赛金花》，王莹出演女主角一举成名，连影后胡蝶都想在银幕上扮演赛金花。在好心人的筹划下，社会各界人士捐了棺材和丧葬费用，慈悲庵的和尚捐赠墓地一方，“出殡之日，虽雨后道路泥泞，但沿途摆设路祭者，络绎不绝”。赛金花的墓建得豪华别致，墓碑为中国石公司镌赠的黑色大理石，由前清遗老喻长霖撰额，潘毓桂撰文，吴炳麟手书；墓旁还有记述赛金花生平的三块石刻：书画大师张大千所绘《彩云图》，一代诗宗樊增祥作的长篇叙事诗《彩云曲》和《彩云后曲》。聊到此处，大爷唠叨着，这些可都是珍贵的文物啊，本该好好保存的。

　　

　　从陶然桥往西进入湖心岛，两旁绿草萋萋，荷叶田田，莲花妍妍，近处可见一座外墙缠满爬山虎的高台，其上古木森然，楼阁数间，一块匾额上赫然题着“陶然亭”三字，那便是我要寻访之处了。人们常说的陶然亭，其实并非真正的亭子，而是慈悲庵内西侧的三间敞轩。拾级而上，来到一棵充满沧桑的老槐树下,抬头就见慈悲庵的山门。

　　

　　可是，踏遍所有的陈列室搜寻，只见图文并茂的专题展览众多，却不见了赛金花的墓碑、石刻。我很不甘心，向一位女管理员询问，她沉吟了片刻说，可能就是公共厕所旁边地上那一堆吧。

　　

　　我心存诧异，顺着她所指，试探着去寻找，真的发现了重叠堆放着，在太阳底下暴晒的诸多石碑、石匾。一块高约两米的黑色大理石墓碑，被底座压在下面，只露出局部，我拂了拂上面的落叶与灰尘，只见碑额上清晰地露出阳文篆书“姑胥赵灵飞之墓表”及行书“丁丑孟陬，八一叟长霖”。光绪乙未科榜眼喻长霖是我的乡贤，其书法丰腴圆润，雍容华贵，一眼便能认定无疑，碑上所称“赵灵飞”正是赛金花的原名。

　　

　　紧接着，发现旁边散落着的，竟是张大千名作《彩云图》的碑刻。《彩云图》取自赛金花曾用过的艺名傅彩云，碑长1.7米，图中赛金花如九天玄女腾云驾雾而来，飘逸灵动，旁有书法名家张伯英的典型的魏体楷体大字“樊山词翰”，结构严谨，恪守法度。“樊山词翰”并非是为张大千《彩云图》的题词，而是给樊增祥（别字樊山）作品《彩云曲》所做的引首，且从字面上可以直接看懂，这是赞美樊增祥文采斐然。诚然，进士出身的樊增祥是我国近代文学史上一位不可多得的高产诗人，一生中创作诗词三万余首，并著有上百万言的骈文，其中长诗《彩云曲》、《后彩云曲》堪称代表作之一，将赛金花传奇的一生描绘得酣畅淋漓，一时风靡全国，以致被誉为清版《长恨歌》，成为千古绝唱。

　　

　　可惜的是，我遍寻不见《彩云曲》、《后彩云曲》石刻。继而又发现一块张伯英落款的碑刻，这是他为慈悲庵住持德昆所写行书《都门纪胜碑》，记叙慈悲庵重新修葺的经过，并对古迹的兴衰与保护颇多感慨，字体流畅自然、活泼灵巧、布局得体，错落有致。叠在其右的，还有一块断成三截的碑，由于文字模糊，分辨不清。紧挨着的，有两块汉白玉碑刻《兰竹图》，行草龙飞凤舞，画面颇具文人风骨，那是民国兰石画家彭八百作品。而与赛金花墓碑并排卧在底部的，是另一块硕大的墨玉墓碑，刻着辛亥元老、著名书法家于右任的草书，龙飞凤舞，可读出“康心孚先生之墓”等字迹。

　　

　　落叶覆盖的地上，还有一块相对偏小的石匾，细细辨认，是清末民初国学大师陈尔锡的草书“皆大欢喜”石刻，原是陶然亭南房方丈室的门额，不知咋地也被搁置在这里。我怔怔地立在现场，搞不懂这“皆大欢喜”四字究竟是讽刺了眼前的场景，还是讥笑了我深感悲哀的情绪。我好不容易定了定神，却终究想不明白，这么长的岁月，这么大的都市，这么大的公园，还有慈悲庵的大慈大悲，为什么就容纳不下这几块石碑、石匾呢？

　　

　　想起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中心广场，有一尊撒尿男孩的铜像，那是为了纪念一位名叫于连的孩子，用一泡尿浇灭了敌人点燃的炸药导火线，拯救了全城的历史。小英雄的铜像矗立至今已有四百年了，是游客必访的著名景点，而赛金花同样拯救过一座城市，难道只因的个人“成分”问题，做事出发点存在争议，注定要被世人遗忘？被历史遗忘吗？

　　

　　历史是一面多棱镜，想要全面理解须从多重视角来审视。自古英雄不问出身，在中华民族遭受列强凌辱的年代，真豪杰严重匮乏，卑躬屈膝的跳梁小丑倒层出不穷，一个弱女子在国家危亡之际，尚能挺身而出，不正是另一版本的“花木兰”吗？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北大教授刘半农采访晚年赛金花时，赛金花欣然留墨迹“国家是人人的国家，救国是人人的本分”，足以让无数七尺须眉汗颜。

　　

　　不知过了多久，听见慈悲庵的保安催促要下班关门了。于是，我朝石堆拜了三拜，悻悻地作别。

　　

　　此时，夕阳的余晖洒落在湖水与树林中，金黄金黄的，增添了几分怀旧的色彩。无意中发现湖边生长着几株彼岸花，妖艳地绽放着，那触目惊心的赤红，如火，如血，如荼。佛家语：开到荼蘼花事了，只剩下开在遗忘前生的彼岸之花。它是传说生长在冥界三途河边的引魂之花，花香有魔力，能唤起死者生前的记忆。赛金花如果有后世，不知是否来过陶然亭？若来过，看到墓毁碑弃，不知会作何感想？

　　

　　公园里倦鸟纷纷归林，游人渐渐散去，中华名亭园的竹林深处飘来昆曲练唱声，像是《牡丹亭•游园惊梦》的唱词，一字一句百转千回：“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以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

　　

　　悲凉的曲调与哀怨的唱词，像一支利箭射穿了我的心房，在我打了一个寒颤之时，它似乎又掠过树梢，掠过屋顶，射向晚霞绚烂的天际，可能要去穿越过往的时空。

　　

　　2015年10月作于雅集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