劲松战斗队

　　——岁月划痕之六十一

　　1966年年底，我与同班的5位同学步行串连归来，发现学校里不少班都有了自己的红卫兵组织，且非常活跃，唯独我们班死气沉沉，没人挑头张罗。

　　我们班最有威望的自然是石班长，他应该站出来担当这一重任，但他因为担任校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受到冲击，有些心灰意冷，不但不再管学校的事，连班里的事也不管了。

　　我们保定五中没有高中，只有初中。初中三年级共有4个班，除了我们36班，其它3个班都有了自己的组织，37班是钢铁兵团，38班是“烈火”，39班是红色造反团。初中二年级、初中一年级成立的组织也有七八个，能想起名字的有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十八勇士”、“大圣毛”等。

　　这些组织都号称要揪出学校的走资派，但都是喊喊而已，没有采取过什么过激的行动。我们学校的校长于文是名副其实的当权派，但3年前被市委抽调去搞“四清”，一直没有回校，也没见哪个组织把他揪回来批斗。管教学的是教导主任马主任，她是女老师，民主人士，定性当权派太勉强，也没有组织揪斗她。只有党支部书记在运动初期略受冲击，党支部刘书记也是女老师，教政治的，由于校长不在，她被学生当作走资派批判过，不过到各班成立红卫兵组织时，已成“死老虎”，没人再找她的茬了。

　　各班的红卫兵组织，都将斗争的矛头对准社会上的黑帮与走资派，并根据斗争对象的不同，分别与社会上不同派别挂钩。当时保定社会上的红卫兵主要分为两派，一派支持省地市委，批判省地市委点名的黑线人物。一派反对省地市委，支持“黑线人物”造反。

　　最早造反的“黑线人物”是原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李懋，他在保定专员公署（原总督署）门前贴出揭发地委书记李悦农的大字报《李悦农与周潜川》，揭发李悦农曾因跟着周潜川（当时认为他是特务）学气功而受到中监委调查一事。看到大字报中说，李悦农练气功痴迷到相信“手上出小猴”，我对这位书记有了负面看法。

　　可不久，我又看到了要武战校红卫兵驳斥李懋观点的传单《焦裕禄式的好书记——李悦农》，说李悦农是坚定的革命左派，跟周潜川学气功的问题是中央已有结论的历史问题。我又觉得她们说的也有道理。

　　我还看到过有人当面造李悦农的反，那是在1966年8月25日，我随本校师生到体育场参加“庆祝保定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大会”时见到的。这次大会很隆重，与会群众有4万之多，西郊八大厂还开来多辆报喜彩车。可没想到大会召开不久，主席台上就莫名其妙地冲上几个学生，他们上去就抢了正在讲话的地委书记李悦农的话筒，大喊：“红卫兵造反了！”李悦农及台上的其他省地市委领导，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惊得不知所措，纷纷退场。主席台随之成了造反学生的舞台，印象叫他们大喊大叫，要炮轰省地市委。我对这种做法颇不以为然，认为是胡来。

　　后来，社会上就出现了支持省地市委的“保定红卫兵第一司令部”（红一司）和反对省地市委的“保定红卫兵红色造反总司令部”（红总司）。

　　我们步行长征回来时，两个司令部已斗得不可开交，攻击漫骂成家常便饭。红总司的人称红一司的人为保皇派，或“黑一司”；红一司的人称红总司的人为“农造派”，因为红总司的核心组织是“农大造反团”，并蔑称其为“能糟派”（意指特别能胡糟），我同院的全哥就一直这样叫。红一司的人还给红总司起过另一个名字，叫“保猴兵”，缘由是红总司支持曾任市法院院长的侯玉印揭发市委。我曾看到过红一司的人在街上演节目，其中一个节目是用《农友歌》的曲调演唱攻击红总司的歌词：“霹雳一声震乾坤啊，打倒李懋侯玉印啊“。接着一起高喊：“打打打！打倒侯玉印，气死保猴兵！”

　　当初，五中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时，我们班的石班长和邵同学，经过全校选举进入班子，石班长当了主任，邵同学主管红卫兵，也算风光一时。可到我们步行长征归来时，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和红卫兵总部在各班红卫兵的冲击下，名存实亡，我们36班倒有点儿灰头土脸了，于是我们步行长征回来的几个人就酝酿成立我们班的红卫兵组织。

