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

　　——岁月划痕之五十三

　　第一次进入图书馆读书大概在1961年，那时我正在保定市厚福盈小学读书。但进入的不是我们学校的图书馆（我们学校就没有图书馆），而是莲池里面的一家图书馆。

　　那时正是秋天，下着似有似无的小雨，我和同学冒雨走到莲池。我们要进的图书馆是座西洋风格的灰砖二层楼，大门上面有“直隶图书馆”的字样。

　　图书馆里有阅览室，老师就安排我们在那儿看书。阅览室里有开架的报纸杂志，可以自由翻阅。

　　看的什么书已记不起来，只记得书很有意思，在那儿看书的感觉也很好，遗憾的是老师再也没有组织我们去过。事后老师曾让我们写记述此事的作文，我猜着老师可能就是为了写作文才组织我们去的。

　　我很想再到图书馆看书，但担心没有老师带着人家不让进。有同学就告诉我，有借书证就能到里边看书，还能把书借回家。不过我想当然地认为图书馆不给孩子办证，因为我去莲池玩儿，看到进出图书馆借书的都是大人。于是我就盼着自己尽快长大，也能理直气壮地去办借书证。

　　没想到我考入保定五中，学校就有图书馆。我是1963年考上保定五中的，开学前保定刚发过大水，报到时发现校园里好多地方在晒被水淹过的书，书上都盖着保定五中图书馆的印章。知道了学校还有图书馆，我高兴得不得了，我也能到图书馆借书了！

　　学校的图书馆位于南楼（后来南边又盖了新楼，就成了中楼）二层最东边。我们班的教室就在图书馆的下边，从西边的楼梯上去就是图书馆，借书很方便。

　　图书馆并不大，它占用的就是一间教室。它的东门已封死，只留下了西门。迎在门口的是课桌，课桌后面是一排排两面都可以放书的书柜，书柜上满满当当地都是书。管理员就在门口，要借书得由她登记，再由她给找出来。

　　我最想借的书是《封神演义》。小时候我特别喜欢听《封神演义》的故事，但通过看小人书或听评书，知道的故事情节都支离破碎，所以我想借书系统地看一遍。可管理员却说没有这本书，于是我又借《飞出地球去》。这本书是我报到那天翻看图书馆晒的书时发现的，觉得有意思。

　　借到这本书，我很认真地读了一遍，长了好多天文知识，可班里的同学没人议论行星、恒星、星云、星系之类，他们都议论小说中的内容，听着比《飞出地球去》更有趣，于是我看过《飞出地球去》之后也改借小说。

　　我按同学的推荐，借了一本名为《小城春秋》的小说，这是我读的第一本真正意义的小说，上小学的时候我读过《小布头奇遇记》、《小苍蝇是怎样变成大象的》，都是少儿读物，情节简单。还读过父亲的《一千零一夜的故事》，虽然非常有趣，但它是一本故事合集，不是真正的小说。而《小城春秋》里不仅有好多人物，还有精彩复杂的情节，上来就是宗族械斗，中间还搞三角恋爱，最后是大劫狱，让人看着很过瘾。里边的正面人物，都是为了理想不惜牺牲一切的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令人可钦可敬。

　　看了《小城春秋》之后，我又借了《三家巷》，虽然写的也是革命青年成长的故事，可好多地方婆婆妈妈的，不爽快。

　　之后，经同学推荐，我又阅读了《野火春风斗古城》、《红旗谱》、《敌后武工队》、《烈火金刚》等反映保定革命斗争的小说，很为保定人民的革命斗争精神而自豪。

　　这些小说，作者是保定人，写的又是保定的事，所以在保定自然反响强烈。喜子的妈妈就说，她觉得当年发生在红关帝庙那儿的一件什么事儿，应该就是《野火春风斗古城》中那个韩燕来干的。

　　美章照相馆还挂出了《敌后武工队》汪霞原型人物的老大个儿的照片。看了照片，人们议论纷纷，怎么这么老啊？推算起来应该比魏强的原型岁数大不少啊，能是恋人吗？于是人们猜测是作者冯志为了给小说添“作料”，搞得“拉郞配”。魏强的原型叫魏树槐，后来任河北影剧院的书记。大概在1995年，我所在的保定日报社的发行人员在河北影剧院前边设点发行报纸时，因占地儿的事儿与他打了架。报社当时在全市设了好多处发行点儿，涉及到的单位都很配合，唯独他这儿起了纠纷，我猜着没准与他的老革命的身份有关。

