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叶而知秋。
　　从立秋的那一天开始，接连几天的时间，秋风来了，秋雨来了。秋风赶走了夏的高温闷热，给人们送来了凉爽。秋雨洗涤了夏的烦躁，象甘霖一样滋润着大地，给人们送来了惬意。人们的汗流得少了，空调开得少了。老人和小孩穿起了秋衣。人们的生活和生产开始告别夏，转入到秋的阶段。仿佛是天遂人愿了。
　　世间的万物都是循着季节的自然规律生长，发育，繁茂，成熟。人的生活和生产活动若是违背了自然规律，那是要遭到报应和惩罚的。
　　一粒麦种能长出一株麦苗，一株麦苗能长出一串麦子。在田亩的一角挖一个深坑，如两平米、齐人腰深的坑。坑下面放进很厚的粪，上面堆放很厚的麦种。这样算起来可以收很多的麦子。我们今天读到这样的故事觉得这种做法是很愚蠢的，可是，在那个时代，这样的做法比比皆是。我不是那个时代的人，在我的印象里是从一本书上读到的。这样做的结果是失败的。原因是忽略了合理密植的自然规律。还有，那时候的大办钢铁。每家每户都得交出铁来，要得生铁打破锅也在所不惜。无论是山上还是平原，到处可见土法炼钢铁的大锅大灶。好多树被砍光，用做烧柴炼钢铁。多少时间钢铁产量赶上并超过苏联，多少时间赶上并超过美国。这样做法的结果又是不言而喻的。这样的事例我也是从书本上读到的。
　　人类早已尝到了破坏自然生态和破坏自然环境带来的恶果。全球气候的变暖，厄尔尼诺现象和反厄尔尼诺现象都是人类破坏自然环境和自然生态的结果。
　　人不可逆天行事。“人定胜天”这个命题在当时很具魄力和胆识。在现在看来其实是一句很空洞和一厢情愿的口号而已。完全可以改为“人定顺天”。
　　二
　　人的自知要象落叶知秋一样。用我们群众的话说就是：人贵有自知之明。一个人，对自己的身份，职业，责任，义务，份内事，份外事，该做的事，不该做的事，都得有一个清晰明确的概念。否则，难免过于盲目。那么，过于盲目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过于盲目的人和人类破坏自然规律和自然生态一样，难免吃亏不讨好，难免作践自己，浪费自己。虽然，到至今我对“性格决定命运”这个命题不抱肯定的态度，但是，这为人处事倒是很值得研究和学习的。为人处事的经典著作和话语就数不胜数了，连少林寺的佛教高僧昙宗都说：“要学狮子咬人，不要学韩卢逐块。狮子咬人是为了生存，韩卢逐块是白费力气。”电视连续剧《少林寺传奇之十三棍僧》。“狮子咬人，韩卢逐块”出处——宋•释普济《五灯会元》。我反思自己的过去，我学狮子咬人远远不够，我象韩卢逐块一样，不仅仅是浪费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而且适得其反。
　　三
　　曾经的我爱写新闻稿，也发过不少豆腐块。报社或者电视台或者是广播电台的通讯员是个什么职务，整个就是一个草根。通讯员出去采访远没有记者吃香，没有那样的胃口。我曾经只有《洪湖日报》（县市级）和《荆州科技报》（地市级）的特约通讯员证。《荆州日报》（地市级）、《湖北日报》只是署过通讯员杨远煌，根本没有通讯员证。今天署你的名字就是通讯员，明天不署你的名字你就不是通讯员了，值不了几个钱。当然，真正想发新闻稿完全可以不在乎是不是通讯员，只要你有实力，只要是你的新闻稿是新闻媒体急需的。不过，象我这样的乡镇的通讯员很多都是想方设法吹嘘干部，吹嘘政绩，然后通讯员得好处。有的通讯员由部门写进了镇机关，成了行政干部。有的在部门捞得一官半职，弄得一个长字号，等等。而我刚好相反，不是利用“通讯员”来为自己谋得好处。我的父亲劝我：“扯得顺风旗，落得就肉吃”，我没有照着做。我的义父劝我：“多写发正面报道会对你有好处的。谁谁正面报道发的多，人家称他记者前记者后的，吃香的，喝辣的。”我没有照着去做。我却专写些如我的义父所说的“鬼打架的东西”，即批评报道。