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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拜读了台湾著名学者齐邦媛教授的自传体大作《巨流河》一书，感人肺腑，久久难以忘怀。今春，我又重捧斯书，细细阅读，不忍释券。《巨流河》，“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史诗般的描述、波澜壮阔的场面，读来如此震撼。 一部民族的苦难史 民国十四年（1925年），强敌正对我东北虎视眈眈。爱国将领郭松龄将军，不满军阀张作霖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忙于打内战，遂发起兵谏。时曾留学日、德的爱国热血青年齐世英，亦追随左右。不料，因日军陈兵抗阻，郭军功亏一篑，兵败巨流河。郭将军被俘殉难，齐世英侥幸脱逃，从此亡命天涯。 齐世英的家人，为躲避迫害追杀，亦逃到关内，开始了漫长的流亡生涯。齐先生之女，时年六岁的小姑娘齐邦媛，体弱多病，也随家人在南京、北平等地漂泊。 九一八事变后，我东北大好河山沦陷；接着，七七卢沟桥战火燃烧，日寇蚕食鲸吞，步步紧逼，加快了侵略中国的罪恶步伐，全面抗战打响。 齐邦媛随着家人及近千名流亡的东北中山中学师生，一路南逃，死亡如影相随。他们由南京乘火车至安庆，再搭轮船溯江而上逃往武汉，日机一路扫射轰炸追杀，惊心动魄，逃难同胞掉下火车的、跌落长江的，伤亡无数。齐邦媛十八个月大的妹妹静媛，不幸病逝于难途；她的母亲裴毓贞，九死一生，命悬一线，几次频临死亡边缘。 那些逃难的中山中学的学生，都是没家的孩子，差不多每人都有凄楚的故事。齐邦媛的义兄张大飞，他的父亲在满洲国成立之初是沈阳县警察局长，因接济掩护且放走了不少地下抗日同志，被日本人在广场上浇油漆活活烧死。不少抗日志士的头颅被刽子手砍下，鲜血淋淋地悬挂于城楼。日寇还要追杀这些抗日志士的全家，张大飞一家八口不得不四散逃亡。他与一个弟弟、妹妹连夜逃往营口投奔姑姑。后来他入关流亡到北平，差点冻卧街头。有一天，他在极端困顿中在报国寺旁游荡，有幸看到庙门上贴着“国立中山中学”招收东北流亡学生的布告。他考取了初三，入学后全体学生食宿一切公费，从此有了安身之所。 武汉也非久留之地，时国民政府下令疏散，动员逃难的人员必须尽快往大西南川黔转移，往战时首都重庆转移。从武汉到四川，万水千山，路途遥远，转移又谈何容易？齐邦媛他们先逃到湖南湘乡，“从汉口到湘潭县的湘乡，又是五百多里路吧。学生、老师从汉口出发，有车搭车，无车走路，大约跋涉一个月才到永丰镇。”一路的艰辛，可想而知。 随着时局的紧张动荡，这群流亡的师生及家属，在湘乡永丰还未站稳脚根，又再度亡命天涯，向广西，向贵州前进，最后目的地是遥远的四川自流井（自贡），要借住那儿的庙宇静宁寺当校舍。他们由湘乡而桂林，由桂林而柳州，由柳州跋涉至黔桂边境的小镇怀远，再由怀远进入崇山峻岭的贵州，沿着九弯十八拐的川黔路入川。 齐邦媛教授在《巨流河》中回忆到，在怀远“母亲每天到镇前公路等待中山中学徒步的队伍 我哥哥随学校队伍步行。走了七百六十里、二十七天后，先行学生出现了。当我母亲看到董修民（父亲好友董其政的独子）挑着行李，破衣草鞋，走近叫她“齐大婶”时，她不禁放声哭了。那数百个十多岁的孩子，土黄色的校服已多日未洗，自离开湘乡后没睡过床铺，蓬头垢面地由公路上迤逦走来，在其中，她已无法辨认自己的儿子……” 《巨流河》一书中，还摘引了国军著名抗日将领孙元良将军逝世前一段痛心疾首的访谈： “我们（抗战初起时）实行焦土抗战，鼓励撤退疏散，然而对忠义的同胞没有作妥善的安置，对流离失所的难民没有稍加援手，任其乱跑乱窜，自生自灭，这也许是我们在大陆失却民心的开始吧!