　　我还看了一本反映军垦生活的小说《军队的女儿》，让人对边疆的军垦生活心生向往（受此影响，后来我还真的去了内蒙兵团）。

　　再后来，我迷上了无线电，就基本不再借小说，而是借这方面的书籍了，先后借过《少年无线电爱好者》、《少年无线电》、《少年半导体收音机》等书，并看着这些书，试装成功了矿石收音机和半导体收音机。

　　我上五中之后，我还和同学一起去过保定市图书馆。保定市图书馆位于环城西路，离我们学校不远。图书馆有个很大的阅览室，里面有很多桌椅，很亮的日光灯，还很安静，特别有学习氛围，我们有时就去那儿复习功课。进阅览室不要证件，随便进，只要不吵不闹地学习，没人管你。阅览室里有多种报纸，可以翻阅。还摆了几盆花，是文竹，栽在了陶土盆中，而陶土盆外还套着白瓷盆，上面有蓝色的图案，看上去很古雅。坐在花盆边上学习，感觉自己都像古代士子了。

　　大概在1964年秋冬，我看的那本小说《三家巷》被报纸批判了，同时被批判的还有这部书的第二卷《苦斗》,好像是说它宣传了“阶级调和论”、“阶级投降论”。

　　同时被批判的还有电影《北国江南》和《早春二月》。我们学校组织我们看了这两部电影，还让我们批判。我们的批判主要是读报纸。记得当时给它们定的罪名，是宣传了资产阶级人性论。那时候讲究“亲不亲，阶级分”，只能讲阶级性，讲人性就会被扣上“资产阶级”的帽子。印象中《早春二月》挺有人情味儿，挨批不冤，而《北国江南》挺讲阶级斗争的，不知为什么也挨了批。

　　后来，我看过的书籍，陆陆续续都受到了批判，好像《野火春风斗古城》是美化了敌人（伪团长关敬陶），《红旗谱》是歌颂了王明错误路线。

　　接着又搞文化大革命，几乎所有书籍都成了“毒草”，古典书籍是“封建主义”，苏联书籍是“修正主义”，西方书籍是“资本主义”，左翼文人及新中国建立之后的书籍是“文艺黑线”的产物，总之，除了“马恩列斯毛”，其它书或多或少都有“毒”，都被贴上了“封资修”的标签。

　　大概是怕我们受到毒害，也可能是担心造反的学生洗劫图书馆，学校不但关闭了图书馆，还安排校工刘福海把图书馆的门窗用木板、木棍钉了个严严实实。

　　就在大批判搞得如火如荼之际，同学之间却开始偷偷传阅“封资修”书籍。此时老师们因为传播“封资修”毒素，都成了学生批判的对象，不被揪斗殴打已属万幸，哪还有胆儿过问学生的事。于是学生们翻了天，以学校主人翁的姿态为所欲为，，自然，偷偷看点儿被批判的书就算不得什么了。

　　传阅到我手里的第一本“黒\书”是《醒世恒言》下册，竖排版，繁体字，看着很不习惯。但别人都说好，就硬着头皮看。一看进去，就觉得很有意思。本来想边看边批判，可深入情节就把批判的事儿忘得一干二净了。书中都是一个个并无关联的小故事，记得有“飞剑斩黄龙”、“火焚红莲寺”，还有一篇叫“金海陵纵欲亡身”，只有目录，没有内容，却让我猜着应该更有意思。

　　看了下册，我就想找上册，可一直没找到。有同学告诉我，不一定非找这册，这个系列的书一共3本，合称《三言》，除了《醒世恒言》，还有《喻世明言》和《警世通言》，一共6册呢。另外类似的还有《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合称《二拍》，也有4册。于是我放宽了寻找范围，但最后只找到了《初刻拍案惊奇》上册，其它的就怎么也找不到了。

