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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的夏天， 我从光荣一队到了山上的水利工地，当上了工地的爆破手。汪乡长经常和我们这些突击队员在一起，谈笑风生，和他在一起，感觉到他这个人很平易近人，不论对谁，都没有领导干部的架子。山上的每一个突击队员，不论年龄大小，都非常尊敬他。都把他当做自己的贴心人。 一天晚上收工晚饭以后，汪乡长把我喊到了他的房间，（他的房间实际上成了工地的保管室吧，粮食和把蔬菜都在那个房间里。）他拿着一个大茶缸放在我的手上，让我喝茶。他一边和我闲聊天，一边观察我。 忽然笑着问我：“我们认识多久了？” 我不解地回答：“报名上山打隧洞，我就在开会的时候认识你了。” 汪乡长笑着说：“我认识你的时候，可比你说的时间还要早得多。” 我不明白了，不禁楞了一下，疑惑地说：“我咋没一点儿印象呢？” 汪乡长忍不住笑出了声，他接过我手里的大茶缸，举着茶缸盖神秘地对我说：“你还记得这个大茶缸吗？”我仔细地观察着这个大茶缸外面的图案，越看越感觉到这个大茶缸的图案太熟悉了，好像在哪里见过，看着看着，我好像想起了一件往事。不由得点了点头。回答道：“记得，我记得。想起来了。”汪乡长也不由自主地大笑起来。 那是我刚下乡到光荣一队三个星期后，全大队的15个知青都集中在大队部开会，散会后，很多知青都离开了大队部，我扛着刚才开会用的两根木凳，送回到大队部办公室，一回头就发现：紧挨着大队部办公桌旁边的厨房里，在案板上有一个大茶缸，那个大茶缸上面的图案，就和眼前的茶缸图案完全一样。当时在这大茶缸里，还有一些已经切成一寸长，准备下锅的大葱。当时脑筋灵机一动。我中午要下面条，正好缺少一点儿葱花，就连茶缸带葱全都拿回我的小木屋。 过了几天以后，大队斗批改组的负责人杨廷必来找我，带来了水库上的人对我说的话：“葱葱你吃就吃了嘛，茶缸还是该还给我们啊。”我赶紧把那个大茶缸交给了杨廷必，请他代我向水库上的人表示歉意。 杨廷必告诉我，我们大队的办公地点和公社水库管水利的办公地点是在一所房子里。你可能是以为，那个大茶缸是大队部的。没曾想却把人家水库管理部门的东西当成大队部的给拿走了。 上山到工地以后，我们和汪乡长每天都朝夕相处，吃住劳动都在一起，看着他的年龄都快到六十了，工地上的脏活累活和我们抢着干，大家都很佩服他。和他在一起有空闲的时候，他也摆谈起他过去的一些往事。 自从这里刚解放算起，他就在罗坝乡做水利管理。一直到我们在一起打隧洞。经历过三五反、公社化以及文化大革命运动，他一直都是在主管水利项目。是一个专业的水利工程技术干部。虽然在过去的历次政治运动中，由于家庭出身不好，提干一直是提不上去，在政治上屡受挫折。但都因为专职的水利技术干部，在全罗坝乡的范围内，只有他一个人。懂得水利工程专业的人找不出第二个，一旦真要把他撤下来，其他的人根本无法替代。所以他一直算是在岗。 尽管在文化大革命以后，乡镇上都实行了公社化，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取消了乡长等旧的管理体制.汪乡长在公社革委会里没有担任任何职务，在公社革委会里，他甚至就连一个挂名的委员都不是。但在罗坝公社的广大干部和社员的心目中，他却具有非常高的威望。几乎在罗坝公社范围内的所有干部和社员群众，非常佩服他的能力和工作水平，尊重他的人品，依然尊称他为：“汪乡长”。这势必引起一小部分人对他的嫉妒和不满。 汪乡长非常注重他的影响力，一年到头很少到公社大院露面，尽一切可能不去办公室。始终保持着到现场办公的工作作风和特点。肩上揹着一个草绿色的书包，带上一支铅笔和一个练习本，装点儿干粮，带一把雨伞。爬山涉水走乡串户，做大量的调查研究，掌握着不可替代的第一手资料，在田间地头，在社员家的地坝里，和各生产队、各大队之间协调水利的协作配合问题。所取得的成绩更大，得到更多人的支持， 汪乡长从来不到公社去要任何奖励和补贴。更不去向有关领导伸手要官，要待遇。又得到更多人的支持，汪乡长在现场办公中，口渴了就在沿途的社员家灶房内的水缸里，舀一碗水来喝。饿了就干啃着自己带的两个玉米饼，权当午餐了。从来不给大家添麻烦。如此这般的正能量地循环，这就增添了那部分人更多的嫉妒和不满。 隧洞工程开始后，曾经有一位民兵连长，参加了水利突击队，到了工地以后。他提出建议。要求工地上的全体突击队员，都按照民兵突击排的建制，全部编入基干民兵组织。并开展革命的大批判，坚持革命批判大方向，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狠批走白专道路，他的矛头所指的就是汪乡长。他的这一套方案激起了我们的极大反感。 