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教育实践活动中查处的案例来看，“红包”的来去，是有明确目的和方向的，那就是追着权力跑、瞅准资源上，集中在权力部门、实权岗位。比如金融、医疗、能源等监管部门，以及部分地方领导班子，往往是“红包”问题的重灾区。因为这些部门和干部，要么手握审批权，要么掌控大量资源，要么拿着“官帽子”，把“红包”作为润滑剂和敲门砖，成为许多人靠近和腐蚀权力的惯常方式。
　　
　　既有人情的幌子，又有寻租的空间，还有诱人的利益，官场红包的送与收之间，表面上是“意思意思”“表示表示”，实质上也是一种进行权钱交易的腐败行为。在一些地方和部门，红包成为了一种潜规则的符号：不跑不送，干不成事；又跑又送，一路“畅通”。这种潜规则一旦大行其道，不良政治生态扩散开来，就会形成畸形的“红包文化”。被通报的案例中，“红包”被梳理出了保护费型、蛀虫型、借机敛财型等亚类型，折射出权力失范、私欲膨胀、监管缺失等深层次问题。
　　
　　另一方面，也应清醒地看到，“红包”现象积弊已深，治理起来并不容易，更不那么简单，还面临各种考验，深层次的症结还有待于进一步破解。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指出的，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活动收尾绝不是作风建设收场。治理“红包”问题，既要继续查处个案、严肃法纪，更要进入制度化、常态化的轨道。“红包”说到底，是不良政治生态的产物。只有加强监管，扎紧关住权力的制度笼子，不断封堵寻租空间、权钱交易的渠道，让权力运行透明化、法治化，才能持续净化政治生态，推动由“不敢腐”向“不能腐”“不想腐”的转变，这无疑是釜底抽薪的治本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