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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乎只好乖乖地和儿子一起跟在队伍屁股后面熬太阳。焦虑不耐烦中我们老异想着如何另辟捷径，果然发现有人陆续从边上空道拿着门票进去，开始我们怀疑新加坡也有如国内一样的神奇后门。后来工作人员告诉我那是谁都可以购买的“优惠券”，只要化两倍价，就可以优先游玩。但是设计也很科学，并不是有了优惠券就一定比我们的普通券快，两支队伍是一批批交替轮流进去的，优惠券多了，也得排长队，当然比普通券是快多了。果然，两排队伍有序行进，没有一个人插队，更没有一个人抱怨游乐园和政府，最多也只能怨天怨地冤自己。而我们耐心一天排队下来，也玩了整整十二个项目。 这就是合理的新加坡特权，只要付出得多就会有相应的特权，但是这种特权也有规矩，是属于光明和所有公民的，而不属于黑暗和少数阶层。说到底，新加坡只是更从人性化考虑，给公民多了一种选择。此规矩貌似有金钱至上的嫌疑，但是其实也很好理解，就好比去同一个地方，你可以选择豪华轮船或者飞机，也可以选择普通火车、汽车，甚至自行车，各得其所。 新加坡是一个拥有很多民众特权的国度。 比如房子，在“居者有其屋”理念的指导下，新加坡人九成拥有自己的住房，逾八成居住在政府组屋中。当高昂的房价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只能仰望海市蜃楼时，新加坡大学毕业生却能在参加工作的几年内，就轻松拥有一套宽敞的住房。在过去的50多年中，新加坡政府建造了近100多万套公共住房，让住房率上升到了95％，人均居住面积约为40平方米。 取得如此成就，和新加坡政府对低收入民众提供的众多特权是分不开的。比如在房子这个民生问题上，谁的收入低，谁享受的定价特权就越优惠。新加坡政府兴建了组屋，按“按收入定价”原则开发，根本不考虑自身盈亏，更不会像市场价格那样大起大伏。政策规定，最低档收入以下家庭，可以享受租住和购买公共组屋的最大特权；中间收入家庭只能享受购买特权，不允许租住；高收入家庭则只能按市场价向私人购买，什么特权也无法享受。对于实在因为工资低而买不起房的穷人，政府还额外以折扣价出售组屋给现有租户，并且让租户都获得全额抵押贷款的特权。与此相配合的，是居民还可以享受公积金强制储蓄特权，每个新加坡居民的公积金帐户上，每月都会有33%的薪水强制存入，利息竟然是银行的4倍。新加坡的特权也很人性化，为了鼓励养老，又规定和父母买相邻的房子，就可以享受超值的优惠特权，这在国内可能想都不会想到。 如此林林总总的特权到了低收入手中，谁还会无聊地创造“蜗居”这个生僻词呢？ 当然特权不是随意的，更有严格的法规制约。一个买房者只有一次购买新房屋的机会，假如你把房子卖给其它人以后再去购买新加坡的房屋，在政府规定下你就只能买二手组屋了。还有一种制约就是如果你买了政府的房子，必须要5年以后才可卖出，以此来预防房屋倒卖。这与中国的一人多房，百人没房、万人炒房，形成鲜明的对比。 再比如车子，新加坡也效仿房子，确立了“行者有其车”的理念。在新加坡道路上，可以看到一种红牌子的“特权车”，这种特权车和中国横行无阻的特权车不同，其实是“限行车”。这种车子只能在周末、节假日、早7点前和晚7点后行驶，由于车主做出了牺牲，所以政府就给予价格特权——车架、行车证、保险费、养路费等均半价。如果车主有临时要在限制时间行驶，也没有关系，可以再购买一张特别通行证。如此设计，一举多得，既满足了穷人购车愿望，也拉动了内需，更有利于错时开车，缓解交通压力，最人性化的是没有用强制性的单方面剥夺车主权利去换取社会利益，而是用给公民自行选择的特权来换取社会和谐（如果对比国内城市所用的强制性限牌、限号政策，优劣顿现）。当然如果车主在非授权时间开车，对不起，请享受新加坡特有的罚款、坐牢等惩戒特权吧。 