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九年的一月二十一日我登上了从北京直达铜川的知青专列。经过一天一夜的行程，列车缓缓地停靠在铜川宜古村火车站。

到达铜川已是傍晚。狭小且破旧的车站一下子来了上千名插队学生，拥挤、混乱，嘈杂的场面就可想而知了。接站的工作人员费了好大的力，才把人群疏导开。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我们步行来到附近的一所中学。

校门是用红砖砌的方形立柱，两扇敞开的大铁门挂在立柱上。也许走的匆忙，没有留意校牌挂在什么地方。入住之后才知道那儿是铜川市第二中学。学校面积不大，正对校门的是一栋四层教学楼。离教学楼不远的地方有一处水房。

学生放寒假了，闲置下来的教室被用来做为我们临时休息的地方。教室内的桌椅板凳已被清空，用草甸铺了几行地铺算是有了睡觉的地方。我放下行李，躺在地铺上真是舒服极了。

夜幕降临，街道上的路灯很少且昏昏暗暗。

黑压压的天，黑洞洞的山。世界仿佛瞬间变得狭小了。

简单的洗漱后，怀着对陌生地方的好奇我走出了校门。

铜川市是个煤城，它沿川道而建。一条马路从东到西贯穿于整个城区，其长度不足十公里。这也许是我见到的最小城市。街上没有汽车行驶，就连自行车和行人都寥寥无几。沿街那些低矮的平房一间挨着一间，偶尔会有几座不高的楼房出现。三、四层高的楼房当时在那儿就算是豪华建筑了。走了半条街发现所有的店铺都关门歇业了。

夜深人静，看着窗外那些闪闪的繁星不知不觉中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九点左右，几十辆披着绿色帆布蓬的解放牌大卡车依序停靠在马路边。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按照分配名单，大家分别上了不同编号的大卡车。车内没有坐的椅子或板凳，只能站在车厢两侧，手紧紧地拉住车帮，以防在颠簸中跌倒。

汽车在寒风中出发了。站在车厢里看着从眼前飘过的市区渐渐远离，荒芜的山坡，冰封的小溪，不大的村落不时的从眼前闪过。

金锁关是铜川至黄陵、延安的必经之路，金锁关也是关中的北大门，从地形上看，金锁关有三座山，呈“品”字形鼎立。它山势险峻，自然风光独特，自古就是个“襟喉要地”。车从那里经过时它的自然状态还是吸引了我。虽说是寒冬，山上的青松却翠绿依然。山涧的小溪虽已结冰，但蜿蜒流淌的踪迹仍清晰可见。

汽车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又行进了一个多小时后，终于到达了终点——偏桥公社。车停在百货公司门前的街边。县里和公社组织的各村老乡都在那儿等候我们的到来。

苏家塬队派了几名年轻力壮的社员来接我们。他们牵着毛驴拉着架子车来到我们乘坐的卡车边，把十几个沉甸甸的箱子摞在架子车上。

陕北的架子车不像平原地带农村的大车那样，是用牲口驾辕和拉套。他们是人驾辕，毛驴拉套。一声吆喝，出发了。我们跟在他们的后面步行，走向了苏家塬村。

沿公路走了几公里，在一个半坡地段进入一条土路。说是路，有点夸张。其实就是一条便道。它不是人们专门修的土路，而是几十年人们进进出出，走的人多了自然形成这么一条道。弯弯曲曲的道、坑坑洼洼的路面，架子车走在上面来回摇摆。驾辕的“车把式”一个没注意架子车侧翻了。箱子滚落在地上，好在没有伤着人。重新装好后继续前行。

离村口越来越近，在远处隐隐约约的看见有人影在动。走到近前才看清楚那是一些迎接我们的社员。

“欢迎北京知青到农村落户！”

“向贫下中农学习！”

在一阵阵热闹的欢呼声中乡亲们把我们接进了村子。

苏家塬村不大，人口不到百人。村民住的是土窑洞。窑洞依山而建。在山坡向阳的那面，村里从上到下修葺了几排土窑洞。每家窑洞前都堆放着一摞摞烧火做饭的柴火。窑洞里不时有青烟冒出。

村干部带着我们来到最下层那排窑洞。那是一个不大的小院，里面有四孔土窑。队长告诉我们那就是安排给我们的住的地方。正对院门的那间是给男生住的，靠右边那间是给女生住的。

窑洞的木门打开着，里面有几个中年妇女正在忙碌着做饭。窑洞里有些昏暗，右边是一个土炕，和土炕相连的是一个灶台。灶台上架了一口很大的铁锅。灶膛里噼噼啪啪的烧柴声不时的传入耳中。从灶口处映出一片红光。红光照亮了烧锅的妇人，只见她一手拉风箱一手不停的往灶里添柴。不大的功夫锅开了，切好的面扑通扑通的进了锅。

那天队里特意派人给我们做“油泼辣子面”。时至今日“油泼辣子面”也是陕西的名吃。尽管我们没有吃辣子的习惯，但乡亲们的那种盛情还是让我非常感动。

陕北的一月是冰封的时节。土窑洞内的温暖却让我们感到一丝温馨。在我们吃饭的时候，乡亲们一个个无声无息地走了。

一间窑洞、一个土炕、一口铁锅、一堆柴火还有一张大面板，这就是我们的“新家”。

原来在北京有的自来水、电灯、煤气灶，现在都没有了。就连最不起眼的煤球炉子也没有。

后来，渐渐地明白了。从户口迁出的那一刻起，我们身份的就变了。我们不再是城里人了。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准农民”。