我从汉中长途行军回援贵州时，发觉满山遍野都是难民大军 铁路公路员工及其眷属，流亡学生与教师，工矿职工和家眷，近百万的军眷，溃散的散兵游勇及不愿作奴隶的热血青年，男女老幼汇成一股汹涌人流，随着沦陷区的扩大，愈裹愈多。他们对敌军并无杀伤力，对自己的军队却碍手碍脚。这股洪流的尾巴落在敌军的前面，其前锋却老是阻塞住国军的进路。道路上塞了各式各样的车辆 从手推车到汽车应有尽有，道路两旁的农田也挤满了人，践踏得寸草不留，成为一片泥泞。车辆不是抛了锚，就是被坏车堵住动弹不得。难民大军所到之处，食物马上一空，当地人民也惊慌地加入逃难行列。入夜天寒，人们烧火取暖，一堆堆野火中夹杂着老弱病人的痛苦呻吟与儿童啼饥号寒的悲声，沿途到处是倒毙的肿胀尸体，极目远望不见一幢完整的房屋，顷生人间何世之感，不由得堕入悲痛惊愕的心境。” 这是日寇强加给中华民族的空前浩劫，何等悲惨，不忍卒读！令人无比愤慨，国恨家仇孰能遗忘！ 在逆境中弦歌不辍 齐邦媛讲，自离开南京到四川自流井静宁寺，整整一年。颠沛流离有说不尽的苦难，但是不论什么时候，户内户外，农家院坝、破庙祠堂，能容下数十人之处，就是老师上课的地方。学校永远带着足够的各科教科书、仪器和基本设备随行。 她今天回想那些老师随时上课的样子，深深感到他们所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希望和信心。他们不为名利，传道授业解惑，和流亡学生同甘共苦、生死与共，真正地相信“楚虽三户，亡秦必楚”。除了各科课程，他们还传授献身与爱，尤其是自尊与自信。 在异乡风雨如晦的夜晚，在集合赶路的黎明，在漫漫漂泊之途，这些国破家亡的东北流亡学生，含泪唱着“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长城谣》，唱着张寒辉先生创作的《松花江上》，满腔义愤，悲从中来。他们盼望着“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从南京唱到湖南，从湖南唱到四川，唱遍了万里江山，伴着无数的哭声，传唱了好多年。 这些在国家风雨飘摇之际，在战争死亡威胁下，坚韧不拔、长年漂泊的师生，他们崇高的爱国精神，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品格，令我油然而生敬意。 烽火中的青春岁月 这群流亡学生，历经磨难，跋涉万里，刚入陪都市区，就有五名师生被日机炸死。之后数年，战争和死亡的威胁如影随形，轰炸宛如随着日升月落，不曾停歇。 齐邦媛的父亲齐世英先生，时任国民政府东北地下抗日工作负责人，居家沙坪坝。她哥哥齐振一随中山中学师生在自流井（自贡）静宁寺安顿、复学；十三岁的齐邦媛则考入嘉陵江畔著名的南开中学，在校住读六年，直至毕业，考入內迁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 齐邦媛先生何其不幸，生逢乱世，背井离乡，辗转大江南北多年，那魂牵梦萦沃野千里的原乡，滔滔的巨流河（辽河），已成纸上的、梦中的故乡，再也回不去了。齐邦媛先生又是何其幸运，能在国难当头、风雨飘摇之际，入读名校，受业于名师（南开的孟志荪、郑老憨；武大的朱光潜、吴宓、袁昌英等诸君），潜心读书，造就了扎实的学术功底，培养了高尚的情操，一生受用不尽。 闻名遐迩的重庆南开中学，系抗战时期，著名的爱国教育家张伯苓校长缔造。该校延聘了许多流亡的优秀师资，包括欧美回来的海归。南开教学严谨，教材难度高，管理严格，培养的学生成千上万，桃李满天下，真可谓英才摇篮。南开中学（包括天津南开）的杰出校友数不胜数，周恩来、温家宝两位总理，以及邹家华、林枫、梅贻琦、吴大猷、曹禺、端木蕻良、吴阶平等，据说，“名单可达一里路长”，校友们引以为荣。 