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近二十年前，我的孩子开始上幼儿园。那时候，老师们的工资都不是上面发，而是找学生收。一个幼儿园孩子一学期的学费得五百多元。一个初三学生一学期的学费七百多元。平常还收这费那费，高的不能再高了，很多家长不堪重负。家长们诉求无门。我则在报纸上先后发表《寒假前两天索款五十元》，《学生在校安全令人忧虑》，《希望学校不再是商店》，等等。很多家长听说我爱写批评报道，纷纷来求我写发学校的高收费的情况。我不顾孩子在学校读书，我自己花时间和精力写稿，我自己花钱寄稿。我写的关于学校高收费的文章在《湖北日报》发表。我还对焦点访谈写过信，反映学校的高收费的情况。镇小学先后有两任校长几次上我的家门，邀请我上馆吃饭，我不肯。要给我的孩子减学费，我不答应。我说，是为了所有的学生，不是为了我的一个孩子。结果呢，我的孩子从幼儿园一直到初中三年级，几乎每一个老师都给小鞋我的孩子穿，总是坐在最后一排的座位，总是受到老师的冷落，受到同学们的讥讽。有的同学当着我的孩子的面说我把学校告了。我的孩子的学习成绩本来算可以的，学习很卖力的，品行很端正的，这些都决定不了孩子的命运。正如很多老师所说的那样，不管是学生本身多优秀，老师想把学生的成绩教好提高不容易，要想学生的成绩差那太容易了。由于我的孩子一路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到了初中三年级，孩子发展到了忧郁症的边缘，经常自言自语，晚上休息不好，上课注意力不能集中，其学习成绩成直线下降，一路下滑，前途就非常渺茫了。中考只考上了公立高中的最低的学校，按照社会上很多人的预计，至少是县市二中的，结果完全出乎很多人的预料。虽然，现在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情况算是正常了，但是，我们付出的代价那是相当的大了。要说性格决定命运，那是父亲的性格决定了孩子的命运。由于我为了众多学生和家长而得罪了学校，孩子没有受到公正的待遇，导致孩子没有发挥出自己的潜能影响了孩子的前途和命运，然而，花的代价由我自己买了单，只有我自己为孩子感到惋惜，还有谁来替我负这个责任。
　　四
　　曾经的我中“纯道德”的毒太深。“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些命题本身何错之有，错的是这个时代。最应该最能够做到的社会群体都把这些个命题不当回事了，拼命的利用手中的权力牟取私利。国人早已自私自利到了极端。而我居然自己花钱花时间花精力为民鼓与呼，甚而至于险些把生命都搭进去了。
　　乡镇兽医站的日子并没有随着新世纪钟声的敲响而好过起来，兽医站不仅是个穷单位，兽医的本职业收入反而减少了一半。然而从兽医站里的兽医的身上是看不出忧患意思的，他们稳坐钓鱼台任凭风浪起的一副架势。兽医站实行的是“划片行医”的管理模式。兽医把兽医站分给他们的片面当成了自己的“责任田”。所谓“划片行医”，是指兽医站将本镇的所有村根据兽医的多少，分为若干个片面。一个兽医管一块片面。“划片行医”在一段时间内起到过积极的作用。每一位兽医得自己掌握各项兽医技术，片面专人管理，责任到人。可是，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农村家庭养殖业的发展，几十年的“划片行医”一贯制渐渐的显示出弊端，因为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干好干坏一个样。很多群众觉得兽医难找，很多兽医把自己的“责任田”没当回事。服务态度和服务质量不能令群众满意。我开了饲料销售门市部之后，很多群众上门来找我为他们服务，我不敢跨片行医，我的技术优势发挥不出来，不能多劳多得。我反对“划片行医”。我觉得“划片行医”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了。
