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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农村的孩子能上高小读书还是不错的。我所在的秀水公社差不多有二万人口，我们那一代正碰上中共建政后第一个生育高峰期，适龄的孩子特别的多。但是，我们全公社才招收三个班，一百五十人。三个班中，有两个班办在秀水完小，还有一个班办在毛棚子。我们小学有将近二十名毕业生，只有七个人升入了高小，不幸的是，我们都被分到毛棚子那个分校去了。 拿到通知单一看，我们急坏了，大家商量出一个一致的意见，决定去闯一闯秀水完小。 庄严肃穆的秀水完全小学是一座四合院式的学校，它建在秀水集镇的铁路边，学校的西侧就是京广铁路，东侧是一条又大又长的壕沟，是日本沦陷时，中国政府组织民众挖的，目的是藏军用火车，躲开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学校共有五个教室，一个图书室，一个办公室，一个礼堂，一个食堂，还有若干间师生用房。学校办公室就设在中间晒池的当头，正对着礼堂的大门。 我们一行小孩子战战兢兢跨进了这间办公室的大门，校长彭慧如先生正襟危坐在那把太师椅上，他十分威严地问我们这群闯进他的领地的不速之客：你们找谁，要干什么？我们其中一个胆大的回答：就是来找您的，我们要到这所学校里来读书！ 我恰好在那段要上学的日子里生了一个大疮疤，部位又特别的不好，就在太阳穴边。拜见彭校长的紧张心情加剧了它的疼痛。我瞟了我的那些同伴们一眼，他们一个个大我两三岁，也紧张得不知道要把手放在那里为好。 彭校长又问我们是哪里人，有入学通知单没有，当我们参差不齐回答之后，他斩钉截铁地说：这里不收你们，你们是分在毛棚子分校的，应该到那里去报到。我们也吓大了胆子，又七嘴八舌地说，那地方离我们屋场又远，路又狭小，一路上尽是鬼坡坟山山塘水坝，大人都不敢走那条路的。我们小孩从没有走过那条路，总之，我们不去那里读书。 威严的彭校长也无可奈何了，他松了一下口，说这里没有课桌椅，没空位子。我们又进一步以退为进地说，我们自己带课桌椅，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也无所谓。彭校长无话可说，只能点头同意。就这样，我们这群很小很小的细伢仔终于磨赢了号称“老虎”的彭校长，跨进了我们当时心目中神圣的殿堂——秀水完小。我们后来也没有带课桌椅，座位也一视同仁地按高矮排队分座次。 秀水完小两年的读书生涯第一次打开了我的眼界。在那里，师长博学且教学规范有方，每闻预备铃响，当我们从外面的运动场涌进教室的时候，总可以看见来上课的老师站在门外等候，他们手执教鞭教具教本，微笑着和学生点头致意。闻上课钟响，老师便跨入教室喊“上课”。更重要的是学校经常开展一些大型的全校性的有益活动，师长们谆谆教诲我们，要认真学好本领，将来接好祖国的班，建设好我们伟大的国家。高小的课程开得非常全面，有体育，音乐，美术，还有地理，自然，写字，语文和算术更是经常开的。我们在初小的时候，没有学过音体美，没有学过地理和自然。高小的课程第一次把许多古老而全新的知识摆在山村孩子的眼前，对我们来说，那些知识都是一些鲜见的新知识。我就特别的喜欢地理课，也学得非常的好，地理科教师也特别的喜欢我，他每次提问，总是要叫上我的名字，叫我回答问题，我从来就没有答错过一道问题，凭此一科，我在班上就小有名气，一些聪明的同学也愿意和我交往。 那时，我在班上年龄最小，穷家饿肚的生活也使得我营养不良，个头因而也小，经常受人欺侮。比如课余时间大家都去运动场玩，男同学打球的最多，我是从来就不打球的，那些大的调皮的同学根本就不让你摸上球皮，你只有在边上看的份。因此，我一生极少打球，并且不爱打球，也不会打球。以至于现在我成了一名中学校长，对体育工作没有多大兴趣，或者说，体育工作很难引起我的大兴趣。我非常清楚，一个不重视学校体育工作的中学校长，必定是一位不合格的中学校长，我只能慢慢改变历史形成的陋习。那时，真正谈得上受人欺侮的不是摸不上球皮，而是无辜地挨打受骂，欺侮我的有一帮子同学，他们以个子高大，或者以留级生元老身份，或者以家庭出身好为骄傲资本，对我进行人格侮辱，动辄非打即骂，你不得还口还手，我的严重的自卑感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栽根的。 比如班上造具花名册时，都有家庭成分一栏。我们坐在自己的位子上报家庭出身的时候，当我报到自己是出身“富农”时，立即就引来一阵鄙夷声，每个学期都要这样羞辱一次。政治歧视和红色恐怖在当时的社会上已经很普遍，而且习以为常了。别人如要主动欺侮我时，往往叫一声“富农崽子”，我就满脸绯红，低下了头，不再说一句话了。 我到完小读书的时候，家庭的生存条件依然是异常的艰难。我们每天在学校里蒸一餐中午饭，交一分钱的煤费票。