南开中学声誉卓著，不是凭空而来的。为了维持教学水平，学校规定学期结束时若有三份之一课不及格即留级，二份之一不及格即退学，不管家长是谁都没有用，可谓铁面无私。暑假后，全校成绩公开贴在行政中心“范孙楼”，红笔多的即是留级，这就是著名、令人战栗的“红榜”。这无疑会鞭策学生更加努力，也无后门可开，纨绔子弟望而却步。 齐邦媛认为，南开中学百年历史中，家长名单似乎更为精采，几乎可以自成一本近代史。最早的有梁启超、袁世凯、黎元洪、段祺瑞、胡适、张学良、张自忠、翁文澈、汪精卫等风云人物。在重庆南开，她与马寅初的小女儿马仰 同窗三年，抗战时期的名将泰半都有儿女送来，因为住校，免去后顾之忧。同学间似乎没有人注意到别人的家世，因为大家都差不多。华北名将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比齐高一班），就同齐在宿舍谈文论艺；云南李弥将军的女儿李心娥，更是齐邦媛大轰炸中的患难之交。 南开岁月，齐邦媛学习勤勉，尤以英语、国文见长。那时的齐邦媛身体纤瘦，骨瘦如柴，但喜欢打垒球，是班队一垒手。慢慢锻炼，身体也日渐健康，初三时还是学校女子田径队的短跑、跳高、跳远选手。 初中时，齐邦媛参加童子军训练，到歌乐山练习旗语，要为国出力。有一次，重庆市区遭日机轰炸，大火连天。她不顾危险，随队进城，要去灭火救人，共赴国难。被现场的士兵阻拦，担心他们帮不上忙，反而添乱。看到那些士兵从未熄的火中抬出无数的尸体运出城，那一具具焦黑的尸体，绵延十里，触目惊心，成了她半生的噩梦。 高中时，她主编学校的女中壁报很受欢迎。还参加了轰动沙坪坝的一场辩论会，题目是“美国会不会参战？”正反方各三人，齐邦媛系正方，认为美国会参战。双方紧张准备了一个月，齐邦媛搜集了丰富资料，又参阅其父主办的《时与潮》杂志，了解世界情势，分析归类，归纳成数条理由记熟。 辩论那天，齐邦媛冷静自信，侃侃而谈，经过苦战，最后正方获胜。 三个月后，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国对日参战，全球反法西斯局势立刻明朗化，已独立苦战、苦撑危局五年的中国不再孤独。三位中学生的论点，获得证实，齐邦媛高兴了许久。 重庆大轰炸，一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日寇对重庆的大轰炸，前后持续了六年，給陪都人民造成了无比深重的灾难。《巨流河》中，对此有不少记载。 齐邦媛说，“我耳闻目见身历过许多悲壮场景，无法将它们自心中抹去，这当中，最深刻持久的是从十三岁到二十岁，在我全部成长岁月里，日本人的穷追猛炸。每一天太阳照样升起，但阳光下，存活是多么奢侈的事······回忆六十年前种种暗夜恐惧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一九四一年六月五日，日寇飞机夜袭重庆市，校场口大隧道发生窒息惨案，市民死伤约三万余人。日机投弹炸大隧道各面出口，阻断逃生之路，救难人员在大火中打通两、三个出口，隧道内市民多已在窒息之前自己撕裂衣服，前胸皮肉均裂，脸上刻满挣扎痛苦，生还者甚少。这一页页血迹斑斑的记载。可见日人之狠毒，这样的残忍，促使战时抗日的更大团结。 一九四一年八月七日，日机开始对重庆进行日夜不停的“疲劳轰炸”。几乎每日一百多架轰炸四川各地，有些小城半毁，其目的在摧毁中国人的抗战心防。至十三日，一周之间，日以继夜，无六小时之间隔。重庆市内饮水与灯光皆断，人民断炊。无家可眠，但在这种凌虐下，抗战意志却更为坚强。此日，八十六架又来狂袭，在蒋委员长驻扎的曾家岩三度投弹皆末命中。同月三十日，袭黄山军事会议会场，死伤卫士数人，国民政府大礼堂被炸毁。 整个八月，在与南京、汉口并称为三大火炉的重庆，仲夏烈日如焚，围绕着重庆市民的又是炸弹与救不完的燃烧弹大火，重庆城内没有一条完整的街，市民如活在炼狱，饱尝煎熬。 