说起惩戒，新加坡是一个人所共知的泛道德化、极法化的国度。泛道德化就是把大量道德内容都写进法律,政府“什么都管”。比如禁止销售非医疗口香糖，禁止地铁上喝水，禁止在非吸烟区吸烟，便后一定要冲水，要在指定的过路处过马路，甚至不准家里裸身外泄……如果违反，都可能面临罚款、强制劳役等。极法化就是新加坡拥有世界上独树一帜的严刑峻法系统，特别是众所周知的鞭刑。虽然大多数外国人无法理解这些严厉的处罚和刑法，但是新加坡人却非常认可，他们认为重罚可有效遏止犯罪或破坏性行为。谁也不敢不排队、谁也不敢乱抽烟、谁也不敢乱摆摊、谁也贪腐……鞭刑是新加坡最具代表性的刑罚，要求一鞭子打下去就皮开肉绽，疼痛难忍，而且不能有任何减免，必须执行。但是就是这样严厉的鞭刑，民众也可以享受各种特权。比如患高血压或心脏病等疾病的犯人可享受鞭刑豁免特权；比如男女同罪，女犯只判监禁，可享受鞭刑豁免特权；再比如打完一鞭，一旦发现犯人不能承受下一鞭，便可享受暂停3个月再打的特权。 新加坡民众对自己的好习惯都很自豪，也确实，能让占75%的华人以及全世界不同肤色的移民都等在一个地方老老实实地接长龙排队，可不是满街遍市、严正以待的警察之功（新加坡马路上没有一个警察），管理天堂的名号，靠的只是特权和鞭刑两项，也就是人性自觉和法度他律的相得益彰，而维系二者的就是“公平与诚信”这对孪生兄弟。 因为，新加坡民众心里都清楚地知道，特权也好、惩罚也好，都不是个体能够享受或必须承担的。新加坡的好习惯，来自于长年累月积累起来的极端正强化和极端负强化的平衡与制约。如果一个人做一件事得到好结果，被奖励了，他就倾向于再做，这叫正强化。如果一个人做一件事得到糟糕的结果，被惩罚了，他就倾向于逃避和不再做，这叫负强化。这就是新加坡式管理创始人李光耀先生的“儒法合治”模式。 郑永年说，李光耀是用西方制度去实现儒家价值，有一定道理。李光耀式的儒家治理侧重于人性化和道德化，也就是在政策上倾向于让弱势群体享受人性化特权，最大限度地拉近阶层间的贫富差距和心里距离。这样人性化的管理从红绿灯杆上设置行人手动按钮最可见一斑，这一举措让所有行人都自觉成了交通警察，享受到了作为城市主角的心理特权，从而避免了司机有人无人，都得等红灯，减少高峰堵车。当然这种特权，是建立在政府对民众的信任以及民众自身的素质自律两个基础之上的——只有真正从民本出发，用“公平和诚信”这对温柔的眼睛，去细致入微地体察解决百姓生活，才能设置出一套创造和谐与美丽的底层特权。 当然，李光耀知道，建立在人人自觉基础上的儒家治理方式是不彻底的，所以他又设置了一整套极为严厉的法家治理方式，用极端惩罚性制度来禁锢道德和人性的弱点。由此他也获得了1994年的搞笑诺奖心理学奖。颁奖理由是，作为杰出的负强化实践者，李光耀坚持连续30年在新加坡300万国民身上研究，对“争吵、嚼口香糖、喂鸽子”的行为施以惩戒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但是话又说回来，惩戒也是要建立在民众认可的基础之上的，否则就会变成邪恶的暴力被人民推翻。这一点上新加坡民众对政府是信任，甚至是佩服的。 忽然想到《晏子春秋•杂下之十》中的一句话：“婴闻之：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作为华人故乡的尚礼崇儒大邦，为什么几千年来一直把玩不好的“特权”这个人见人爱的尤物，到了弹丸之地新加坡却被和谐平衡好了呢？难道真是黄种人生于淮南与淮北的地理差异吗？亦或是统治者当权者从根本上不愿直面民生，曲解了“特权”两字本意，宽容了“法度”两字界限，从而把“特权”给错了对象？把“法度”变成了可以随意撕贴的护身符所致？ 最后，容我略动老杜诗句作为结尾吧：“安得特权千万件，大庇天下寒民俱欢颜”。因为毕竟最朴素的心愿是古今一同的。 赞 (散文编辑：滴墨成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