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取名
1976年9月1日，在伟大领袖离开人世的前一个礼拜，我在二哥的带领下，到我们生产队国军兄家里报名上学。国军兄是我们同宗兄长，中学毕业就任民办老师。说是报名，其实我连学名都没有。出生时，父母只给我取了个乳名，叫海猪（因为猪不好听，大人就叫海洲）。为什么取个动物的名字，主要是考虑到好养，希望我们能象动物一样具有超强的抵抗力，不择食，也不容易生病。当时我们同时代小伙伴中有动物名字的，远远不只我一个，什么猫娃儿，马娃儿，羊娃儿，狗娃，骡娃儿等，只要身边有的动物都有这个名。家禽和野兽的名字除外，估计家长怕孩子像家禽一样容易生病或像野兽一样跑出去不回来了。
到了国军兄家里，也就是我们当年要上的“学校”，老师问我叫啥名子，我二哥说不知道。国军兄就当场给我取了现在这个名字。姓是家族定的，永远改变不了，第二个字因为我是男孩，也必须遵从族规也不能变，老师只给取了最后一个字：志。意思是希望我将来要有志气，通过读书，改变命运，不能再这样贫穷下去。
二、游击学校和教室
我上小学的六年（二年级留了一级），一共换了六个“学校”，七八个教室。第一个“学校”，就是国军兄的家，教室就是他家的堂屋。由于我们这个年代的人，是上世纪人口出生的高峰段，孩子多，大队的小学肯定容纳不了，各生产队就自办学校。我们河丰大队第三生产小队单独设立一个学校。当时，学校除了一个民办老师，几乎没有其他设施。需要投入的，就是生产队请木匠做一个黑板，然后用生产队自己割的土漆一刷，凉干后就能写字了。课桌用生产队那种旧的墙板（夯土墙用的模具），下面砌几块土坯。凳子我们从自家带。印象中，同学们喜欢乱拿凳子，我们放学回家时，就把凳子用草绳背在肩上，第二天再背到学校。由于国军兄家只有一个厕所，男生女生分批上厕所。从那时起，每一个男生就对女生上厕所充满无限好奇。
因为只有一间屋，教室也只能用一间房。当时一间教室里又分五个年级，由前到后共五排。五年级的学生个子高，坐后面，刚上学的坐第一排，按年级依次就坐。老师上课时，一节课只能给一个年级的讲，其他的自习。五个年级，只有一个班长，班长叫王运志，我的名字中最后一个字，可能是借鉴他的名字吧。王运志的父亲是大队书记，书记的儿子当班长，有威信，好管理。那时还好，高年级的不欺负低年级的，不象现在高年级的同学擂肥，向低年级的同学要钱买东西吃。
一年级没上几个月，我们的“学校”和教室又搬地方了。这次是把生产队我们叫“大屋窖”地方腾出来，给我们当教室。所谓大屋窖，就是当年储藏红薯种用的温室。冬天的时候，生产队把红薯种选好，统一放到这个屋子。这个屋子，墙体很厚，只有几个很小的窗户，用来调节温度。屋子中间是一个露出地面几十公分的卧式烟囱，用来烧火时散热保温。当时整个屋子都充满一种福尔马林的防腐剂的味道。大屋窖虽然也不好，但离我家近，课间休息的时候，我可以跑回家拿冷红薯吃。这个“学校”，是我上学生涯中最有优越感的学校，这份优越感就是离家近。后来若干年的时间，我都特别羡慕学校周边的同学，饿了可以回家拿东西吃，渴了，可以回家喝水。
到了二年级，我的“学校”又搬家了，搬到了四队的陈功强家里。这时，三年级以上的都到了村小，只留下我们二年级以下的在这里。学生来源主要是三、四两个生产队的孩子。陈功强家里好像是富农成分，我的印象中，同村的人就他家里的房子最多，三间正房，还有一间横屋。那时住他家的房子，是大队的决定，并不给房租。他当房东最大的好处，就是厕所里的粪多，可以浇菜园。二年级，我们也换老师了。老师也是我同宗兄长叫国保的。国保说是我们同宗，其实他本姓陈，解放初要饭的时候，他和他妈快饿死了，被我同宗远房二伯在路上捡回来的，就姓了我们的姓，当了我远房二伯的养子。到四队上学，我们就苦了，中午不能回家，只能等老师自己做饭吃完了，我们再接着上课，这样一天只吃两顿饭的日子，从三年级一直持续到小学毕业。
第二个二年级，我们的学校再次搬家，搬到了四队的队房对岸，我们叫“吊楼子的屋子。吊楼子下面地势低，用来当牛圈。那时呆在农村，对动物粪便不怎么敏感，即使住在牛圈的二楼，也没有留下粪臭的印象。这时，我的老师又换了，叫唐大坤。唐大坤当老师的时候他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跟我们同教室。这次搬家后，中午我们可以回家吃饭，比在陈家读书感觉好一些。
背书。我上学的时候，没有教材，高年级的同学给我们每一个人抄了一份需要背诵的内容。第一个要背诵的当然是毛主席语录：我们的教育方针............。那时连拼音字母都不认得，却让我们背诵这么高难度的语录，老师真够狠心的。反正我为背这个语录，至少用了半个月。因为下的功夫深，所以记忆深。今天，我仍能一字不落地背下来这段语录。