有一日，日机炸沙坪坝，要摧毁陪都文化中心（沙坪坝大中院校颇多）;齐家屋顶被震落一半，邻家农夫被炸死，他的母亲坐在田坎上哭了三天三夜。邦媛与同学洪蝉、洪娟勇敢地回到末塌的饭厅，看到木制的饭盆中白饭尚温，竟然吃了一碗她们才回学校。当天晚上，下起傍陀大雨，她们全家半坐半躺，挤在尚有一半屋顶的屋内。那阵子邦媛母亲又在生病，必须躺在床上。全床铺了一块大油布遮雨，父亲坐在床头，一手撑着一把大油伞遮着他自己和妈妈的头，就这样等着天亮……。 重庆四周高山之上设立许多防空监视哨，空袭时便在哨前长杆上挂起一只红色灯笼，并且响起一长一短的空袭警报。敌机侵入一定范围之内，再挂一只红色灯笼，接着响起紧急警报，急促的一长一短的警报响彻山城内外。那种尖锐凄厉的声音，惊心动魄，有如大祸临头的死亡之音。尤其月夜由睡梦中惊醒立刻下床，扎上腰带穿鞋逃命，那样的惶惑和愤怒，延续数年的警报声，在她心上刻画了深深的伤口，终生未能痊愈。 南开没办法在平地上修防空洞，只能在空袭警报时立即疏散，每次周会上老师就领学生念口诀:“一声警报，二件衣棠，三人同行，四面张望……”。南开女中教室后面是一些小小的沙丘。像千百个狐穴，跑出去时就三人找一丘躲着···· 日寇的暴行不仅没吓到陪都人民，反而激起了誓死抗战到底的决心。1941年3月12日，南开合唱团参加了在重庆市中心被炸毁的废墟上举行（抗战时称精神堡垒，即今之解放碑）的“千人大合唱”，全城二十多个合唱团齐聚，同声高唱爱国歌曲，希望让全城困顿的同胞听到，让全世界的人听到，让地下的亡魂也听到重庆人民不屈不挠的抗战歌声、怒吼声。那一夜，城里万人空巷，歌声震撼云霄，“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国一定强！中国一定强！你看那八百壮士，孤军奋守东战场···”响彻陪都。所有人热血沸腾，眼泪没有干过，高声唱出积压在内心深处国仇家恨的悲愤。 那一夜，月光下静静流淌的嘉陵江，也似乎波涛汹涌、奔腾咆哮。合唱归来的齐邦媛，几乎彻夜难眠。 南开中学的李抱忱老师当时担任大合唱指挥，多年后他回忆当时情况:“我上台指挥时，看见团员后面是日机轰炸后燃烧倒塌的楼房，听见一千人雄壮的大汉天声。”那歌声的力量，是太平时代的人无法想象的。 我想，在过半国土沦丧，日寇对我陪都“疲劳轰炸”的间歇，如此壮怀激烈的场景，无疑将光照史册。当年苏联卫国战争时，德军兵临城下，莫斯科红场上仍在举行隆重的阅兵式，阅兵结束后，红军战士立即义无反顾地开赴前线。我们重庆人民的“千人大合唱”，气壮山河，视死如归，极大地鼓舞了军民斗志，也毫不逊色。 大轰炸的往事，刻骨铭心，它不仅是齐邦媛女士的家族苦难史，更是重庆人民、我们中华民族一页鲜活的苦难史。感谢齐教授秉笔直书，饱含泪水，直面人生，为我们书写了这不可或缺的历史悲壮的一页。 余生也晚，1943年，当齐邦媛女士南开毕业、考入了內迁乐山的武汉大学时，我还尚未出生。我是于第二年，即1944年，苦难的甲申年，在重庆郊外出生的 ，齐教授是名副其实晚生的前辈。 晚生家原世居两江交汇的重庆城区，日寇大轰炸将我家夷为平地，外公数十年含辛茹苦积攒的产业转瞬间化为灰烬，变得一无所有。所幸轰炸前，全家躲进了防空洞，侥幸逃命。后来，我家逃到郊外农村，租住在农民的茅屋里，勉强苟全性命于乱世。外公又急又气，不久就活活气死。那时，母亲怀着我到处跑警报，东躲西藏，凄厉的警报声如鬼哭狼嚎，令人日夜心惊胆战。不知熬过了多少愴惶恐怖的日子，赏尽了苦头。这些都是多年后，母亲给我讲的。所以，读《巨流河》，让我得以重温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齐教授当年的经历遭遇，我如同历历在目，感同身受。 