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地分居”这个词，对于上了年纪的人并不陌生，计划经济年代，是个人都要有个单位，没有户籍等同于逃犯；调动工作之难，致使夫妻分居现象相当普遍。后来总算是有了“分居两地不人道”的观念。然而现在，数千万的留守儿童与父母分隔两地，其不人道更甚于夫妻分居。人道灾难或许会在若干年后显现。
　　
　　有调查资料显示，由于父母长年累月不在家中，他们也很少与父母有联系，而占绝对大比例的隔代教育又有诸多不尽人意处，大部分留守儿童得不到该年龄应有的关爱，致使他们心理、生活和学习都受到前所未有的境遇。变得脆弱、敏感、孤僻、封闭，甚至冷漠和自卑。
　　
　　虽然上至国家主席、国家总理，下至社会各阶层，对日益凸显的留守儿童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关爱，但外部条件毕竟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外因，外因最终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家庭教育是伴随人一生的终身教育，其与生俱来的天然性、亲子沟通的情感性、潜移默化的渗透性的特点，决定了其在人的成长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良好的家庭教育是儿童健康成长的重要基础。因此减少留守儿童是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治本之策。
　　
　　那么如何从根本上减少留守儿童呢？我们不妨先看看留守儿童的成因，“留守儿童”是指农村流动人口（其中80%左右是农民工）在户籍地以外谋生时，把其未成年子女留置在户籍地而产生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农民工是农村留守儿童父母，他们为什么让子女留守？为什么当留守儿童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时别无良策？根本原因是他们本身面临种种生存的压力。目前，我国耕地面积仅存18亿多亩，按农村现有劳动生产力水平和生产规模进行推算仅需1.5亿劳动力，而现在农村约有劳动力4.98亿，剩余农村劳动力近3.5亿。随着城乡一体化的推进，这部分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要源源不断涌进城市。从而产生越来越多的留守儿童，留守儿童已经演变为一个社会问题，这一问题还表现了普遍性、长期性、复杂性、严重性、个案性行等等特点。如果用农民工的生存困境分析农民工的经济、社会现状与存在的问题，可以认为，农民工是不得不与其子女分离，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但，笔者固执地认为，这只是次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些过剩的农村劳动力缺乏文化的支撑、智力的支持、眼光的引领，更重要的是思路的导航。俗话说“思路决定出路”。如果这些过剩的劳动力有人去引导，鼓励其立足农村，走养殖、种植等创业致富的路子，从而以创业带动就业，将会大大减少涌入城市的农民工，越来越多的儿童也就不会沦为留守儿童，越来越多的家庭将会合家欢乐，提升幸福指数。
　　
　　虽然国家对农民搞养殖、种植等创业者出台了一系列扶植政策，甚至提供无利息贷款。可我们的农民兄弟姐妹还是感觉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还是感觉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不惜背景离乡、别妻离子，到城镇从事与城镇主流职业相分离的职业，甚至是从事当地劳动力所不愿意干的粗活、重活、脏活。究其根源所在，一是因为我们一些农村干部、领头人的不作为，天天想的不是如何带领乡亲们怎么致富，怎么把村子的各项建设搞好，而是整天想的是如何为自己捞好处，甚至有个别村官利用职权制造假凭证申请国家对农村的扶植款，以及小额低息贷款。然后把这些资金拿去放高利贷。二是我们一些农民妄自菲薄，总感觉自已是最底层的人，所以要不惜一切代价往城里钻，打工挣钱，想以此改变自己或孩子的将来。殊不知却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诚然，农民工是新时期的劳动大军。他们对国家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但，如果我们不去控制农民工数字的增大，必然导致留守儿童这个群体的日益庞大，越来越多缺少家庭温暖和家庭教育的留守儿童群体，将日益具有严重的社会影响，因为他们成年后将构成一个特质的社会阶层。留守儿童问题最终损害全社会。
　　
　　推进城市化建设，实现城乡一体化，并非只有让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不断涌进城市这一种办法，如果我们的政府职能部门，我们的村官们能很好引导、帮助和带领农村过剩的劳动力，积极行动起来，立足自己的“阵地”，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以厚重的大地为根基，不光要“走出去”更要“引进来”，围绕种植、养殖以及农副产品的深加工等作文章，以一个品种带动一个产业，一个产业致富一方百姓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我们的农村不愁不发展，我们的农村不愁不富裕，我们的农村不愁不城市化。
　　
　　如此，我们的农民兄弟姐妹就会越来越不要背井离乡，我们更多的农民工家庭将会越来越多地回归传统的生活模式，我们祖国的花朵、我们祖国的未来就不会因家庭教育的缺失而成为令人担心的下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