毛泽东去世。1976年9月10日（毛死的第二天），就在我上学的一周后的一个下午，生产队广播里传来一个非常沉痛的声音：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逝世。当时刚放学，我们正欢快地走在回家的路上，老师安排后离开学校的同学跑过来叫我们回去，说有紧急情况传达。等我们回到教室，老师的表情十分凝重，他按照中央广播员的原话向我们传达了同样的意思。老师特别强调，要统一口径，毛主席逝世了！国林同学不解地问老师，什么叫逝世？老师说就是逝世，不要问为什么！国林接着问，毛主席是不是死了？老师说，毛主席没有死，他逝世了！国林说，他是不是跟我爷爷一样死了？老师作要打人状，同学们也就不敢再问究竟了。我们回家后，见到了生产队的会计，他在我们家道场跟我父亲几个中年人在讨论同样一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会计是我远房叔叔，他家里有从生产大队拿回来的报纸，最了解政策，国家发生大事，人们都首先从他嘴上知道。但在这个问题上，他也没有怎么评说，只是做出了一个农民胆小时特有的怂肩动作，还说国家要发生大事了！
答题。在机器房上学时，有一天下午，我大姐收工后，和几个生产队的姐姐、嫂子们一起围在教室门口看我答题。当时老师出一了个题目，8+4等于多少，要上黑板演算。第一个答题的是我二哥。我二哥大我三岁，都在一个教室。我二哥不会做，愣在黑板下不说话。老师就点我上去。那时计算加减法唯一的方法就是数小木棍。小木棍是我们放牛时，从山上找的篙子杆，因为又细又直，而且轻巧，便于携带。这次老师突然点我，我来不及数木棍，就数指头。结果十根指头不够用，我就看到了板凳上的两个榫眼。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两个榫眼的样子，如果没有它们，我肯定算不出来这个加法的结果。我上台后，站在黑板下的面的凳子，写下了答案12。但我把“2”写成了“N”，老师却认可了我的答案，说“2“写的睡着了，当场表扬了我。我大姐在外面看到这个场面，回家跟父母讲了，说我是个读书的料。人被肯定的印象会留下永久记忆。
会考。那年代，象我们这样游击学校有很多，以前考试都是自己老师组织。直到我上第二个二年级的时候，我们相邻的两个学校第一次组织了统一期末考试。记得那是一个雨天，而且雨很大。考场设在我们六队学校。那次会考，我取得了两个学校第一名的成绩，唐老师特别高兴，奖了我一支毛笔和一本信纸，同时还有一张奖状。那是我上学后第一次得到的奖励，所以印象深。
一件尴尬事。我在四队吊楼读书时，还有一项任务，就是带我的外甥。当时大姐嫁在四队，跟公婆关系不好，她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时，孩子没人带，就送到教室让我带。外甥小我七岁，当时只有一岁多，但比较听话，不会说话，却会接老师的话，老师讲个什么，他也会跟着”啊“的一声，引起同学们哄堂大笑。这还不算，有几次外甥在教室屙巴巴，臭得同学们只叫唤，我那时也爱面子了，一直感觉不好意思。时间过得真快，我当年在教室带的外甥，已经四十岁，当了20年的老师了。
四、雷家村小学
雷家村是因为过去居住着雷姓大户人家而得名。从风水学上讲，这应当是个风水宝地，依山傍水，地势开阔。在上小学之前，解放初，这里是村公所，大队赤脚医生办公点就设在这里。后来学校搬进来，村公所就搬走了。学校是两排两层土楼。墙体是用黄土夯实的，有窗户，二楼是木板。冬天的时候，二楼学生冷得跺脚，会在一楼引起地震般的震动。我的三年级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三年级语文老师叫周代顶，是一个很讲究很干净的民办老师。周老师不打人，文质彬彬，穿着十分讲究。那时没有秋衣秋裤，冷了就会在外面套一件，但衣服领子都叠得整整齐齐，最厚的时候，可以有四个领子立在脖子周围。数学老师姓陈，当过兵，会打篮球，很暴力，我们都怕他，他女儿跟我们同班，脾气来了连女儿都打，下手也很重。
到雷家村小学，我就两个印象，一是饿，二是冷。学校有小伙房，只给老师做饭，学生中午不回家，只能挨饿。家近的同学可以跑回去吃饭，我们家远的就在学校等下午上课。每天下午五点的时候，我们都等放学铃响。但那时，不知道怎么了，我对读书一点兴趣都没有，语文老师要求背诵的第一篇古诗，是一首七言绝句，我背了一个礼拜都记不住。那时老师责任心很强，背不会，就留校，谁先背会谁先走。我们几个同学跟老师玩起心理战，你越是不让我走，我越不背，看谁等到最后。实际上，到了天黑前，老师还是放我们走的，不走晚上没地方睡。那种饥饿难耐的感受至今仍然留在大脑中。当然，还有一种留学的情况，就是学费没有交齐的学生，要被留很多，直到学费交上来了为止。我当时因为学费没交被留校的次数也很多。