一晃在村里生活了几个月。当初队里给我们准备的面粉就要吃完了。以后的一切都得靠自己解决。

砍柴、磨面是当时生存必须做的两件事情。

有一天轮到我去饲养室借牲口准备磨面的事。

生产队穷养不起马就连骡子都没有。只有五头驴，能干活的有四头，另外那头是半岁的小毛驴。

饲养室在村头的老槐树下面，看见我来借驴饲养员郝家二伯说就剩下“四十万”了。“四十万”是村里一头老毛驴的雅号。据说那头驴是五十年代初村里花四十万买回来的。（五十年代初的一万块钱兑换后来的人民币一元）。驴的寿命就二十年，掐指一算那会儿“四十万”已经十七八岁，其实它早就该“退休了”。没办法，谁让它摊上一个穷山村呢。

“四十万”老了，走路慢慢腾腾。我牵着“四十万”晃晃悠悠的走出饲养室。

几个女生已经把麦子、磨面的罗都准备好了。我牵着“四十万”进了磨房。它很听话，默默的站立在石磨旁任凭人们的摆弄。

驴老了皮毛没有了光泽，原本竖立着的耳朵也向后耷拉着。眼角上还残留着灰白色的眼屎，无精打采的眼睛半睁半闭。给驴带好眼罩后，“四十万”在吆喝中抬起驴蹄拖着沉重的磨盘艰难的走着。

磨面是一个粗中有细的活。磨面前得把事先准备好的麸皮倒在石磨上，目的是把磨盘里面的杂物清理干净。接下来才把用水浸泡好的麦子倒在石磨上面。磨盘上有两个漏孔，麦粒随着磨盘的转动被碾碎，像雪片一样纷纷落在磨盘的平台上。当破碎的麦子堆满半个平台时，就得用簸箕撮起，然后倒入罗中。磨房里有一个长方形的敞口专用木箱，木箱内鑲有木制轨道，把筛面用的罗放在轨道上前后推拉，面粉透过密密的罗网落在木箱里。剩在罗里面的残渣再次到入磨盘，循环往复的去磨直到只剩下麸皮为止。磨一斗麦子大约要用两个多小时才能完成。

“四十万”老了，走不动了。不论你怎么吆喝，它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看着这头可怜的老驴，就由它去吧。  半个时辰过去了，“四十万”缓过神儿来，又抬起驴蹄又开始了它新的征程。

一阵阵西北风呼啸着刮了过来，土窑洞那两扇破旧的门被吹得吱吱作响。风带着哨鸣声透过门缝进来了。我们几个人蜷缩在土炕上拉开被子紧紧的裹住身子。

纸糊的窗子挡得了风却挡不住寒，唯一可做的就是给土炕添柴加火。风在吼，风在刮，灶火越烧越红。

坐在炕上看着灶台那红彤彤的光亮变得黯淡下来的时候，就知道又该添柴火了。木柴不耐烧，干柴很快就被烧完了。剩下的只有砍回来不久的新柴。新柴水分大送进炉膛便是一阵噼噼啪啪的燃烧声，燃烧的柴火又给窑洞里添了一道明亮的红光。

在冰冷的窑洞里，最能安慰人的就是这红红的火光了。

这时又刮起一阵西北风，风旋转着袭来。原本放射红光和热能的灶台，突然变成一个偌大的烟囱出口。浓浓的白烟瞬间弥漫了整个窑洞。我们被熏得眼泪外流。几个人赶紧下炕，有的去开门，有的去堵灶眼，一阵忙活。风走了，灶里的柴火又重新燃烧起来。

又是一年西北风刮起的时候。去老乡家聊天取暖就成了常事。

民兵连长老郝家离我住的地方很近。爱说爱热闹的他，就喜欢有人来和唠家常。

他家的窑洞收拾得很干净。门缝糊的很严，风吹不进来也屋里也就没有那么冷。他家除了烧得热乎乎的土炕外，在炕边还摆放着一个脸盆大小的火盆。

火盆、火炕给这间不大的屋子，带来了春天般的温暖。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火盆。老郝见我好奇，便告诉我，火盆是苏家塬冬季必备的东西。火盆是用泥做的，一般在秋天制作。先取来上好的黄土，把麻铰成一寸多长的小段，然后和黄土放在一起和成泥。泥和好后，放上几天，不时的往上淋些水。做这些都是为了让泥不开裂。泥醒好后，取来一个大小和深度都合适的瓦盆，倒扣到地上当模具。把泥反复摔打拍成片，然后一片一片的往瓦盆上贴，厚度大概在三厘米左右，直至把瓦盆包严。然后把它放在阴凉处阴干。干透就可以取出裹在里面的瓦盆，再把泥盆放到阳光下二次晒干。这样一个火盆就算做成了。

火盆烧的是碳或枯树枝。

冬天，做完饭，趁灶膛里的火还没有化成灰烬，把它扒出来，放到火盆里，一家人一天的取暖就靠它了。如果晚上火用不完，还可以压实，第二天早晨把上面的灰倒掉，下面的火在充分接触空气后又是红红的一盆，是真正的“死灰复燃”。

火盆不仅可以取暖，还可以在火盆里烧土豆、烤馍。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今天坐在书房。看着窗外被西北风刮得来回摇晃的树枝、树干。又让我回想着土窑洞里的火盆、火坑。回想着当年的乡土乡情。那是一生都无法抹去的记忆，那是一幅淳朴的不能再淳朴的生活画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