　　兽医这个职业是个很传统的职业，历史上就有“一个白虎守一个滩头”之说和做法。直到当代，很多兽医仍然抱着这个旧的江湖理念不放，这就是兽医为什么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的原因。那么打破兽医“划片行医”的路子其难度就可想而知了。
　　群众对兽医“划片行医”的不满则表现在自己愿意找哪一位兽医就自己去找。可是，很多次，很多群众被我拒绝。时间一长，我已再无法拒绝群众。因为很多群众来我的店里买饲料和兽药就是冲着我的技术而来的，就是希望我去上门给他们服务。为了避人耳目，白天不去晚上去。当面不去过后去。人注意的时候不去，人疏忽的时候去。可是，时间一长，还是有其他兽医察觉到了，便到所谓的领导面前去告我的状。领导也极力的维护那些个兽医的利益，处以我划款，逼着我写《承诺》。一句话，就是要我再不去别的兽医片面为群众服务。群众是不管这些的，他们还是爱来找我。我只好要群众将猪、牛等弄到我的门店来，我才能给群众服务。即使是这样，其他的兽医和兽医站的狗屁头头也反对我。说什么我的兽医医药箱都不能放在我的店门口。他们真是太过分了。在一次兽医站的全站工作人员会议上，我提出了“为什么我不能在我的店门口为群众服务”的话。被参加会议的一位兽医站临时工突然袭击，用一个外面是不锈钢，里面是玻璃的茶杯砸向我的头部。我的眼睛的眉骨被砸伤，血流如注，我被打倒在座椅上。两个抬我出来的兽医的衣服都被我的鲜血染红。我住进了医院。后来外伤治好了，却落下了劳伤。每逢天气变化，眼睛的伤处比天气预报还准，里面疼痛。
　　我当天晚上就出了医院。我不顾伤情，我惦记着家里的生意。我愈恨“划片行医”这个体制。根据我的观察，兽医们是有预谋的，是想打消我打破“划片行医”的念头。我却倔强起来，立下宏愿：不打破“划片行医”的路子，我这一茶杯算是白吃了。我写稿。《猪牛鸡鸭何日能有选医权》先后发表在县市报，地市报以及省报上。虽然在群众中引起反响，但是，并没有撼动“划片行医”的体制。我继续的写，继续的发稿子。功夫不负有心人。中央电视台《事事关注》栏目组的编辑主任在新浪网读到我的稿子，并锁定成为《事事关注》栏目的新闻线索。随后，中央电视台派出两名记者到我的家里来进行了系列采访。中央电视台《事事关注》栏目终于播出了《猪牛鸡鸭何日能有选医权》的专题新闻，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地市政府畜牧部门和县市政府畜牧部门均制定出整改措施。从此，兽医“划片行医”坚冰已破。真是来之不易呀。
　　兽医“划片行医”体制的打破，对群众和兽医都有好处，群众可以选兽医，兽医不再和“责任田”捆绑在一起，兽医可以选群众。兽医对不尊重自己的群众完全可以拒绝为他们服务。可是，兽医都把我当成了敌人。兽医们望我死，望我的生意倒闭。我们镇兽医站包括我在内有两家兽药饲料销售店。兽医们都背后攻击我的人格和我所经营的产品，他们都暗地里帮助那位兽药饲料经营户。兽医们都不想站到我这一边，他们不仅本人不到我的店里买兽药饲料，还鼓动群众也不到我的店里买兽药和饲料。我的生意比起那家就差远了。群众不再请兽医难了，只是没有一个群众对我是感恩的，这个倒是无所谓。很多群众来找我，我都是尽心尽力为群众服务。群众很多心态不正常，有的巴不得少出服务费，有的甚至连服务费都不肯出。象这样的养殖户我完全可以不姑息迁就的，完全可以拒绝为他们服务，我却没有拒绝那些养殖户。还有养殖户居然利用我的责任心来捉弄我，耍我。有的养殖户听了别的兽医的挑拨离间的话而攻击我。我可真是自作自受。这可不是什么抱怨。有句话叫：多栽玫瑰少栽刺。如果你出钱请职业律师，职业律师都不肯做的事，我却无尝的替别人去做。对于兽医，我是栽了刺。可是，对于群众，我应该是栽的玫瑰，群众为什么那样待我呢？我不是自作自受是什么。纯道德的事情是没有人强迫我去做的，我是自愿的去做的。