　　不过这册书却给我提供了找书的新线索——书中学校图书馆的印章透露了这些书的来源。

　　图书馆已经封了，偷书的同学怎么进去的呢，我决定去看个究竟。当然，我也做好了进去偷书的思想准备，所以专门赶在人们中午回家吃饭时去的。

　　到那儿一看，门和大窗上所钉的木板、木棍完好如初，只有门上边那个小窗户不仅木棍被拆除，连窗扇也被卸掉了，而门框上所钉的木板、木棍上留着杂沓的鞋印，一看就知道小偷是从那儿钻入的。

　　看看周围没人，我也跳起来，手扒着小窗户框，蹬着钉的木棍，钻进了小窗户。落地一看，图书馆里真是着了贼，书架东倒西歪，上面基本已没有书，地上倒是乱七八糟地堆着烂纸和破书。情况表明，我来晚了，只能拔橛了。

　　我在地上的破书中翻腾，发现了一本很薄的小册子，已没有封皮儿，从扉页看是王力的《诗词格律十讲》（我曾以为作者是中央文革的那个王力，后来才知是两个人），翻了一下内容，是讲怎么写诗词的，那时候我正着迷毛主席诗词，可又不知怎么弄懂，觉得这本书没准能帮上忙，就决定把它带走。继续翻，又发现一本介绍古典诗歌的，只是品相太差，肯定是被1963年的大水泡得地厉害了，不仅纸张扭曲变形，还粘在一起不好翻页，就不想要它。可看里边的插图还不错，像解放前的连环画，就撕下来，夹在了《诗词格律十讲》里。继续翻，没有新发现，看来先行者是好赖通吃，别说多数人喜欢的小说，少数人喜欢的无线电书籍，就是没人喜欢的《原子的秘密》，都不给留下，我很失望又从小窗户钻出去。

　　回家后我认真地看了一下那本小册子，感觉讲的那些知识虽不太好懂，但例诗例词非常棒，就念啊背啊，现在我还记得最后一首是李清照的凤凰台上忆吹箫。因为我去内蒙兵团时也有些离情别绪，就照着它生搬硬套地填了一首，以坚定自己奔赴边疆的决心，所以印象特别深刻。词如下：

　　别古城

　　高举红旗，远征塞外，满腔热血奔流。任雨急风骤，恶浪迎头，不怕千难万险，更莫道、别苦离愁。决然走，喝干饯酒，执手别秋。

　　休休，这回去也，有领袖批示，勇进不留。定挥抢跃马，震慑敌酋。重整边疆天地，让戈壁、化作绿洲。绿洲上，凭添麦浪，新起高楼。

　　印象中，我没有写的愉悦，只有凑的痛苦，反反复复改了好长时间才定稿。

　　这是我第一次仿写古诗词，还竟然成功了，我很有成就感，也对传统文化平添了热爱。

　　于是，我整天抱着这本很薄的没有封皮的小册子琢磨，照葫芦画瓢地炮制歪诗。可后来发现汉语拼音的四声无法对应诗词的平仄，汉语拼音的韵母也无法对应诗词的韵部，怎么也写不成合乎标准的诗词，最后只好无奈地放弃。

　　这时，有战友向我借这本书，我就痛快地借出，后来竟然还忘了催还。现在想起来很后悔，感觉它也是我兵团生活的见证，应该作为兵团文物收藏。

　　兵团没有图书馆，我们看书主要靠互相串换。记得我曾借到过一本高校教材《中国文学史》，如获至宝，是边看边抄，抄满2个日记本，之后有空儿就翻看。

　　1975年10月，我返城回到保定，进了一家小塑料厂。小厂自然没有图书室，我看书就主要靠买了。那时挣钱很少，感觉新华书店的书都贵，喜欢从旧书摊淘两三毛钱一本的旧书，我的好多外国文学名著就都是从旧书摊淘的。

　　另外，还从天津亲戚处淘了一些旧书，主要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出版物。亲戚做小生意，从废品站买了一堆旧书，要拆散做包装纸。因为我常从旧书摊买书，对此很敏感，立即从中淘宝。很快就挑出二十几本，有《桐柏英雄》、《马兰草》、《扎西梅朵》、《三辈儿》、《白兰花》、《英雄赞歌》等等。这些书的扉页上都盖着图书馆的章，有天津九一中学的，天津五七中学的，大概是学校要肃清文化大革命的流毒，把它们统统卖给废品站了。可我觉得它们是特定时期的特定产物，有资料价值，就不辞辛劳，打捆提回了保定。

