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在一些开发区的街道或公共小区的拐角处，看到一些用手推车做成的烧饼摊子。我也是一打工仔，虽然有时感觉此类摊子所卖的食品不太卫生，但偶尔也跟朋友一道，做乐了买点尝尝。据说，这种烧饼就叫某大郎烧饼。然而，让我泄气的是，在黄色的烧饼袋上，竟然写上这样的广告词“某大郎烧饼——中国比萨”。
　　我记得有次看过一篇文章，讲的是《道德经》。文章倒是不错的，但却在题目上豁然地贯上——《道德经》一本中国圣经，看了之后，觉得心中总有些不适的感觉。
　　我不敢说这位朋友崇洋媚外，那是不公正的！他旨在于弘扬《道德经》，推销中国文化。但有一点，我对他假用圣经为题，颇有些意见。觉得，道教做为中国传统国教，《道德经》显然是无可比拟的，犯不着拿着《圣经》来贯名！这让我想起一句中国话——何苦呢？
　　是的，这是何苦呢？在这里，让我们先讲讲某大郎烧饼与意大利比萨吧！
　　传说，马可波罗来到中国，吃过一种北方烧饼。后来，他想起这种烧饼就想吃。于是，他请中国人教他这种烧饼的做法，并且把他融入到航海生活中。后来，这种北方烧饼的烧制方法，传到意大利——就是现代比萨饼的由来。
　　当然，这种北方烧饼是不是某大郎烧饼，这个故事并没有说。然而，马可波罗来到中国，那可是大元朝的事了；而某大郎烧饼，却自北宋之前就有了！因此，若比久远，意大利的比萨，根本和某大郎烧饼没得比。再者，如果这个传说有据可考，那么，中国的烧饼，就是意大利比萨的始祖。
　　今天，当意大利比萨在世界各国风行时，中国的北方烧饼却还在民间冷落，并且举步维艰。这还不是最关键的关键，更为可笑的是，把某大郎烧饼说成中国比萨，那真是把爷爷当孙子养，是件丢人现眼的大事。
　　而把《道德经》比做《圣经》，就年份来讲，《圣经》确实早于《道德经》，大概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开始编撰。而老子的生活时间，是在公元前571年至471年间。因此，《道德经》晚于《圣经》，说《圣经》比《道德经》老大，自然无可厚非。可关键是，把一部中国人视为国教的书，借用“圣经”来显摆，确实大为不必！
　　个人以为，论说《道德经》就论说《道德经》，何必要拿西方的《圣经》来贯名捧场呢？既然我们说的是国粹，则更应该站在中国的立场和文化角度上来考评。把一部古经，说出中国的味道来！
　　这里还有一则官司，打的是葡萄酒是不是土特产的问题。于是，律师用一句唐诗作为引证，说葡萄酒原来就是中国的土特产！为何？君不见古人吟：“葡萄美酒夜光杯”，中国唐朝以前就有葡萄美酒。那么请问，是中国人的葡萄酒久远，还是法国人的呢？
　　做为一个有着古老文化的国度，能让我们挖掘的文化，实在太多，犯不着拿西方文化来说事。当广告和信息不断刺激经济时，一些洋玩艺儿不断取代我们的民族文化。人们说的想的，都是人家如何如何发达，而不考虑这种发达来自何方？为什么发达？
　　中华民族曾经有过辉煌的昨天，也有过苦难落后的近代史。但是，很多人却不思想，为什么我们会落后？一个原本辉煌的民族，为什么会堕落到让人欺凌的地步？当我们面对外界事物，从向往、接触、接受、相融、到最终可悲地被俘虏并被取代，这种过程体现在民族性不够坚强之上。
　　诚然，民族世界化，地球同村化了！但做为一个有着古老文化的民族，我们更应该理解自己的民族文化。如何保持古老的自尊，如何发扬古老的传承，我们的经济思想，不旦要改革开放，也要继承传承。当西方人惊呼中国人口入侵时，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入侵的只是人口，而精神和文化却让别人同化、甚至奴役了？
　　就算经济开发融入国际轨道，我们还是要站在民族基点上，没有必要出现“某大郎烧饼——中国比萨”这样的广告词。如此，确实崇洋媚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