　　五
　　很多家庭经济条件差的可以吃低保的没有吃低保。有的条件非常好的家庭吃了低保。镇民政办从来不公开吃低保者的资料。为此，我对省民政厅写过信。镇民政办主任来到我的家里，威胁我说，如果你再对省民政厅写信，我将动员派出所去掉你的户籍。
　　为了群众的利益，我对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写过信。对省畜牧局写过信。《监督岗牌也要钱》，《拿着邮政汇款单取不到款》，《黄家口镇放放管火爆》。等等。这些报道涉及到工商部门，邮政部门，公安部门。等等。这个镇的很多强势部门我都得罪了。有人说我的人格有问题，有人说是半转，是榳器，是夹生。评先进和优秀没有我。什么样的坏名声都有。我举报兽医站站长在兽医站国有划拨土地上面种私房赚钱，镇纪委书记说我是“诬告”。县市纪委信访科长说我“不妥”。有人还想动我的党籍。我还是写信到中央纪委。为了两个兽医站临时工的下岗养老之事，我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写过信。我还举报兽医站长乱收群众的钱。兽医站站长派来一个“红黑”两道的家伙，就是那个家伙有“红道”的职务，在某村当屙尿官的村长，说着黑话，办黑事，自称那一届镇党委书记是他家亲戚。他上我家的门来，威胁我说：“有能量让我关门做不成生意。”“有能量让我死无葬身之地。”本镇的一个社会混混【后来我调查到的】在晚上匿名电话打电话给我，威胁我说：“要我不管兽医站的事【为我举报兽医站长找群众乱收费一事】，否则，别怪他不客气。”我的父母亲，我的义父，我的亲戚朋友同学都反对我写发批评报道。我没有听他们的劝告，一意孤行。我的岳母经常地说：“当心人家害你的孩子。”老人家为我的孩子担心受怕。我也曾问，这个社会究竟怎么了？其实不是这个社会怎么了，是我这个人怎么了。这个社会是很欢迎很能够容纳“乖人”的。所谓的“乖人”是指不得罪人的人，遇到谁都说奉承话，好话，吉言，遇到谁都笑脸相迎的人。只往怀里扒的人。可以说是“遇到菩萨就下马”，“碰到和尚喊姐夫”。即使自己的老婆和人家睡了，还说是老婆弄钱回来养了家。“乖人”也是没有骨气的人，没有血性的人。象我这样的人是不吃香的人，是寸步难行，连老婆孩子都深受我的害，讨不到半点好。我呢，看到别人的权益难以保障，就想到了自己的权益被侵犯。就想出手替人家帮忙，还觉得自己是“问心无愧”的，“心安理得”的。
　　“做人难”。我们很多群众都有这样的口头感慨。刘晓庆还发表了“做人难”的书面感慨。我的做人难就是我不知“秋”。我的思想和行动不能和这个社会同步，没有与这个社会和谐，与自己的身份很不相适应。我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做了分外之事。我要是随波逐流，那我的日子肯定好过多了。人生并没有后悔药。我并不后悔我所做的事情。人生是个不断总结进步的过程。而我要在总结的基础上倒退。我应该要知“秋”了，明白自己在这个社会上是个什么角色。我只是一鼠辈，平凡的小人物。我是个整日为稻粮谋，为了生存劳碌奔波的人，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自己的权益难以得到保障，受到侵犯。分外之事不该做的事情纯道德的事情我不想再做了，不能再做了。难道“贫者独善其身”，“个人自扫门前雪”就问心有愧了？！就不心安理得了？！我只想修身齐家，经营好自己的事，经营好家庭的事。我会过得很安逸，再不用担心受怕，再没有牛鬼蛇神上我的家门威胁我。就让我明哲保身的度过我的余生吧，我的人生已经到了秋天，春和夏就那样挥霍掉了。我再也经不起这样那样的折腾了，我的家庭家人再也经不起这样那样的折腾了。我相信，象我这样的人做好了分内事是对社会的最大贡献。
　　文//杨远煌/2014-8-24