对冷的感觉，不亚于饿。一到冬天，全班同学穿的少，加上教室窗户都是纸糊的，大洞小洞，大家冷啊，都跺脚，都打抖，两个下巴不自主地哆嗦。此时老师教我们一个方法，就是不抖就不冷。事实上是骗人的，因为从生理学上看，发抖是人体自然的生理反应，可以有效减少温度的散失。条件好的同学可以从家里带一个旧瓷碗，两边用钉子钉两个眼，路上捡一些松果烧成火碳，放在教室里取暖。也有的同学捡的木柴没有完全烧完，带到教室搞得狼烟四起，老师不高兴的时候，会拿到教室外面丢掉。有的同学放学的路上，会用这个小火盆当成玩具，用一只手绕着转圈。技术不熟练的，会把火盆的火碳弄到自己身上，引燃衣服的事也发生过。
四年级的时候，我的学习跟上来了。班主任雷老师是我姐夫的邻居，因为跟我姐家关系不好，从而对我也带着成见。有一次，雷老师让我们回答身边有哪些动词加名词重叠词，如钉钉子。我回答了“砍砍刀”和“筒筒子”两个，老师不认可说我的回答，说是错的。我不服，跟老师争起来。现在回想起来，我的答案也不太妥当，但老师当时态度很不好。那时老师批评人，会用人身攻击的方法。比如，“你看你读个书，跟你哥一样蠢”（我大哥读书只是调皮，一点不蠢，但经常被老师作为批评我的反而典型）；或者“你家穷成那样，还不好好读书”等等，很伤人的。四年级发展少先队员，我的票全班第一，由于没有及时交5角钱的红领巾费用，让我一生与少先队员擦肩而过。后来想想，也可能当时的班主任根本没有打算让我加入少先队。
小学还有一件事，就是参加生产劳动。当时大队给我们学校都划有一块责任田，一到耕种或收割的季节，老师和同学都会被安排参加生产劳动。让学生参加劳动，也只是混个时间，也只能象征性地参加锄草、采摘等简单的工作。印象中，还有深刻一点的就是学校的厕所。那个脏啊，无法用语言形容。特别是下雨的时候，根本无法下脚。那时我们绝大多数都打着赤脚，有时偶尔踩着带有粪便的脏物，脚上会感染起泡，骚痒难忍。就为这样一个肮脏的厕所，学校校长还差点跟一老乡打架。那时，学校老师都种有菜园，学校厕所成了唯一的肥料来源。学校院子隔壁有个屠夫姓雷，有点霸道，经常不经请示就擅自掏学校厕所的大粪浇地。有一天，让张远方（名字还挺有诗意的，除了诗还有远方）校长遇到了，两人发生口角。雷屠夫说话很冲，扬言要一刀捅了张校长。后来，这件事就不了了之。
小学的六年，我换了六个“学校”，总的印象是穷、饿、冷。但那时我还是坚持完成了小学学业，小升初的会考中，成绩还不错，顺利考入了雷家中学（当时叫刘家中学）。跟我一起升中学的同学，同年级的只有四五个，其余的同学都就此务农了。
这一批同学中，不得不提一个学霸叫雷霆，他后来的业绩跟他名字一样响亮，他是我们雷家村小学唯一考上郧阳师专的一个。雷霆是我们同龄人中为数不多的独生子，从小很娇养，当时全班只有他一个人有“零食”吃，零食就是白糖颗粒。他在家用一张白纸包一小包，课间饿的时候，放在嘴里舔一舔。雷霆上大学期间，因为恋爱问题受到学校处分，没有拿到毕业证，但他自谋职业，成绩卓著，现在是湖北闻天建设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资产过亿。
上小学期间，学校所在地刚刚通公路，学样操场时常经过拖拉机等机动车。那时安全意识不强，放学的路上，很多同学会扒上缓慢的拖拉机，看着它冒着黑烟前进时，再跳下来，寻找刺激。四年级有个叫秦大奎的同学，因为扒拖拉机造成翻车，司机跳下来没事，秦同学却被拖拉机的车箱碾断了一条小腿，终身残疾。
五、几点感悟
我写这些的目的，就是为了驳斥两个观点。
第一，有人说毛时代基础教育抓得好，用了多少年的时间扫了盲，根本就是扯淡。咱们姑且不说文盲的标准是什么，单就我的小学经历来说，当时办学校，国家是没有投入一分钱的。学校是生产大队盖的，老师几乎都是民办老师，挣的是大队的公分，用的教室也是和生产队义务劳动修建的。如果说政府重视教育，只是发个通知，下个文件。这种“重视”教育的方法，至今还在用。
第二，有的人对今天社会存在的问题，用毛时代进行了对比，完全有病。尽管今天这个社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都是毛时代的制度造成的。如果要改良，也只能改革，而不是重走老路。小平同志指出，不改革，死路一条。这个死路，就是毛氏老路，任何人都不要逆历史前进的潮流而动。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
赞
(散文编辑：滴墨成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