我们大多数人的想法：确实和这位民兵连长的想法不一致。 我们这些突击队员上山到工地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打隧洞。要打隧洞，根据现有的工具，只有钢钎二锤，雷管炸药。开山放炮。就要按照打隧洞的要求，分三班倒，从隧洞两头往中间打。就要有6个班，每个班次按两组安排，每个班按两个组，每个组有两个人组成。每个组的两个人，一个掌钢钎，一个人打二锤。两个人换着打。还要有炊事员，爆破手，采购、材料运输等吧，还得要人走几十里山路，用人力禙上山。 要按工地各个环节实际需要，按工程发展变化需要，合理分配劳动力，及物资的合理配置。不能按基干民兵排准军事编制做硬性规定生搬硬套。 再则就是大批判，在山上的中秋院水利工地，不存在有什么走资派。山上的水利工地，最大的领导就是汪乡长，他是以身作则，带领着我们战天斗地学大寨，是大干社会主义的领头人，肯定地说，他绝不可能是走资派。这样的干部是全公社的好干部。只能给予大力宣扬，即使不表彰，也轮不到受批判的地步。 如果实在要搞批判，那就随便找几张报纸，照到报纸抄两篇文章，这件事就交给知识青年来做。糊弄糊弄，有那么个意思就行了。不必当真。 后来得知，公社工作组要来工地检查工作。我找了几张大报纸贴在工棚的墙上，在大报纸上，用广告色画上一个大大的红旗，算是一个大批判专栏，在上面全文照抄一九七零年《毛主席的5.20庄严声明》，那上面全是毛主席的话，不针对公社的任何领导人，让谁也挑不出啥毛病来。 因为我们工地上的所有人，都和这位民兵连长的想法完全相反。民兵连长感觉到他在山上的工地里太受孤立。就找了一个借口下山了。几天以后，公社工作组派来了一个政工干部。在工地上组织开会。他在会上提出了和那位民兵连长大体相似的方案。我们这才明白，那位民兵连长老兄，是到山下搬兵去了。这位政工干部的方案，在山上的工地里，受到所有突击队员的强烈抵制。我还背着汪乡长干了一件淘气的事。 那天中午，我切了五六厘米长一截的导火线，用烟头点着以后，扔到这个政工干部的后脚跟，导火线冒着蓝色的烟雾，喷发着红色的火星，发出嗤嗤嗤的响声。把这个政工干部的魂都给吓飞了。他立马跳将起来，抓着自己的小书包，慌慌张张地往山下跑了。那位民兵连长也在突击队员阵阵的哄笑声中，跟着那个政工干部下了山，一去不回了。 后来，杨社长和周部长来到了山上的工地，对我用导火线吓唬工作队政工干部的事情，做了严厉的批评。同时也提出了公社领导的正面意见。 1、工地的机构可以按找事情发展变化的需要合理分配和调剂劳动力，以及物资的合理配置。绝对不能按基干民兵排的编制做硬性规定。 2、大批判的事情，有工地上的几个知青负责，搞个大批判专栏。上面的文章，不要针对任何人。抄几段主席语录。多写一点鼓舞士气的标语，政治工作还是要要的。不能说取消政治思想工作。 3、以后不要再议论工作队的政工干部，谁在背后乱说话，都不容许。 工地开工之前，汪乡长带着一个木匠，拿着一个罗盘和水平仪，还拿着一个装满水的洗脸盆，利用水平仪控制标高，找到了基点坐标点。再从基点转几个焦点，确定了这个隧洞的主轴线，最终确定了隧道的长度。在每个焦点都做了重要标志。 进洞以后，汪乡长又在山下找来了几个木匠，利用山上的树木，看到以后直接制作成木轨道。首先利用木轨道来运输从隧道里逃出来的土石方。其次是利用木轨道控制隧洞的地面高程。其三是木轨道来控制隧道的中心。人站在隧道里面的中心距，能看见洞口的坐标控制点实在中间。那就说明。施工在正常进行。如果人站在隧道里的中线上，发现洞口的基准点不在中线位置，就说明隧洞打偏了，必须赶快修正。 汪乡长每天都要在工地的两面山坡上，爬上爬下好几次，到隧道里来检查隧道，水平高程和中心轴向是否出偏差，严格控制我们打炮眼的布局和数量。几块合理地调整劳动力配置。他每天的工作量比我们大得多。他留的汗水只会比我们多。 另外还要组织那些木匠，随着隧道不断地延伸，在隧道深处支护支撑木架。确保施工人员的安全。 工地上的事情那么多，只有汪乡长一个人是专业管理干部。他一直总在观察山上工地里的每一个人，尽可能利用每个人的长处，恰如其分地安排每个人的具体工作。能让每个人都尽可能愉快地完成自己分内的事情。 山上工地那么多的事情。不论大小，都是汪乡长一个人在精心管理。汪乡长顶着那么多的压力，一直在尽职尽责地完成着每一天的施工组织生产活动。来山上工地的人，都是山下各个生产队的农村社员。一无技术。二无经验。还要协调工地上所有人之间的团结问题。也真够他操心的。从早到晚，他为了工地也真是有操不完的心。 工地上困难不少。特别是物资奇缺。进山的路经常被山洪冲毁，造成工地上缺粮缺爆破材料。严重制约工程进度， 赞 (散文编辑：江南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