　　由于石班长、邵同学都持“红一司”观点，而我们又都支持石班长和邵同学，我们酝酿成立的组织也就站在了“红一司”一边。

　　不过石班长和邵同学都没有参与筹建我们的新组织。挑头张罗此事的是旺同学。旺同学因父亲是部队干部，根红苗正，比其他人在政治上有优势，所以更有担当的底气。

　　新组织的名字也是旺同学起的，叫“劲松战斗队”。“劲松”一词虽古已有之，但我们取的是毛主席诗词《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中“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之意。当时主要由“红五类”学生组成的“红一司”已在争斗中处于劣势，而对手“农造派”的势头则是风起云涌，我们在这个时刻站到“红一司”一边，有如面临“乱动飞渡”的庐山劲松，所以就起了这么个名字，意在学习劲松“仍从容”的坚定态度和无畏气概。

　　“劲松”成立后，我们班的一些持一司观点的同学也加入进来，最多时得有十几个人吧。新组织成立后没有进行领导选举，不过大伙默认旺同学是核心。

　　加入的女生很少，能想起来的只有从天津转校到我们班的平同学。印象中她是因省委迁移而随省委机关来到保定的。她很可能是干部子女，因为当时的干部子女一般都支持“红一司”，且比较活跃。

　　她天津口音很重，总把“劲松”喊成“劲儿松”，听着像是松了劲儿似的。不过她这么喊也不算错，我们这个组织确实够“劲儿松”的。自打成立后，我们最主要的活动就是学习，一如文化大革命开始停课闹革命时班里的政治学习。我们主要是学习毛主席著作和人民日报的文章。到现在我还有我们坐在学校门卫房东边屋里，听平同学念报纸的印象。

　　我们保定五中的大门向北开，进门后西边是一个小操场，东边则是一排小平房。小平房最西边靠近大门口的一间是门卫室，门卫室东边则是卫生室。卫生室共两间，是里外屋。我们占据的就是卫生室的房子。此时学校的图书室、仪器室、卫生室、杂物仓库等早已被学生们洗劫，都成了空屋子，谁想占谁占。我们为什么选这个犄角旮旯作为根据地？回想起来，可能是学校三座教学楼的教室都已被别人占领，已没有空房可选；也可能是还有空房，但我们不愿与不同观点的组织为邻。

　　社会上的一些组织成立后要在门口挂个大牌子，我们学校的组织好像都没有挂，但都有队旗，成员还发红袖章，一有活动就打起队旗，戴上袖章，也照样可以报出自己的名号。

　　我们“劲松”成立后，也制作了队旗和袖章，是到莲池边上的一家印染门市部制作的。印象中我们没有参加过社会上的什么活动，队旗和袖章也就一直没有派上过用场。

　　制作队旗和袖章的钱，是学校财务出的。学校的领导班子早已瘫痪，可学校财务人员却一直在坚持工作，不但给各个组织报销搞运动产生的一些费用，还主动买了一些搞运动需要的用品，如贴大字报用的笔、墨、纸及糨糊粉，供各组织领取使用。

　　劲松成立后，我们也领了笔、墨、纸，另外还领了一台手推油印机及钢板、蜡纸、铁笔、油墨等配套用品。于是练习毛笔字、学习使用油印机，也成了我们的一项日常活动。

　　程同学是练习毛笔字的主力，白纸、墨汁随便用，自然可以任意挥洒。但他练习行书、楷书之类的书法字较多，很少练习刷大字报的排笔字（美术字）。他喜欢书法，对保定的大书法家张布舟崇拜得五体投地，曾特意带我去位于北大街的张布舟书法社看张布舟写字。受程同学影响，我也跟着写毛笔字。

　　不过，我对学习使用油印机的兴趣更深厚一些，经常把蜡纸铺在钢板上，拿着铁笔练习刻字。听说油印最好使用仿宋体，我就让人帮助找了工程图纸，照着上面的字练。学了刻字之后，我又学习印刷，发现油印机很好操作，就是把刻好的蜡纸附在油印机网子上，把纸放在网子下，用蘸好油墨的滚子在上面滚动就行了，一滚就印一张。

　　学会了使用油印机，我们就想印正式的传单，可没人会写传单上的文章，于是就让程同学在八开纸上写了一幅标语，内容是“坚决支持红一司”，署名是“保定五中劲松战斗队”，由我用空心字将其刻在蜡纸上。

　　之后，我俩用油印机印了几十份。印好后，我们没有去街上散发，而是把它贴在了校内及校外的墙上。虽然传单贴在墙上显得很小气，却亮明了我们“劲松”的观点。此传单是我们“劲松”发布的唯一传单。

　　我们也刷过大字报，还因此跟“钢铁兵团”的人打了一架，时间大概是在1967年1月22日。1月21日保定发生了多县农村基干民兵进城围攻“农造派”的“1.21事件”，我们“劲松”上街刷大字报支持农民的革命行动，而校内声讨这一行动的“钢铁兵团”阻止我们贴大字报，于是发生了冲突。