重庆，我生于斯，长于斯。《巨流河》中，齐教授述说的沙坪坝、小龙坎、杨公桥、磁器口、歌乐山、嘉陵江等，我是那样的熟悉。齐教授当年流亡漂泊的一些城市，以及度过大学生涯的乐山，我亦不陌生。读来倍感亲切。 说不尽的乡愁 齐邦媛教授六岁离乡，战乱中漂泊经年。抗战胜利后，曾随母亲回乡扫墓。一九四七年，大学毕业的齐邦媛应聘台湾大学任助教，时年二十三岁，从此在宝岛安身立命，结婚、生子、教书、留学读书、翻译、著书立说。直至四十八年后的一九九三年，“少小离家老大回”，她重踏还乡之路，齐家的故园和祖坟均已荡平，犁成了田地，从此无故居可归。 《巨流河》巨著，系已是八十岁高龄的齐教授呕心沥血，孤身奋斗，一笔一划，含着泪水，抱病撰写。历时四载，可谓字字血泪，于2009年完稿并出版，立刻轰动台湾。第二年，大陆三联书店出版了简体版，迅速热销，好评如潮，书中的家国记忆感动了无数读者。其日文版也已出版，英文版也在筹划之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齐邦媛的《巨流河》，是中国文学宝库中不可多得的瑰宝。 齐邦媛的故乡在巨流河畔（辽河）的辽宁铁岭，儿时故乡的原野，开遍了耐寒的美丽的芍药花，那是她的最爱，对她有特殊的意义。齐邦媛说，老坟周围开满了粉红色的花，在我母亲哀切幽咽的哭声中，我就去摘一大把花带回家，祖母说是芍药花。我长大后每次见到芍药花，总似听到母亲那哀伤压抑的哭声···许多年来，我到处留意芍药花，却很少看到，在台湾大约因为气候的缘故。那瓣瓣晶莹的芍药花永远是我故乡之花。 白山黑水之间的东北，高高的兴安岭，沃野千里的大平原，千百年来成就了多少各族英雄豪杰。努尔哈赤及其子孙，金戈铁马，驰骋大草原；又挥师入关，逐鹿中原，饮马黄河长江，建立了前后近三百年的满清王朝。到了近代，国家积贫积弱，遭强邻觊觎，日本侵略。九一八事变后，我东北三千万同胞在日寇的铁蹄下痛苦地呻吟，长达十四年。在那些黑暗年代，松花江，巨流河日夜呜咽流淌，如泣如诉，承载着东北同胞，承载着我们民族多少血泪和苦难。 齐邦媛教授从一九四七年赴台，至今已足足七十年，她和她的父母亲，她的夫君，把一生美好的时光，心血，都奉献给了台湾。双亲和夫君已先后埋骨台湾，她的三个儿子都娶了台湾姑娘做媳妇。而她仍被台湾人称作“外省人”，族群歧视犹在，齐邦媛教授常常感到多少苦涩、无奈和不甘。。 二0一0年十一月十日，齐教授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说，“到了晚年，常常幻想在北国故乡，若是还有祖居三间瓦房多好。春天来时，也许会有燕子来到屋檐筑窝。” 二0一一年三月号，大陆《看历史》杂志，刊登了记者韩福东的一篇采访。齐邦媛教授讲：“我对大陆本是一片热望，我甚至在没有开放交流的年代去北海道，去韩国，都很激动，心理上觉得北海道与韩国离老家近，很想靠近故乡。往北去，很想看到东北是什么样子。”家在这头，故乡在那头，在大海那边，在高山那边。遥望远方的故乡，剪不断的是那浓浓的乡愁。 在《巨流河》中，齐邦媛回忆道：“我在大陆住了二十三年，半世纪后回去，真正认识我的只有一起长大的同窗好友。抗战八年，重庆是我的家。到台湾之后，回忆最多的是沙坪坝：家和学校之间三里路，无数的水田，一条朴实的街，接着到小龙坎公路口，是我感恩难忘的母校，南开中学一九四三班同学见证了我成长的过程。” 无需多言，巨流河、嘉陵江，都流不尽齐邦媛教授那绵绵无尽的乡愁。 如今，年届九十有四高龄的齐邦媛老前辈，体弱多病，已无力再踏还乡之路。她只能隔着海峡，北望神州了。 齐邦媛前辈对大陆记者说，“以书还乡，亦喜亦悲。” 祝愿齐老前辈健康长寿！ 2017-2-3 赞 (散文编辑：滴墨成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