　　1983年我考入河北大学函授汉语言文学专科，需要扩大阅读面，而手头哪点儿书远远不够，于是又想起了保定市图书馆。那时办借阅证要有单位的介绍信，而那个时段我正在办工作调动，找原单位开信不合适，找新单位开信又有点儿为难，就让妻子从她们单位给开了一封。1984年9月22日，我才办好保定市图书馆的借阅证。办好借阅证我立即借了一本《外国文学简编》，因为函大正上外国文学这门课程。

　　我本计划把自己想看的书都借出来，好好地过把读书瘾，只可惜借过这本之后，就戛然而止。1984年10月底，我参加了保定市报社招聘考试，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11月底就上了班，之后就是紧紧张张的开会采访写稿，写稿采访开会，再无闲暇跑图书馆。

　　保定市报社是新组建的单位，连办公场所都没有，借住在保定市青少年宫。青少年宫位于五四路与新北街交叉路口的东南角。保定市报借用的是一楼，一楼以上是保定团市委的办公地和青少年宫活动场所。一楼只有七八个大房间，十来个小房间，要安排7个业务部室，4个行政科室，还要安排领导办公室和一些职工宿舍，房子相当紧张。可就在房子如此紧张的情况下，竟然还安排了一间大屋做资料室。

　　虽说是资料室，可里面除了有全国各地的报纸和各种杂志，还有不少图书，新闻的，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文艺的，方方面面，简直就是图书室。报纸杂志只能在现场阅读，书籍则可借阅。资料室发的借书证我现在还保留着，上面记载是1985年2月5日发的。

　　资料室和我所在的政教部是对门，我有空儿就过去转转，看看又到了什么新杂志。我喜欢看《美术》，因为刚上中学时我曾幻想着当画家。

　　1988年我担任了总编室的副主任，有了为资料室增砖添瓦的责任（资料室由总编室管辖），开始关注书展书市信息。我曾参加了1989年8月的北京书展、1990年6月的保定书市，为资料室购了不少书。

　　1990年10月底，保定市报社搬入新竣工的编辑部大楼，资料室也鸟枪换炮，有了宽敞的阅览室和贮藏室。1991年8月底，我又南下广州，从广州书市为资料室购了不少书。

　　在报社工作期间，我也曾多次去保定图书馆，但不是借书，而是为了工作。

　　1985年初，我刚到报社工作时，政教部领导安排我办“科学宫”专版，怕我闹稿荒，向我推荐了几位铁杆通讯员，其中一位就是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他接触的资料多，特别擅长写科普文章。我曾多次找他约稿。

　　另外，我还曾到图书馆借阅并复印过1948年的《新保定日报》和1949年的《保定日报》，时间是1990年10月。当时我承担了撰写《保定报志》的任务，需要查阅各个时期的旧报纸，而保定市图书馆就收藏着解放初期的市委机关报。因这些报纸成套存世的极少，所以非常珍贵。我怕图书馆不同意借阅，特意找当时的市委秘书长靳伯仁搞了个批示。

　　图书馆非常配合，不但让我翻阅，还同意我复印了全部合订本，只是不让带出图书馆。复印的合订本我至今珍藏，看到它我就想起图书馆对我的支持。

　　1999年保定市图书馆搬到朝阳路新址，2000年我搬到报社在朝阳路的新宿舍，我家与图书馆成了近邻。但我去得并不多，好像只到里面看过两三次书画展。

　　我退休之后，随子女到北京生活，保定的图书馆、报社的资料室都派不上用场了。可网络给我带来新的读书途径，百度一下，一般都能找到自己想读的书籍，还有专门的读书网站提供服务。只是此类网站沉沉浮浮，很不稳定，于是我批量下载书籍，建立起自己的书库。

　　网上搜索，一般很难找到古典书籍，我就想到数字图书馆碰碰运气，2014年6月，我一下子注册了4家，其中中国国家图书馆办的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最棒，能找到很多心仪的书。

　　没想到，不用出门就能畅游国图，真是太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