　　据说“1.21”事件是由“农造派”查封省委、地委机关报而引起的。1月5日，“农造派”联合天津、北京、石家庄、唐山等地来保定串连的红卫兵，查封了《河北日报》和《保定日报》，并利用报社设备印发传单，宣传自己的观点，从而有效控制了舆论阵地。在市区内处于弱势的“红一司”一派便救助于各县支持自己观点的农民，秘密组织了1万多人连夜进城，于1月21日凌晨，对“农造派”突然发起了大规模围剿。

　　1月22日，“农造派”一派上街游行声讨，我们“劲松”认为这是大快人心之事，则上街贴大字报予以支持。

　　我们出了校门，就往学校东边文教厂的墙上刷糨糊，贴白纸，并由程同学在上面写大字，内容好像是“坚决支持一·二一革命行动”。可就在这时，“钢铁兵团”的人出现了，为首的是这个组织的头头37班的“大山（shai三声）药”，保定人管红薯叫“山（shai三声）药”，而“大山药”的真名中的后两个字发音与“红薯”接近，所以他有了这么个外号。“大山药”二话不说，上来就撕我们的大字报，旺同学立即上前阻止，于是二人便起了冲突，“大山药”是先下手为强，挥拳就打，旺同学也不甘示弱，奋起还击。双方的其他人怕事态扩大，纷纷上前拉架。两人被拉开后没有再纠缠，冲突也就结束了。至于此后我们是否还有兴致刷大字报，我已记不起来了。

　　在这次打架之前，我们36班的班主任刘老师曾到我们“劲松”的队部，向我们提出忠告，他说《十六条》明确提出，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和任务是“斗批改”，而“斗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放在首位，因此揭发批判当权派的问题肯定是斗争的大方向，为当权派歌功颂德肯定有问题。他说，“一司”处处维护省地市委，肯定不符合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劲松”最好和他们划清界线。

　　我们对刘老师的提醒，嘴上没有反驳，但心里并不服气，《十六条》说的是要斗跨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并没有说所有当权派都“走资本主义道路”，难道“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要斗跨吗！

　　可事态并没有像我期待的那样发展，而是验证了刘老师的预判。

　　就在打架的那天下午，“红一司”拥护和支持的省委第一书记刘子厚被“农造派”批斗游街。我在裕华路亲眼目睹了游街情形。刘子厚被人押解在缓缓行进的汽车上，他身着唱戏用的红蟒袍，头戴插着雉鸡翎的乌纱帽，眼皮低垂，面无表情，显得滑稽可笑，而又有些可怜。没想到我们“劲松”支持的革命干部竟成这般模样，真让人难以接受。

　　1月23日，“农造派”联合北京、天津、唐山、石家庄来保串连的红卫兵夺取了省地市各级党政财文大权。

　　1月24日，河北省军区和驻保69军，全副武装，同“农造派”一起游行，并表示全心全意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我也目睹了此次解放军游行，感觉非常震撼，颇为意外。

　　随即，“农造派”就对“红一司”一派进行了全面围剿，我们“劲松”自然也不能幸免，也被“钢铁兵团”抄了队部。

　　抄我们队部时可能里面没人，因为我们都没有为此发生冲突的印象，只有被抄后屋一片狼藉的记忆，屋里的东西大部分被抄走，包括我心爱的油印机。据说，是“钢铁兵团”勾结五中对面的第一橡胶厂的“农造派”干的。

　　被“钢铁兵团”抄了队部之后，我们“劲松”没有反击，而是自行解散了。社会上的“红一司”也不再公开活动，而转入地下。听说“红一司”的“侯司令”曾到我们学校召集铁杆骨干开会，研究如何继续坚持斗争。印象中“侯司令”是农大的学生，叫“侯慕英”（音）。我们“劲松”的旺同学和崔同学参加了会议，另外还有初二年级的单同学等十多人与会。从开会情况看，我们学校支持“红一司”的组织应不只我们“劲松”一家。可到底还有哪个组织，我已记不起来了。

　　此后，我不再参加运动，经常连学校都不去，而是在家里玩儿。

　　大概在1967年2月中下旬，有人通知我，军代表进驻了学校，让我回校复课闹革命。当时好像叫“军训”。

　　军训开始后，各班红卫兵组织全部解散，实行全校大联合。大联合后成立了新领导班子，班子成员包括军代表、教师和学生组织代表。我们“劲松”被定性为“保守”组织，没有推选代表的资格。

　　大联合之后，学校并没有真正复课，也没有印象搞军事训练，而是继续搞运动。

　　不久军代表撤走，学校重新进入无政府状态，我又不怎么去学校了。

　　印象中学校还有学生代表组成的红卫兵总部，但到底它是个什么存在状态，是否管事，已记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