家里经常拿不出这一分钱，母亲也实在是没有办法，她除了积几个鸡蛋叫我拿到集镇上去卖掉之外，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卖掉的鸡蛋，要用来买纸笔墨水，有时还要换点肥皂、煤油和盐。一个鸡蛋只能卖五分钱，要解决搭餐的煤费往往靠我自己想办法了。一个不满十一岁的孩子却居然有了求生的本领，每到星期天，我就和两位大我三岁的堂侄去铁路桥下的河里捡河卵石卖，然后担着河卵石到两里之外的砂石场去卖掉，一天居然也能弄三五毛钱。这三五毛钱当然就不止供应我搭伙费，还能解决一些其它问题。比如穿的，到了寒冷的冬天，我除了穿一件破棉袄外，脚下那截就只有两条单裤子，常常冻得发抖。就是维持这个生活水平，都得借助我个人的劳动心血。记得读五二那期，夏天来临了，我还没有过夏的单衣服，母亲没法子，只得用我捡河沙的钱扯来几尺罗蚊帐布，她用手工给我做了两个汗衫，母亲给我一针一线地缝制，在家穿上身时，鹿姐和鹊姐还夸我穿上了新衣服，又好看又凉爽。可当我穿着进了教室的时候，却笑倒了一教室的人，只差笑掉人家的下巴。我仔细瞧瞧，只见全班都穿得比我好多了，洋气多了。我的汗衫无论是布料还是手艺，都是不伦不类的，大家叫我土包子。 吃的也是一样的艰难，全班同学的中餐挤在一个教室里吃，实在是一件比拼贫富的事情。和大家想比，太差远了也确实不像话。父母亲很是体谅我，秋冬季让我每餐带二两米一坨茴，夏季让我带三两米。这是一个定量，不管是饱与饿，都不得超过这个标准。别人就不同，我记得我们班上有一位姓潘的同学，无论是丰年歉岁，上年下年，他每餐都带八两米，吃得了吃不了都是这个水平，很是显摆，馋得我们这些穷学生直流口水。我带到学校下饭的菜，一般是腌制菜，有时连腌制菜也没有，只有在饭钵子里放两粒盐。春汛时，父亲也在没雨的夜晚带着我去山塘扒鱼虾，有时忙活半个晚上，能捞个一碗半碗，有时就干脆什么也捞不着，空人回归。 我常常交不起书钱，那时候读书是极为便宜的，一个学期就交几元钱。头一年，每到开学，我只能交两元钱给班主任，其余的，要靠母亲平日里卖鸡蛋慢慢地积累一点，分几次付清。所以，每次班主任催缴学费念名字的时候，我总是其中一个，最后一次念名字，也总是有我的份。每当老师催缴学费的时候，我便十分懊恼，常常是低着头，满脸通红，羞得无地自溶。可是我又争不了这口气，不能及时交清学费，而且也不愿意放弃读书。读六年一期是，我连两元钱也没有了，母亲特意去澎湖湾借钱，外婆给她两元钱的公债券，学校收到这公债券后反复看，总觉得有问题，七嘴八舌议论一番，原来已经过期。它是一张五八年的公债券，已经兑付完了，学校便把债券退给我，母亲又去找在银行工作的堂姐夫，七弯八拐地费了好大的劲才算是兑付了，我也算交上了两元钱的“开头学费”，欠下的就一直交不上，无论老师怎么催，家里就是找不出一分钱来。读六二的时候，家里连“开头学费”两元钱也没有，我读了一个学期书干脆就没交一分钱，那已经是一九六七年上半年了，文革的“春风”已经吹进了我们那个档次的学校，并且已经触及到了学校领导和部分教师了。学校班子一瘫痪，学费也没人来催了，交不交都一样毕业了。 实际上，还在一九六六年下半年，文革的火焰就已经在秀水完小点起来了。到北京串过连的造反派头头唐小兵重返秀水完小，他来烧了几把火，学校就闹起了红卫兵运动，开始给学校领导和出身不好的老师写大字报。大字报高潮时，简直是铺天盖地，礼堂的四面墙上和晒池回廊的墙壁上都是大字报。有一天，彭校长找我有事，我去了他的卧室。彭校长和他的夫人一起只住了一间六平米的斗室，开了一间小铺。我进去以后，只见斗室里的墙壁上地上蚊帐上都是大字报，彭校长捡开地上的一张才让我进去谈事情。造反派给校领导和老师们捏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干一些让老师人格丧尽的悲剧，与各地介绍的情况大同小异，我这里不再赘述。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学校的课一直没有停下来，正常的教学秩序一直没有打乱，直到一九六七年下半年，红卫兵造反派实力完全控制了学校，学校才完全停课，美其名曰“停课闹革命”。这时，我已经顺利地高小毕业了。 高小毕业后，我继续读书的权利被剥夺了。辍学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无学可升，公社还没有开办初中，高小毕业的学生都回原校闹革命去了，我要上学也是重新回到秀水完小去参加学校文革。二是父亲总认为我又聪明又调皮，他怕管不住我。那时候，今天破获一个反动组织，明天破获一个反党集团，这种人不是杀头就是坐牢。父亲就公开说怕我长大了，书读多了，也去干这样的“坏事”。三是家庭确实困难，不是一般地困难。辍学的时候，小弟已经五岁了，小妹有两岁了，一家七口常常遭受饥饿的威胁，哪里有闲钱送我读书。文兄那年十五岁，已经有了四年的农业工龄，父亲也迫不及待地将我送到生产队去做牛倌，让我帮助他挣工分养家糊口。 就这样，我暂时告别了学校生活。 赞 (散文编辑：滴墨成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